文 / 吕嘉文
王莽乱政导致天下大乱，于是有绿林军、赤眉军等大小无数起义军兴起，汉朝宗室刘秀经过十几年艰苦斗争，终于再次平定天下，复归统一。
刘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太学，在军旅之中也不忘讲艺论道。即位之后，多方努力提倡儒术，这种风气影响了整个东汉两百年的历史，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读书人所表现出的激烈悲愤的殉道精神，未尝不是刘秀所培养出的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
西域在汉朝时是受汉与匈奴两个民族交互控制的一块区域，王莽之乱时，西域再次陷入匈奴的控制。东汉明帝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从匈奴手中夺回了对西域的控制权，恢复了西域与汉朝断绝数十年的关系。班超在西域三十年，凭借个人智慧、勇敢与毅力，使西域五十余国重新归附汉朝，是空前的伟业，班超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东汉自中期汉和帝起，国家政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外戚宦官之祸”：皇帝年少，外戚秉持国家权柄，皇帝年长，与宦官合谋诛外戚夺取权力，皇帝死去另立小皇帝，国家权柄重归外戚，皇帝年长再依靠宦官夺权……如此往来循环，一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但是东汉讲儒术尚气节，朝廷之上也不乏正人君子，他们往往不惜生死与恶势力周旋。东汉后期，宦官气焰嚣张，激起了士大夫的普遍反对，他们大力打击宦官，宦官则借皇帝之手将这些士大夫捉拿下狱，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东汉正气消沉，奸邪高涨，从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汉灵帝时，东汉的政治到了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宦官弄权，“党锢之祸”将国家正气摧残殆尽。汉灵帝生活荒淫，公开卖官鬻爵，国家政治可谓暗无天日。故内忧外患纷至沓来。黑暗的时代，一方面百姓生活无着，便要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心里苦闷，人心便容易拜神求鬼，相信妖术。这两种势态合流构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在剿平黄巾之乱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军政实力扩大，逐渐形成了割据势力。
勉强平定了黄巾之乱不久，又爆发了董卓之乱，董卓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胁迫朝廷，废立皇帝，激起各地诸侯反对，联合起来兴兵勤王。董卓于是焚毁洛阳宫室，胁迫汉献帝逃往长安，不久便被部将所杀。汉献帝趁乱逃回洛阳，曹操迎献帝，迁都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为曹操的傀儡，东汉名存实亡。天下群雄割据。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便有了一统全国的决心。不料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两家联军打败，从此天下三分，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给他，正式篡夺了汉朝的天下，建立了魏国。西蜀刘备和东吴孙权也先后称帝。
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力图恢复汉室，多次北伐，但是没有成功。
魏国的司马懿，也是曹操式的人物，总揽魏国朝政。到他孙子司马炎时，仿照当年曹丕废汉献帝一样，受禅称帝，建立了晋朝。蜀国在司马炎篡位前被曹魏所灭，司马炎称帝后，又发兵南征消灭了吴国，终于统一天下。
晋朝统一之初，国家就危机重重：士风消沉，君臣上下生活糜烂，士大夫耽于清谈，耻于处理实际政务；五胡杂居，势力强大，形成民族之威胁。另外，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令其拥兵据地，埋下作乱隐患。晋惠帝继位后，皇后贾南风乱政，引起了“八王之乱”，将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完全破坏。
在这样沉闷高压的环境中，人心苦闷，正直的读书人只能逃避现实，装疯卖傻，在虚无中求得解脱，于是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放浪形骸的人物。却引起了无数人的效仿，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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