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潜能和价值前言
我们通常都害怕面对自己的最高可能，害怕瞥见自己最完美的时刻。其实我们很享受甚至惊叹于一些潜藏于内心的天赋本能，但是，如果你有意地避重就轻，去做比你力所能及的更小的事情，那么，我警告你，在你今后的日子里，你将是很不幸的，因为你总是要逃避那些和你的能力相联系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
1健康的心理模式
马斯洛认为，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面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是不能改变的。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完全可能的。
马斯洛指出，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韧、必然邪恶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受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的一种强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的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马斯洛大胆地认为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他认为，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允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快乐的人。
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性优势的，而且是清楚明白的，但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很容易受到习惯、文化压力以及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尽管如此，但这种内部本性在正常人那里极少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浴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一个人真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马斯洛认为，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与缺点，而且也能清楚地发现我们成长的方向，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那些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这些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海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海上。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被——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没有价值的、讨人嫌弃的人。神学家通常用麻痹一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混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马斯洛认为．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混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而要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乎于无。通过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入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也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病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没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罗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
马斯洛指出，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籍。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
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
马斯洛说：“事实上，我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疾病不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我要强调的是，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当然，我也不敢苟同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这种观点。”
概括地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有人格问题，那么，在你对他有深刻的了解之前，你很难确定应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因为这要取决于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以是邪恶的，也可以是善良的。
那么，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要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主?独裁者?专制的父亲?显而易见，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马斯洛遗憾地转达了他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或精神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并未真正实现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又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妙。
马斯箔指出，我们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浦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是否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意味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的发展。
2．心理闭锁的根源
马斯洛指出，一个人的心理压抑和闭锁问题不是一个表面的瑕疵，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用特定的理论去解释它是徒劳无功的。心理的压抑和闭锁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它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该文化所特有的精神。过去由于历史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也是来自对神经病人及其他病人的研究，这无疑是极不完整的。
对造成人类心理压抑和闭锁的原因，马斯洛在努力研究它的起源之外，还充分了解了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马斯洛指出，心理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面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
由于语义性的方法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已知和过去的东西来加以限制即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马斯洛举例说，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不是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我们可以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来理解只有坚定信念才能实现信念的涵义。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人们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守不可被．那么，为黑人建校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再有，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入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进行过郑重的批评，他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走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天才甚至也只能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人们实现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
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四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四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克勒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马斯格认为，严格地说，我们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的现在智慧。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思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受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3．超越环境
马斯格指出，用顺应时代、顺应现实、顺应社会、顺应别人来鉴定心理健康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它是陈腐观点以新的而又更隐蔽的形式复活的体现。这就是说，一个可信赖的或者健康的人，可以抛开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忽略他的自主性，不靠他自己内部精神的和非环境的法则，不是把他作为超越环境、独立于它或与它斗争的方式下定义，而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思想来给健康人下定义。例如，控制环境的能力，在同环境的联系中是有能力的，适当的、有效的和游刃有余的，工作出色，很好地认识环境，与环境相处融合，在环境条件下是成功的等等。从另一方面说，环境、工作的分析和任务的要求，不应当作为个体价值或健康的主要依据。人不仅有对外的定向，而且也有对内的定向。一种超出精神中心的观点，不会适用于给健康心灵下定义的理论任务。马斯格指出，我们一定不要陷人以“对什么有用”的思想方法来给优秀有机体下定义的陷哄，仿佛他是一个机械装置而不是他自身，仿佛他仅仅是达到某种外部目的的工具。
马斯洛曾重点讨论怀特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重新考虑动机》，以及伍德沃斯的书《行为的动力》。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文章，是因为它们是极好的高度招致的成果，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动机理论巨大的飞跃发展。他完全赞同他们所论述的一团。但是，他觉得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他们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马斯洛提到的那种危险，即，虽然熟练、效力、胜任可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顺应现实，但是，它们依然是顺应论的演绎。马斯洛认为，我们必须超过这些论述(尽管它们是正确的也足以让人信服)，才能清晰地认识要超越环境，不依赖环境，坚定地反抗它，同它斗争，小看它，或者违背它、拒绝适应它。因为．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论来说，只有心灵外部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心灵之内的健康包括在内。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人在给自我下定义时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的做法。在这里，健康的个体性被完全抛弃了，但并不是说不成熟的人格就不是这样，只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健康的、充分成长起来的人，而他肯定是以超越其他人的看法为特征的。
马斯洛指出，为了理解完全成熟的(真正的、自我实现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健康的)人，我们必须保留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别。
马斯洛曾于一九五一年发表一篇题为《抗拒文化适应》的论文。他的健康研究对象表面上是承认习俗的，但私下对这些习俗却是随心所欲的、马马虎虎的和超然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习俗，又能脱离它们。马斯洛发现，实际上他们全都平静地、幽默地抵制文化的愚蠢和缺陷，用或大或小的努力来改进它们。如果他们认为斗争是必要的话，他们就会明显地表现出与这些缺陷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在这篇论文中有这么一段活：“爱慕和赞同与敌视和批判等各种比例的混合状态，表明他们从美国文化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而抵制他们认为是坏的东西。一句话，他们权衡和鉴别它们(根据他自己的内部标准)，然后自主采取决定。”
他们也表现出对一般人的非同寻常的排斥性，以及对独处的令人惊讶的喜好和需求。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可以称他们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性格法则统治的，而不是被社会的法则统治的(只要这些法则彼此不同)。
在这里，马斯洛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的超然、独立、自我管理的特点，以及在内部寻求指导生活的价值和法则的倾向。他认为只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些，才能为反省、沉思以及所有进入自我的形式、抛弃外部世界来寻求内部唤唤的形式找到理论支持。这一过程包括了所有顿悟治疗的过程，在这一类治疗中，抛弃外部世界是绝对必要的，达到健康的途径是经由转入幻想、转人初始过程的。一般来说，这是恢复内在心灵的过程。
马斯洛指出，关于心理学的东西都可以从对于健康、创造性、艺术、娱乐和爱的兴趣中学到。从这些探索的种种结果中选出一个结果来强调，而且，这是对人性的底蕴、无意识、原初过程，以及对古代的、神话般的和诗意的东西，在态度上的变化。因为不健康状况的根基首先是在无意识之中发现的，所以我们通常就认为无意识是丑陋的、邪恶的、疯狂的、肮脏的和危险的，而且也倾向于认为原初过程是歪曲真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底蕴也是创造性、艺术、爱、幽默、娱乐的源泉。
在所有领域，马斯洛都对那种认为一切行为都有动机的大众理论进行了批判，因为行为的应付方面和表现方面有重要的区别。马斯治强调，表现行为或者是无动机的，或者是较少动机的(依据每个人对“有动机的”含义如何理解而定)。在更纯粹的表现行为形态上，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很小，而且没有改造或适应环境的目的。适应、适合、胜任或控制这些词不适用于表现行为，只适用于应付行为。
马斯洛认为，只要集中注意力就不难发现两种效能结构——书机体内部的和环境的。不相干的东西就被控到一边，而不予以注意。各种有关的智能和信息在占统治地位的目标、目的的指引下排列它们自己，这就意味着，重要性变成按照有助于解决问题，即根据有效性来确定了。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帮助的东西，就变成次要的了，选择就成为必要的。所以，抽象地说．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东西是忽略不计的、不注意的、排斥的。
马斯洛指出，只要我们努力想去控制环境或使它产生效用，就必然会对完全、客观、超然不干预的认知可能性造成损害，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成正比的。只要我们任其自然，我们就能完善感知。再者，根据心理治疗的经验，我们越是渴望做出诊断和行动计划，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无益。我们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长期不愈。每一个精神病研究人员，都必须学会不力求治好，不变成急躁的。在这种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顺就是成功。
但最关镶助是，我们能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发现这种关于世界的存在认知，而且它又可以相应地作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马斯洛在高峰体验(暂时的自我实现)中也发现了存在认知，这就表明，就与环境的健康关系来说，控制、胜任、有效这些词所提示助主动目的性甚至已远远超过明智的健康概念或超越概念的需要。
可以预见，感受剥夺对健康人引起的应该不仅仅是恐惧，而且还有愉快。也就是说，由于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就使内部世界进入了意识，由于内部世界又是受使康人更多认可和享受的，所以他们应该更有可能享受感觉的剥夺。
为了更明确无误地理解这一观点，马斯洛强调指出：为了真正助自我而倾向内部，这是一种“主体的生物学”，因为这必须包含一种努力，把自己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需要、智能和反应，即自己生物的个体性，变成有意识的。这听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也确实是体验人类共同性的途径。
这些关于健康理论的考虑使我们清楚看到：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主的自我和纯粹的心灵。要认为它只是适应的装置。
即使是在我们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也必须为和平环境以及恶劣环境的受纳关系提供理论的位置。
4．智力的羁绊——约拿情结
“约拿情结”是马斯洛根据圣经中的人物约拿提出的一个独持的概念。他认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人性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人们不仅惧怕自己身上最坏的东西，也惧怕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他指出，儿童通常都担心受惩罚、担心失去父母及亲属对自己的爱、担心遭到遗弃。对于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爱的相同的基础上，在使他人乐观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在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健康心理与不健康心理之所以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在于健康心理是以善良、诚实、正义、坦率、公正、合理等思想为基础，而把烦恼、焦虑、恐惧等负面思想排斥在外。
今天，大多数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就是对于成长的渴望，对于提高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冲动，以及发挥自己潜能的愿望。如果这一点没有疑问，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实现他们的自我。马斯洛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模式还是弗格伊德有关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即冲动本身与阻碍其表达的防御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样，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假设，即最根本的人类冲动是要向健康、完善、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所有阻碍成长的障碍、防卫、逃避和抑制的倾向。
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的术语“固着”(Fixation)和“倒退”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心理分析领域的发现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成长的畏惧，以及成长中断甚至倒退。但是，马斯洛发现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能够解释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因此，设计一些新的概念。
马斯洛说：“当我们立足于心理分析的知识，并且超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我称为‘健康无意识’的心理机制。简单地说，我们不仅压制自己危险的、可怕的、可惜的冲动，也常常压制美好而崇高的冲动。例如，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感情脆弱的忌讳。人们常常耻于做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人，也就是耻于做一个高尚的人。这种对于美好本性的忌讳在青春期的男孩子身上最为明显。为了看起来体格健壮、态度沉着、无所畏惧，他们常常会残酷地抛弃所有可能被称为女人化的、女人气的、柔顺的特征。”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男孩子，它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些十分聪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的智力持矛盾的看法。为了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甚至会完全否定自己的智力，尽量去逃避自己的命运，要一个有创造性的天才承认自己的天赋，完全接受它、发挥它，超越自己的矛盾心理，常常需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马斯洛发现的这种植况也同样适用于强大的人：那些天生的领导者、指挥宫或老板等。他们也经常为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感到困惑。对于自高自大、偏执的防范，更确切地说，对于罪过的虚荣心的防范，使他们陷于一种内部冲突：一方面，每个正常的人都愿意公开、愉快地表达自我，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自己必须经常掩饰这些能力。
在我们的社会中，优秀的个体一般要学会像变色龙一样披上谦虚的外衣。至少，他已经学会不公开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能力的看法。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允许一个聪明的人说：“我是十分聪明的人。”这种态度会冒犯他人的。这常常被称为自夸，会引起对立的反应、敌意，甚至会道到打击。
这样，一个人如果说自己很优秀，即使有理由这样说，即使这完全是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人们也会认为说话者是在宣称自己的支配地位，并相应地要求听者服从。这样，人们感到反感，并变得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都很普通。于是，优秀的个体便常常通过贬低自己来避免他人的攻击。
但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自感坚强、充满自信才能够具有创造性，达到既定的目标，实现自身的潜力。结果，优秀的运动员、舞蹈家、音乐家或者科学家便被迫陷人这样一种矛盾的冲突之中：一方面，正常的内在指神使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却要求他意识到别人台把他的真实能力看成是一种威胁。
我们说的神经症患者使可能是由于惧怕惩罚和敌意而过度压抑自己的人。他故弃了自己最高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自己全部潜能的权利。为了避免惩罚．他变得谦逊、选迎、甚至还有受虐倾向：总之，由于害怕声张优秀而受到惩罚，他自愿降低了自己人格成长的可能性。出于安全的需要，他削弱并且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但是，人的深层的本性并不能够完全被否定。如果它们不能够直接、自发、酣畅地表现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隐秘的、模糊的甚至鬼鬼祟祟的方式表现出来。至少，失去的能力会在盔梦中、在令人焦虑的自由联想中、以及在奇怪的口误中、或者难以解释的感情中得到表达。对于这样的人，生活变成了一场水无休止的斗争。
如果说神经症患者已经完全放弃了成长的潜能，杜绝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他看起来却是一个典型的“好人”了：谦逊、顺服、顺腆，甚至自我贬低。这种潜力的放弃及有害后果的最具戏剧化的结果，便是导致人格分裂。其中，受到否定与压抑的潜能最终以另一种人格的形式逃离出来。在所有这类病例中，分裂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是一个完全传统、服从、温顺和谦恭的人。他一无所求，抑郁寡欢，毫无生物性的自私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戏剧化一般出现的新人格一般都更加自私、追求享乐、易于冲动、难以拒绝诱惑。
于是，大多数优秀的人所做的便是向社会妥协，他们虽对既定的目标跃跃欲试，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对于自身的特殊才能，他们也常常希望一展身手，尽显其能。但是，他们同样会将上述倾向用谦逊、恭顺掩盖起来，或者至少会寡言少语，以隐其锋芒。这有助于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是在争取自己与生俱来的完整人性，他们是要自我实现，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他们又为恐惧而感到紧张，进而掩饰或隐藏自己正常的冲动，使这些冲动带上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使他的恐惧得以减轻，同时也抹乎了其他人。
更简单地说，神经症可以看成是既有所有动物与植物共同具有的成长与表达的冲动，又与恐惧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长是以——种扭曲、痛苦、毫无欢乐的形式发生的。正如心理学家安言尔在一九六五年时所作的恰当的评论，他说，这种人可以说是在“逃避自己的成长”。
如果我们承认自我的核心部分地具有生物的性质，包括身体构造、组成、生理机能、性情、偏好、为生理所驱使的行为，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一个人会逃避自己命中注定的生物特性，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在逃避自己的事业、责任和使命。也就是说，他在逃避一项适合他的特性任务，他为之而生的任务。他在逃避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召唤着去完成一项适合我们特性的任务。逃避、恐惧、犹豫不决、矛盾重重都是典型的“神经症”的反应。这些反应之所以是病态的，是因为它们造成了焦虑与心理障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些机制也同样可以看成是走向健康、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的本能要求的体现。那些萎缩的个体，渴望着完整人性但从来都不敢大胆去实现。而那些奔放的个体，则向着自己的命运昂首阔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简单来看就是恐惧与勇气之间的差异。神经症可以说是在恐惧与焦虑下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普遍的朝向健康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过程受到了阻碍和束缚。神经症患者也要求自我实现，但他是在曲折地蹒跚而行，而不是向着目标勇往直前。
4．智力的羁绊——成长停滞
尽管马斯洛对人性和潜能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于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越来越被这样一些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是什么阻碍了人们潜能的发挥?”
马斯洛指出，我们必须正视成长道路上的停滞问题，也就是说要正视停止成长和逃避成长、固着、倒退、以及防御的问题。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却没有真正的同一性，为什么他们如此缺乏做出自己的决定和抉择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这些指向自我完成的冲动和定向倾向虽然是固有的，然而却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同具有强烈本能的其他动物形成了鲜明对照，人的这些冲动可以轻易地被习惯、不正确的社会态度、创伤事件、错误的教育所淹没。因此，选择和责任问题在人类比在任何别的物种上要尖锐得多。
其次，在西方的文化中，历史已决定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把人的这些类似本能的需要，没想为坏的或恶的。作为这种倾向的后果，便以控制、压抑、镇压、约束人的这个原初天性为目的而设立了许多文化机构。
最后，在成长的道路上，作用在个体的力量不只是一种而是有两种。除了一种把他推向健康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可怕的拉他倒退的力，使他生病和软弱的力。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者是向前，朝着“高级涅粱”前进，或者向后，朝着“低级涅架”倒退。
马斯洛认为，在谈论人的价值的善恶时，许多学者、科学家，以及众多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完全无视下述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即专业的心理治疗学家每天都在转变和改善着人性，每天都在帮助人变得更强大、更有道德、更有创造性、更和蔼、更热爱、更利他、更安详。这种情况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很可悲的。人的这种提高，只是改善自我认识和自我承认的一些后果。这种自我认识，还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产生许多其他后果。
马斯洛指出，自知虽然不是自我改善的唯一途径，却是主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知和自我改善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并且需要通过长期的斗争。虽然熟练的专业治疗专家的帮助可以使改善的进程容易得多，但是，这决不是惟的道路。从治疗中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运用到教育和家庭生活中去，也可以用到指导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中去。一个人想要学会恰当地尊重和欣赏这种畏惧、倒退、防御和保险的力量，只有通过心理病理治疗的研究。学会尊重和理解这些力量，就使得帮助自己和别人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变得大多了。不真实的乐观，最终意味着幻想破坏、愤怒和绝望。
马斯洛认为，人的大多邪恶是由于人的软弱和无知，这也正是许多人做坏事、造成自己的悲剧和自毁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们堕落和生病的原因，但这种软弱和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宽恕的，而且也是可以治好的。
概括地说．在没有理解人的健康倾向的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的弱点。否则，只会造成治疗上的错误。但是，同样在没有理解人的弱点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充分理解人的力量并帮助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犯过分信任理性的错误。
如果我们希望人成为更完善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健康一面，而且要认清他们，同时也要帮助他们认清不健康的一面。只有充分认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我们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趋向更健康。
4．智力的羁绊——恐惧感
马斯洛指出，我们身边不乏有标签化的人，他们往往都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发事件，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必须以自信、勇气、安全才能找到答案并得以解决的问题，都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对这样一种明显倾向于标签化的人，首先必须努力将任何种类的问题抛开。
马斯洛曾试图把出于恐惧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恐惧。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恐惧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就会进行对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马斯洛指出，焦虑和恐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成是恐惧的消失，也可以看成是克服恐惧的能力或虽有恐惧仍能行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无论是制度化的还是个人化的，它们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那么，认知活动中包含多少恐惧和没有恐惧的兴逐?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二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恐惧和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可以看成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可以作为恐惧缓解设计(防御性)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对此，马斯泊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首先，他把他所谓的“争胜的机制”与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进行区分。前者是指在没有恐惧或不顾恐惧的情况下，对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积极、勇敢、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恐惧。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匮乏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匮乏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匮乏的减轻。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似乎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恐惧，其中有些是认知方而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那就是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屈，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马斯洛指出，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缓解恐惧的日的，摆脱了恐惧的人往往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
他说，寻求知识有助于恐惧的缓解。他以哥尔德斯坦所取得的那些脑伤土兵为例，认为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而且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更是不可抗拒的。在而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们的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恐惧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回避那些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处理那些仅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问题。因此，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极力使自己的狭小世界变得能够预测、控制，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易于引起恐惧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若以新盲人为例，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人由于能力更为欠缺，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但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做出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从上可以看出，强迫症患者的生活圈很狭窄，他们也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恐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加以控制。这种人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于外部暗示．依赖于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钡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4．智力的羁绊——陈规化思考
由于熟悉的东西不会让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人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人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切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马斯洛指出：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和被动的记录。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性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o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可能需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马斯洛认为，克鲁克的文章就是讨论上述结论的事实证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他医学诊断中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当然更加熟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马斯洛指出，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益处在于，某一问题能被成功地置入某个范畴之后，就会自动随之出现一套相应的处理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惟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种已切的、虽然不能治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一个曾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如同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的口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适当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马斯洛指出，习惯既是必要的，又是十分危险的，它既有益处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思想，但我们却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总习惯于像对待那些天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不管怎样变幻不定的现实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似乎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
例如，当我们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前面所说的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己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
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把一些东西看成好像是相同的，好像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也是完全可以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可以尽可能地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什么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马斯洛指出，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保守的机制，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习惯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其他习得的反应形式；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例如，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会逐渐喜爱上英语。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宋代替它。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真情。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暂停学习，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
马斯洛指出，经验并不像硬币，它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获得了处理或解决某种特殊问题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而有所变化以外，并元其他的变化。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那么根据过去的经验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危险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员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作好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
马斯洛指出．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精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弹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进而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
马斯洛认为．标签化有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含义：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或者不能感到新的问题，或者重新塑造这些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归为熟悉的问题而不是新的问题了；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在遇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单调乏味的解决办法与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发明创造性。
即使像柏格森这样深刻的心理学家也因为受到达种倾向的强烈控制而给理智下了错误的定义，他认为理智仅仅是对事物进行标签化。他说，“理智是一种把彼此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同时也创造重复性的能力”。“解释那不可预见的和新的东西总是意味着把它溶入到那安排在一个不同秩序里的旧的和已知的因震中去。理智既不能接受真正生成的东西，也不能接受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里它又一次漏掉了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马斯洛指出，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
至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停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蹈倍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5.有序的生命需求——自信
马斯洛指出，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已经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认识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的无依无靠。
马斯洛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者除外)都需要—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
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
上述需要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大力提倡，却通常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所谓真正的胜任和适应情况的自尊，并不牢固c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程尼所说，依靠人助真实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
5.有序的生命需求——自由选择
马斯洛指出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指由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选择，是冲破社会阻力而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不是依附人格：那种年龄上的成熟及力量、勇气、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而不是由于软弱和畏惧。满足这一条件的每一种选择，都能够增高它的自由的百分比。
大量的事实证明，自由与存在价值多数情况下是在“健康人”(完善的、自我实现的性格)或最伟大的、最受人尊敬的、最得民心的人那里得到承认和体现，这是全部人类史的记载。
一些动物实验证明，加强的习惯或已熟悉的学习会使动物助效能灵活性降低。一个人的熟悉作用的实验证明，假如以前有十天以上被迫选取某些东西的话，他会继续选择和偏爱低效能的、烦人的、起初不喜欢的东西。一般的经验也支持这些发现。例如，良好习惯的形成就体现了这种特性，事实证明如果偏爱习惯或熟悉的东西的人会变得更胆怯、更焦虑、更强烈、更僵化、更带强制性、更神经质。临床证据和某些实验证据表明，自我力量、勇气、健康和创造性更有可能使成人和儿童宁愿选择新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东西。
从适应性上看，熟悉能够切断存在的价值的倾向，只要适应了，坏昧也就没坏味了，惊人的事也变得习以为常了。恶劣的条件适应了便不再引人注目，即不再被意识到，即使它们的恶劣影响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例如，持续噪音、持续丑恶或长年缺乏食物的影响。
选择是双向的，即在同等条件、同一时候有不同的事物可供选择。很明显，供选择的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在一起而不是在两地时，分辨起来更容易些。我们可以预期，在两幅画中选取较美的，在两瓶酒中选取较纯正的，在两个人中选取较活跃的，这种选择当可供选择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更靠近时也更有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将一些价值相差不大的东西让那些偏爱高质量东西的人来选择的话，他们极有可能选择高一级的。
在上述的各种意义上，揭示洞察疗法能被看作引向“真正选择”的过程。在成功的治疗以后，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要比治疗前大得多，因为决定的因素体现在体质上而非文化上，是由本身而不是由别人或集体内部的人所决定。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畏惧已极度缩小。成功的治疗增强了喜欢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以存在价值为榜样：
对于精神受到创伤、受到消极限制的人，对于害羞、胆怯的人；对于狭隘的、贫乏的、受强制的人；对于慢化的、定型的、因袭习俗的人来说，较好体验会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惧怕尝试这种体验，或惧怕体验这种爱好，或可能拒绝这种体验，抑制它，压抑它，等等。这种性格上的制约大体上也适用于体质的和获得的两种决定因素。
实际上，选择和认知的自由受社会暗示、不合理的广告、宣传等因素影响，选择的对象可能被误解，然后被误选。这种有害的影响在遵奉的人中比在独立、坚强的人中更大。在年轻人中比在年长人中更大c但由于浅酶、无知以及隐瞒真相甚至说谎相对情境缺乏认知意识，造成了受宣传、虚假广告、权威暗示以及隐蔽的阳性强化的影响，这一类影响的大多数都能消除，只要使无知的选择者自觉地意识到他是怎样被操纵的。
马斯洛指出，在价值的层次系统中，存在价值属于最高层次，但它也由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所决定，也受匮乏需要与成长需要优势等所影响。一般地说，如果有两种匮乏需要满足，更占优势的是“较低的”一种，它会被优先选择。因此，可以期待的对存在价值的高度可能的选择机会在原则上依赖于较低的、更占优势的价值的先行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对许多事请进行前期推断，比如说安全需要，有保障的人的被选性要高于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人。
另外，体质等身体因素对选择和价值也有所影响，比如说鸡、试验中的白鼠、林中的动物，在出生时就出现了选择上的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假如任后者自己选择食物，他们会得病或死亡。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一切生命体在满足自身和抗拒外来侵害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在对选择的满足上，不同类型的身体也不一样。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了上述所说的决定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关于事业、食物的选择等就属于这类。要强调的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物、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更健康、成熟的人；年长的人；更坚强、更独立的人；更有勇气的人；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马斯洛指出，人命定是自由的。我们通过自己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但是．我们常常会深深沉溺于成规之中，陷入到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选择，更谈不到这样去做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
“要是我有机会遇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运气……”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如此激烈的竞争…．
“要是给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这些抱怨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类似抱怨，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主宰”的观点格格不入。人们普遍地认为命运主宰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当人们想“自由”时，他们常常凭幻想作出浪漫的结论，认为自由就是“摆脱”担忧和责任，然而，尽管这个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却是对自由的错误和不现实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个选择反映了你真正的愿望和最深刻的价值观，坚决抵制迫使你的意志自由向外部的或内心的力量妥协的压力。
马斯洛指出，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要负责任：当你获得成功时，对你的成功承担全部责任很容易，但是，当失败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躲避掩盖，或责备他人，或谴责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许多人都表现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干扰，我们就能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解释不过是借口而已。设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责任的软弱和不真实的企图。
显而易见，你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你的遗传基因不仅仅决定你的性别、种族、身体特征，而且也影响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别的双胞胎(因此具有同样的基因“指纹”)在出生后就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对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争议的(虽然复杂的)结论。数年后，尽管他们在出生后的经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的双胞胎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举止和幽默惑，相同的子女人数，相似的职业和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基因因素的影响。
马斯洛指出，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确就像海绵一样，他们吸收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人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及其他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响。
当然，尽管我们早期的发展过程要受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但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成熟。我们的经历不仅在逐渐丰富，而且还台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习。我们不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看法，而是逐渐具备了审视他人的意见并确定其是否有意义、是否应该接受的能力。
对你的人格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你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
换句话说，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你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你个人的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同样，如果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不满意的品质，如胆怯、害羞、悲观、迟钝、消极等，那么，你会意识到这些品质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己所满意的人。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自由的选择意味着要正视现存的环境，从有限的条件中作出选择、努力按未来的目标重塑现在。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在分析你的人格时，你可能会感到你也常常缺乏自信心，并被毫无安全感所困扰。在回顾你个人的历史时，你可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是由于你的父母批评多而表扬少、不能给予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支持而造成的。你可能发现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其他的因素也对你这种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离婚或求职遭到拒绝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对你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被改变了。因此，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你该如何对待这些事情对你现在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自由选择的切入点。虽然体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你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让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影响你的人格，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来超越这些影响，塑造你的未来。
马斯洛认为，入并不完全是被决定或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换言之，人员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人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未来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如何，我们总是保留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当然，变化并不会立即发生，正如人格形成的漫长过程一样．对人格进行认识的重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有意义的改变也是一个过程，但是，对自己人格进行转舵以确定新的航程，并坚定地走下去你就一定会有所改变。
假使自由的力量能创造和改变入们的生活，由此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认为，人们将会热情地拥抱这个力量进行自由的选择。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行动。实际上，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去设法否定和逃避他们的自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正如前面所说：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即通过成为一位受害者而逃避责任。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有所作为，他们确信他们不仅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实际亡，他们认为他们有权逐渐增加“权利”的范围——而不承担与这些权利相伴随的责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权利，而责任感却日益萎缩，因此，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认为一定是某人的过错。
马斯洛指出，从自身之外解释自己不幸的原因当然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这种态度不仅不会取得任何效果，而且还会导致个人尊严、自尊和自由的丧失。相反，如果你能完全地承担个人的责任，那么，你就能通过你所作的选择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命运。
马斯洛认为，虽然外部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你的自由——如受到监禁或从事一项没出路的工作，但是，由你自己内在的强制力所带来的限制，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人们之所以一般会有拖延和吸烟的毛病、忍受焦虑的煎熬、感到抑郁和消沉或人际关系紧张，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相反，他们常常是以他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使自己成为受害者。
为了消除强制力，首先必须意识到强制力的存在。例如．如果某人强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思考或感觉，你只有在意识到这种现象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无安全感或感情幼稚等属于个人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形成内在的力量驱动你的行为。一旦你达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水平，你就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使用恰当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许多人对自由选择的性质并不了解，也有的人存在着许多疑惑，因此，下面我们对有关自由的几个主要的误解进行考察。
许多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自由，因为选择是在他人的强迫下作出的。例如．当你的身体面临着受到伤害的危险时，你所作的选择就是对这些威胁作出的反应明显地感到不自由。同样，如果你在工作中，不得已而向有权解雇你的人向你施加的不合理压力屈服，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很明显就会受到这种环境的限制。这些对你自由的限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外部的强制力，因为它们是促使你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进行选每的外部影响力。但是，强制力也有许多早期的形式。政治领导人诉诸恐吓、对熬人微妙的操纵、乞丐暗示的威胁、有权人进行的性骚扰等，这些都是限制你自由的外部强制力的普遍表现形式。
马斯洛认为，把自己从外部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是消除它们或使其无效，只有如此，你才能作出反映你真实愿望的选择。例如，如果你的选择受到了野蛮的配偶或不讲理的上司的限制，那么，你或者必须改变他们的强制性行为，或者是摆脱这种环境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受到你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限制，那么，你或许必须通过搬家才能增加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关于自由的第二个误解干扰着人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它鼓励人们被动地接受他们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条件。然而，充分地行使自由意味着你要积极主动地创造现实没有提供的选择的可能性。这种能力既涉及到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进行批判的思考，也涉及到通过创造独特的可能性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你不应该只考虑原有的条件来实现你的目标，而是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你与某人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处境，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选择，而是应该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人们往往满足于坐在那里，听任环境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塑造环境。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思考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他们有责任去塑造和改变的可锻造的环境，这样就能使他们放手去最大程度地行使他们选择的自由。
“没有人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奴隶”。这句格言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虽然你可能认为你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因为你不是能见到的外部强制力约受害者，但是，你的选择可能的确是不自由的，因为你的选择可能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一些非理性的冲动限制奴役着你。即使你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愿望”本身也不代表你最真实的自我——你内心最深刻的愿望和价值观。
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外部的威胁能强迫人们进行选择，但事实的确存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对人的限制不是来外部，而是来自人的自身，这种内在的限制使人们无法进行源于他们真实的自我的选择。你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源于你真实的自我，或它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你必须批判地思考你所处的境遇，以便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下面的一些问题能指导你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你感到你能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很容易地“作出相反的选择”吗?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你感到你的选择超越了你意识的控制，你受到一种不反映你真实自我的力量的“控制”，在某个方面，某种冲动“支配”着你?
你的选择丰富了你的经历，为你的生活增加了成功、幸福等积极的品质了吗：或者你的选择为你带来了消极的后果，损害了你努力要实现的许多积极的目标了吗?
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行选择，你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吗?或者你对解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拉制自己。”
当人们吸烟成病时，他们常常感到，他们不是在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吸烟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相反，他们常常感到他们被习惯所困扰，尽管他们也曾作过无数次的成烟尝试。
吸烟给一个人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包括对他自己及他周围的人健康的损害、牙齿有锈斑、呼吸困难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认为吸烟能减少忧虑、抑制食欲、缓减社会的压力等。但是．吸烟只能是治标之举，而不是治本之策。总的说来，吸烟最终的后果是消极的。
想戒烟的大多数人对解释他们为什么吸烟的原因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拉制我自己。”
现在我们使用这些标准对吸烟进行分析。习惯性吸烟似乎明显是一个内在的强制力的例子。当然，虽然吸烟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可能要考虑你生活中其他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发现，作出别吸烟的劝告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面对缺乏安全的恐惧感或严重的消沉抑郁时，你可能就不会很容易地接受这类简单的劝告了。
有的内在强制力来源于他人的期望，面我们渐渐地在无意之中把这些期望“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例如．在你的生活中，某人可能要求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从，你可能逐渐地把这种期望内化，认为这种自我克制是你自由的选择。不过．虽然你在表面层次上可能还能使自己确信，但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你很明显地放弃了自己的心理自由，而服从了他人的要求。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很难挣脱虐待的和破坏性的夫妻关系的原因：他们不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虐待的或破坏性的，相反，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在你全部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同样的心理模式不断地出现。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不过，虽然你可能努力地使自己确信，但是，你在对这些压力和需要作出的反应选择常常真的是不自由的，因为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自由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关键的自我意识常常是缺乏的，因此，我们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而不是源于自我的选择。
大多数人确信，只要他们不过分地被外部力量所驱使去做某事，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的，但是，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存有的一个大的幻觉。我们的许多决定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由外部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成功地说服自己，这是我们所作的决定，其实我们仍是在服从他人的期望，被害怕孤独隔绝和对我们的生活、自由和舒适的较为直接的威胁所驱使。
即使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你对内在或外部强制力的反应所作的一种“虚假的选择”。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对你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你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受看不见的提线的操纵。
虽然每个人都参与了某些虚假的思考和虚假的选择，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如果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内在导向”的人，即你是一个独立地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人。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他人导向”的人，也即你是一个受他人的期望或你几乎不能控制的内在力量决定的人。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具有对“自我”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意志和能力．缺乏这些能力，我们就会处于“虚假自我”的危险境地中。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你的自由常常受内在和外在强制力所限制，因而你的责任就会被减少，因为这些内外的强制力似乎是你无法控制的因素。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仍然是有责任的。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所承受的限制主要是你以前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虽然你现在可能感到迷恋某些药物或处于身心上受到虐待的夫妻关系之中，但事实上，你的这种被奴役和束缚的状况是多年来一直发生的。现在，你可能感到你深陷其中，甚至想象不到会有改变的可能性。然而你的处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你进行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因此，你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是，周期性的抑郁消沉、恐惧、情绪不安以及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也应该对这些情况负责吗?虽然我们已“进步”到对几乎每一种病症，特别是心理领域，都有药可治的地步，但是，我们需要回首去审视，在上述情绪失调中思考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在无意之中，通过我们的思考和选择使情绪失调得以存在，甚至使它们得以强化。当然，在严重的、慢性的和长期的情绪失调的情况下，专业的治疗帮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较为常见的并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失调症，如果我们能做到清晰的思考和自由的选择，我们就常常能想方设法并努力冲破这些障碍和困难。
5.有序的生命需求——乐观的解释风格
在现实的生活中，以上抽象的观点如何能发挥作用呢?让我们考察一个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很熟悉的例子：抑郁。请想想你上一次抑郁的情况。你对前途感到倦怠、目标不明确、悲观了吗?你感到达种低落的情绪即使付出很大努力也是无力改变的吗?
马斯洛指出，对慢性的抑郁症有两种传统的解释：
第一种，它始于由来已久的心理疾病，反映了童年期精神上的冲突和无意识的愤怒，它需要数年的临床治疗来进行分析和改善。这种方法自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即使如此，也没有把握彻底治好这种症状c
第二种．它始于大脑的化学失杨，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实际上，这些化学治疗不仅在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变得日益普通，而且对一般的病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正寄望于科学能为他们提供简便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治愈复杂的心理疾病。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服用药片就能“治愈”抑郁症，或许我们用同样的药物手段也能治疗其他任何情绪疾病。
如果对抑郁症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遗弃了自由呢?从表面上来看，抑郁似乎是一种如此普遍和衰弱的内在强制力，以至于用任何认真的方法谈论选择的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如何能为他们似乎明显无法控制的处境所负责呢?另一方面，如果能说明抑郁症常常是人们进行选择的结果，他们能在其生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来祛除这种病症，那么，很明显，自由和清晰的思考就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定向幸福和成功的关键。
生活力量的感觉如何?使用哪些方法能成功的最终消除抑郁症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即使当你处于抑郁症非常强有力限制的痛苦之中时，你仍能进行选择。
同样，当你感到特别抑郁时，你可以选择向抑郁屈服．让它剥夺你进行有意义和有作为的生活的愿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战胜抑郁。你用什么武器来打败这个始于你自身的敌人呢?你具有思想的力量，能够进行批判的思考，清楚的推理及自由的选择。这也正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的非常直接且容易使人误解的方法。顺应不良的行为和神经过敏的情感，都是基于不合逻辑和自我毁灭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可以把行为和情感转变到积极的方面来。马斯洛认为，不明晰、不合逻辑和方向错误的思考会产生心理疾病．通过清除不恰当的思考模式，这些心理疾病可以得到缓解和减轻。
假如你正耐心地排队等候公共汽车，这时，突然有个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你一把，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有意地推你，那么，你很可能会感到很气恼，甚至是愤怒。但是，当你转过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时，你看见那个推你的人戴着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向前探着路。你现在的感觉又怎么样呢?如果你认为那个人是个盲人，你可能对你最初的愤怒感到很尴尬，现在，假定每个人都上了汽车，你把这个人领到了座位上，他摘下墨镜，开始读报，现在你的感觉又如何?是的，你肯定明白了一切。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情绪反应，直接建立在我们对事物如何思考的基础上。当你的思考变化时，你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
“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它是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之上的：
神经过敏的倾向常常是天生的或是在童年期就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由于个人不断重复早期就有的神经过敏的信念而延续下来。
既然情绪是密切关联的，是人的思考的产物，那么，神经病就是由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信念组成的，这些信念导致某人会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感觉和行动。
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他们不正常的思考模式，并代之以明晰的、理智的思考模式，来清除他们身上这些自我毁灭的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出那些不断反复，使人们的情绪失调和行为失当的不合逻辑的信念，向这些信念提出挑战，并代之以正确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影响生活每个方面的个人生活哲学作基本的调整。
这种“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的方法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间题方面被证实是特别有效的。因此，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抑郁问题上，看看它究竞是怎么回事。在对这个方法如何运作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你就能把它运用到你生活的任何领域，从而使你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幸福。
慢性的抑郁症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思想失调，是对世界悲观认识的自然结果。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不幸降落在一个悲观者身上时，悲观者对此的反应是抑郁：“这完全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它将损害我所做的一切。”这种反应是习惯性的、自动的，它反映了一种在塑造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考模式。当同样的不幸降落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时，他的反应是尽量减少挫折和不幸感：“这个错误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无论如何它都会很快地消失。此外，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这种反应在帮助乐观者深处逆境而不抑郁是很有作用的。
悲观者对不幸的这种习惯性的消极反应方式反映了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带来许多情绪问题，其中包括抑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正确的信念代替错误的信念，以确立新的思考和反应模式。例如，悲观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解释风格”，学会像乐观者那样去思考和感觉，“解释风格”是悲观者习惯性地向自己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的方式。马斯洛指出，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对自己和世界的基本信念——它体现了你的生活哲学。你是一个可尊敬的、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一钱不值的人?你能完善自己并提高生活质量，还是对有意义的改变无能为力?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心目中的世界”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随着你对自己不断地重复——这也反映了你的解释风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就会建立起塑造你人格的思考和感觉的模式。
例如，假定你刚知道两周后你将失去你的工作，你对就业的前景感到很渺茫，每个人面对此种情况都会有这种心理体验。虽然同样的事情可能会降临到悲观者的头上，也可能会降临到乐观者的头上，但他们对此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解释风格：
(1)个人化：正如上述所反映的，悲观者倾向于指责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从而导致自尊心的削弱，他们的结论是感觉自己毫无价值，才能干庸，不值得人们去爱。相反．乐观者能清楚看到外部环境在其不幸中的作用，他们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力量和失败，并乐观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完善自己，这样使他们的自尊心比那些不断责备自己的人更强一些。当好事来临时，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悲观者习惯地把荣誉和赞扬送给外部的环境和人们，而乐观者则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自己应受到赞扬。
(2)永久：亦如上述所表现的，悲观者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永久的、一系列消极的事情，它们总要发生，并毁灭他们的幸福。相反，乐观者则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暂时的，把消极的事情看成是他们能克服和战胜的暂时的挫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情况也拾恰是相反的：悲观者倾向于把成功和幸福看成是暂时的，面乐观者则坚信这样的成功和幸福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3)渗透：最后，亦如上述所反映的，悲观者认为，不幸的事情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表明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相反，乐观者认为，消极的事情是特定的和孤立肋，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没什么联系。在积极的事情方面，两者恰恰也是相反的：悲观者认为他们的成功仅限于那一件事上，而乐观者则把成功看成是他们生活获得全面成功的标志。
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学习、工作、运动、健康，甚至是长寿——乐观者都比悲观者有更大的成功可能，就像才能和动机在取得成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乐观可以被看成是继才能和动机之后第三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当你面对逆境时，不能给自己说泄气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乐观技能，它能使你学会一系列新的认识的技能和态度，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你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会使你获得解放，给你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力量，这种选择能反映你最真实的、真正的自我。当你学会了这些积极的思考技能时，你也能把它们传授给你的孩子和你生活中的其他人。
让我们再回答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努力要实现的幸福生活是什么?
马斯洛说，幸福生活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不是像得到调整、实行和实现这类的目标状态；也不像是驱动力或减少紧张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幸福生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幸福生活的核心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择来创造自己，把自己从外部的和内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当你过着这样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发挥出你的潜能，就能够完全地向你自己敞开心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体验自己内心的力量。你就不仅能较清楚地意识到像恐惧、失望和痛苦等这样酌情感，并坦然地接受它们，而且也能体验到勇气、体贴和尊敬这样酌情感。你就能完全基于自己的体验生活，而不是通过防御和否认把它们都排除在外。
随着你达到了心理的自由，你的直觉就变得越来越可信，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价值现，你真正的愿望和你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受到内外强制力对我们自己的阻碍时，我们的直觉就会受到曲解，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毁灭。如前所述，你需要对自己作明晰的思考，有一个乐观的解释风格，因为它能使你尽可能地用最有成效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当你达到了这种思想明晰和精神和谐的境界时，“感觉不错”就是对你应该进行的选择的一个有力的可信赖的指导。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中所进行的选择将有助于你创造一•种丰富的、令人振奋的、具有挑战性的、有激励作用的、有意义的和有所作为的生活。它将使你不断地发展自己，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5.有序的生命需求——做应该做的事
马斯洛曾引述韦特海默的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多少，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空隙、缺口(空位)的系统。可能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在此处是这一系统中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这一缺。在这一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空”、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某一部分缺少什么)，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些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其他的则不符合需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作为、存在的状况等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或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当，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送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来说．分配是盲目的。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马斯洛指出，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事实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来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招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前面。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片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某些入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旨定是主动的。换句话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
马斯洛始终这样认为，事实的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什么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超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看，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适应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没有怀疑，所以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虑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马斯洛说在他自己的经验中，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在读大学期问，他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他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他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他的无所顾忌使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马斯洛那时认为，他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并且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做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模，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勾通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成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马斯洛指出，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确认为可能。不仅如此，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5.有序的生命需求——生活原则与目标
生活的意义，除了要诚实之外，还必须受到正确原则的激发，必须不偏离正道、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直和忠诚。一个人若没有原则，就会像一艘在大海中失去了航舵或方向的大船，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人。
力量加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格瓦利斯在他的《论道德》一书中指出，道德最危险的敌人是一个假想的最大的野蛮人，他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充沛的精力，如果再赋予他以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的品性，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魔鬼。
人群中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可以说是世界的最大的灾难和最大的躁动者——这些校高深英团的上帝造就出来的无赖来到世间的使命似乎就是要毁灭这个世界。
由高尚的情操激发出充沛精力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行动受着正直的品格和生活的责任等原则的制约。不管是在商务活动、集体活动还是家庭生活中，他都是公平和正直的。在任何事情中他都城实守信——包括他的言论和工作。对待反对者，也像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样，他总是宽厚仁慈的。
人的品格就是良心。他把自己的良心置于他的工作之今、言语之中和每一行动之中。
人的品格也是出于尊重。这种品格是一个最高贵和最高尚的男人和女人的标志：他(她)尊重代代相传的东西——包括崇高的目标、纯洁的思想和高尚的动机——包括以往时代的一切传人，也包括同代人中具有纯洁心灵的工人。尊重是个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就不会有信用，不会有真诚，不会有信任，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太平和社会的进步。
马斯洛指出，具有崇高精神的人能够把以往发生的所有害情都转化为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与他的理想结合，产生的结果就是他的行动。他明白不能游手好闲的事理，他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舵手。真理就是他的女神，他会尽一切努力追求她，而不只是简单地看着她。他是智者的朋友，平凡人的榜样，邪恶者的祛毒剂。
马斯洛指出，合理的目标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潜能充分发挥的基础。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现有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烦恼、恐惧、忧虑。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苇草一样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摧折。干任何事情，他总是要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不可能有坚强朗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他也不有逃脱失败和不幸。因此，马斯格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随风漂流”，他们没有考虑这种生活方式究竞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即警醒，终止这种漫天目的的漂流。
马斯洛指出，软弱无能往往是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一贯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迟钝愚蠢，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莎士比亚指出：“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说过：“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柑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我们应该再重复并记住这句话：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注意力集中，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
6．无穷的潜力
刚进入二十世纪时，美国一位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期就断定：普通人只用了他们全部潜力的极小部分。詹姆斯把这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与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相比，我们只苏醒了一半。我们的热情受到打击，我们的蓝图没能展开，我们只运用了我们头脑和身体资源中的极小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各学科都对精神病、“普通人”及动物的研究趋之若鹜，精神病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竟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的论断。不管出于什么缘故，在后来的五、六十年里，几乎没人致力于研究人的潜力及如何发展这种潜力。近至一九六七年，曾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驱的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奥托博士说：“近五十年来人类潜力这一课题完全校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所忽视，根本没有被他们当作一个中心课题来研究。”
直至后来，马斯洛发展出一套动机理论，他关于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相信人类具有大量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他相信，所有的或几乎大部分的婴儿，生而具有心理发展的潜力和需要。
通过对全人类中不足百分之一的精英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了人的潜力究竞为何物。马斯洛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然而，尽管事实上好侮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潜力，却只有极少的人达到自我实现。部分的原因是：人们对他们的潜力全然无知，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做到的，也不理解自我实现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马斯洛引用的例子之一就是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一位冠军证明了在他所擅长的领域里潜力到底是什么，而且把他所达到的目标立为其他运动员的标准。马斯洛年轻时想进田径队参加比赛。那时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被认为是绝对做不到的事。结果，人所“不能”的事成了可能的事，因为人们证明了那是做得到的。每—次刷新记录都表明人的潜力在这些项目上有所增加。
马斯洛关于人的概念并没有排除人从出生起就有遗传上的差异这一可能性，然而他却认为人的潜力还是存在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伟大的潜力，但却又很难加以测量。“我们无法测出一个人将来可能有多高，只知道他现在有多高；我们无法知道在最好的条件下他会变得多聪明，只知道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他确有多聪明。”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看那些扩大了我们视野曲杰出的人，那些“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看看他们能做到些什么。
马斯洛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创造、自发、关心别人、好奇、不断成长、爱别人和被人爱的能力，以及自我实现者身上所具有的其他一切特点。一个人行为不善，是因为他的基本需要被剥夺才做出的反应。假如他的行为有所改善，那就是说他开始发展他的真正潜力，并向更健康、更正常的人看齐。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每个人过去的经历都存在于他的现实之中。了解了发展理论及自我实现理论之后．我们必须值得：未来也以理想、希望、责任、任务、计划、目标、尚未实现曲潜力、使命、命运、归宿等形式存在于一个人的现实之中。
马斯洛鼓励他的研究生们把奋斗目标定得很高。他会问他们准备写出什么样的伟大著作，或完成什么样的伟大任务。这类问题往往会使学生们发窘，他们想回避这样的问题，但马斯洛问道：“假如你打算做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做一个积极进取的心理学家呢，还是做一个消极被动的心理学家?是做一个好的心理学家呢，还是做一个差的心理学家?假如你不渴望写出伟大的新的第一流作品来，那么谁来写呢?假如你故意想偷懒，少花点力气，那么，我警告你，你今后的一生都会不幸。你将总是避开力所能及的事，避开自己有可能做到的事。”
一个人是要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辉煌的梦想，才敢说他将来要超过柏拉图．而把目标定得这么高的人必定也会有软弱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不足之处的。但他应该意识到柏拉图自己也肯定有过类似的怀疑、不确定、软弱的时刻，然而不管怎样，他还是奋斗下去了。
马斯洛告诫我们，决不能对人的潜力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人的本质中是有一种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本质中还有一种相反的趋势，还有例退、害怕发展、不能自我实现的趋势。
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时，马斯洛的发现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人都报告说他们有过他所说的“高峰体验”——即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刻，感到敬畏、强烈的幸福、狂喜、完美或欣慰的时刻。显然，并非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会有高峰体验，绝大多数的人也会有、而且也常常有高峰体验。马斯洛发现，向别人提出最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他描述“他一生中惟一最欣喜、最幸福、最完美的时刻”。
因此，高峰体验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发挥作用，感到坚强、目信、能完全支配自己的时刻。可以把高峰体验比作一台发动机，突然问所有的汽缸都工作起来了，它运转极好，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力量；而以往它也有过失误，老是啪啪作响，运转不灵。发明家、优秀运动员、领导者、总经理等，衣他们处于发挥作用的顶峰状态时，就会出现这类行为。处于高峰状态的人会比平时更有决断力，更坚强，更专心致志，更能经受得住别人的反对，对自己更有把握。对观察者来说，这个人看上去比平时更可靠，更可倚仗，更可信赖。
在治疗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样的时刻。卡尔•罗杰斯把高峰体验描写成“充分作用”。在这一段完整统一的时间里，人会比平时更有自发性，更善于表达，并有一种超脱了过去及未来的感觉。在这些感到强烈幸福的时刻，怀疑、惧怕、禁忌、诱惑和软弱都不存在了——局促不安的感觉也一同消失了。
马斯洛指出，高峰体验可由多种原因造成，例如，倾听美妙的音乐，体育上的卓越成绩，一次尽兴的性交，甚至是一曲完美的舞蹈。“看来每一次真正卓越、完美的体验，或者朝完全的公正或完美的价值前进一步；往往都会产生高峰体验”。以下就是马斯洛记录下来的一些例子。
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她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太阳光照进屋里，孩子们穿戴得整齐又干净，边吃着饭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她丈夫正和孩子们随便说笑着。可是当地看着他们时，她突然陶醉于他们的美、自己对他们的巨大的爱以及自己的幸福感，以致进入了一种高峰体验。
一个靠为爵土乐队击鼓来挣锚读完医学院的年轻人几年后报告说，在他全部的击鼓生涯中，有三次进入高峰状态，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伟大的击鼓手，而他的击鼓表演在那三次中也显得非常完美。
再如，一个女主人开了一个晚会，她每一件事都进行得非常成功。那天晚上大家玩得十分开心，晚会结束了，她向最后一位客人道了晚安后，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当她看着四周的一片狼藉时，她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极度幸福欢欣的高峰状态。
进入高峰状态的人不但觉得自己变得更好、更坚强、更统一了，而且整个世界看上去也更美好、更统一、更真实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一次高峰体验可以说是对自我实现究竞是怎么国事的一瞥。马斯洛从大约一百个人的各式各样的描述中，列出了一些对高峰体验来说通常用到的词，不管它们派于何处。这一系列词与自我实现者的存在价值相同。它们是：“真、善、完整、对两极对立的超越、活跃、独特性、完美、必要性、完成、公正、秩序、单纯、丰富、自如、谐谑、自足。”
高峰体验可能具有有益的治疗效果——即能消除神经症症状。马斯洛已从一些心理学家和其他人那里收到了好几份报告，说高峰体验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致使某种病症永远消失了。在合适的条件下，这样的体验能使一个人发生永恒的变化。
马斯洛博土发现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说起他们感到特别快乐的时刻。因为这可不是人们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的那类体验。许多人感到窘迫或害羞，因为这些体验不“科学”。很多人在快乐的时刻或之后，都感到很幸运，心怀感激之情。结果他们会对别人、对整个世界产生爱，甚至会有一种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点好事作为回报的放望。马斯洛发现高峰体验带有几乎每个教派和每种信仰习惯上认为属于宗教体验的极大多数特点。每种宗教、每个时代、每种文化的人都用几乎相同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神秘的体验，这实在是很有意味的事。
马斯洛断言，在顶峰经验期间，人能更好地认识现实本身，在这种时刻他们能象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那样洞察现实的统一的面目。
7．发展的天赋
马斯洛的一个与潜力有关的概念是发展(growth)。经过多年研究，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向自我实现的发展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他这里所说的发展指的是天赋、能力、创造力、智慧以及性格的不断发展。发展就是越来越高的心理要求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用马斯洛自己的话来说，“从人的天性中可以看出，人类总是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加充实的自我，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实现。从自然科学意义上说，这与一粒橡树种子迫切地希望长成橡树是相同的。”
有一个现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了心理发展才会有心理健康；那些在心理上没能跟上生理成长的人，往往会呈现出心理和生理上的病态来。
正统的行为主义学说认为，人类总是在为解除紧张状态而寻求一种乎静，因此，人类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缓和紧张”的动机来解释。弗洛伊德也相信这种“缓和紧张”以及“快乐一痛苦”原则。他认为人类总是不断地在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然而马斯洛却指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寻求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倾向，因为仅仅用“缓和紧张”来解释人类行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马斯洛曾这么说：“如果人类行为的动机只是被动地克服令人烦恼的紧张，如果缓和紧张的最终日的只是被动地等待更多的紧张的到来，再去克服它们的话，那么还谈得上什么变化、发展、运动、前进呢?人类还有什么必要去进步，让自己变得更富智慧呢?又怎么谈得上对生命的热望呢?”
马斯洛还说：“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上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新生儿)都具有一种对健康的积极向往，一种希望发展，或希望人的各种潜力都得到实现的冲动。”
人类有发展的能力，但是根据马斯洛的研究，在那些比较自由的社会里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接近于各方面潜力的完全实现。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没能发展，马斯洛提出了以下几条理由：
(1)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类向往发展的本能是比较弱的。因此，坏习惯、贫乏的文化环境、缺乏能力，甚至错误的教育都能使这种发展的趋向受阻。
(2)西方文化向来有惧怕本能的传统，即把本能看成是动物性的、邪恶的。弗洛伊德和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们都强调人类本能邪恶的一面，因此，我们的文化总是强调克制、抵抗本能，而不是鼓励本能。
(3)还有一种来自寻求安全的较低级需要的消极影响。发展的过程需要人时刻准备冒险、犯错误、改变习惯。马斯洛说：“人可以作出选择，回头是安全，前进则会发展；人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恐惧。”“所有引起恐惧和焦虑的因京都会打破例退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之变成倒退和停滞不前。”处于和平、安全和友爱的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发展，并容易懂得发展的过程。但处于不安全环境的孩子却总是渴求稳定和安全。甚至一个健康的孩子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会变得小心翼冀，不敢轻举妄动。
(4)马斯洛进一步探讨了他所谓的“约章情结”：成年人总是怀疑甚至害怕自己的能力。“我们害怕自己的潜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当然也害怕最低水平)。在我们最得意的时刻，处在最得意的条件下，在我们最雄心勃勃的瞬间，我们能够想象到自我实现的光辉情景。但我们通常总是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这种高峰时刻，我们为自身存在着某种上帝般完美的可能性而心神荡漾，但同时我们又会为这种可能性而感到害怕、软弱和震惊。”
一个发展中的人总是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挑战。这就需要勇气。当人进人一个新的、更好的环境中时，不免会产生一种无能的、不自在的感觉，而有些人永远也克服不了这种感觉。发展所带来的快乐需要以努力、自律和一定程度的痛苦为前提。持弗洛伊德观点的人，即只想得到快乐而不愿付出痛苦的人，大概不那么容易发展。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现象显然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尤其在他研究的那些精神不健全的人身上存在。
(5)一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常常会影响人的自我实现。比如人们常在说怎样才算有男子汉气概，怎样便是没有男子汉气概。同情、善良、温柔等人类天性往往因受到约束而得不到发展，因为整个文化都认为这些品质不是男子汉的标志。
(6)我们前面已提到过这么一个事实：科学家们发现，达到了自我实现的人比一般人更灵活，对新事物更敏感，更易接受。由此可以推断，习惯是发展的大敌。大部分人都容易墨守成规。这本身例并不是坏事，因为有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头脑全神贯注于某项活动。但肯定还有一些很久以前养成的习惯，一旦形成之后人们就会盲目地遵循它们。这往往便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对于世上某些一成不变的事物来说，习惯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当我们要去应付世上一些不断变化和波动着的事物的时候，习惯显然就成了障碍和阻力，它影响我们去适应新的、独特的、从未碰到过的情况……对神经不正常的人来说，是否能抓住熟悉的过去是一件生死他关的事。一般的招神病患者都缺乏健康人对新奇的、尚不为人所切的事物的兴趣，即使有的话，也是处于最低水平上的。”
我们在谈到发展为何会失败时，已经暗示了发展的方法。对于处在健康环境下的健康的孩子，只要鼓励他们去探求，给他们以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他们就能发展。对于成人也是这样。过分的溺爱和娇生惯养很容易成为发展的障碍。人应该学会自己来作出选择，如果老是由别人来替他决定，他自然就难以发展。马斯洛认为，发展需要付出一定的痛苦和悲哀。我们应该学会放手让孩子或大人去经历这种痛苦但有益的体验。
后来，马斯洛又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说明人何以不能发挥其潜力。他通过对齐普夫博士的研究的总结和自己的观察，发现人本身有一种惰性，也就是齐普夫博士所说的“最少努力原则”。
自知之明和自我理解在马斯洛看来是通向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途径——这个过程或者受到父母、教师、文化环境的促进，或者受到他们的阻碍。懂得发展过程的专业医师在这方面能提供极大的帮助。当一个人理解了自己，他就会懂得自己最根本的需要和动机是什么，并学会以一种能使它们得到满足的方式去行动。自我理解也可以帮助一个人去理解别人，同别人相处。如果说，全人类最本质的需要都是相同的，那么通过自我理解就可以达到对全人类的理解。
勇气、自信和自尊的发展对于人的持续发展是极端重要的。马斯洛通过对布兰代斯学院研究生的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不受约束对于有些人的发展是有益的，但对另—些人则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谓的“分野原则”——这个原则要么造就了他们，要么就毁了他们。对于已经健康发展的个人来说，压力和挑战有助于发展；但对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软弱的人来说则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在挑战没有超过人们能力的限度时，挑战才是有益的。马斯洛这样总结道，“这就是说，我们还必须对纪律的好处、溺爱的坏处、失望的好处、艰苦的好处、挑战的好处等等作进一步的研究。”
自我实现的人免不了要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一定的自我控制。不过这一切都应由他自己给自己规定，这要比由外界强加到他身上好得多s然而，随着人自身的发展，对控制的需要也越来越少，人的行为变得更加自然。正如艺术家刻苦练笔，直到掌握了所有的技巧，他的艺术就成熟到了无拘无束、顺乎自然的境地一样。马斯洛相信绝大多数的宗教和道德哲学都过分强调控制力与意志力，过于忽视自我理解与自发性。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建议把人的各种能力按梯级形式排列时，就把理性放在顶层。而马斯洛却认为，对健康的人的主观感觉，我们必须给予更多的承认和尊敬。
显而易见，受到别人关爱的人，尤其在孩提时代受到关爱的人，往往更容易健康地发展，而被剥夺了爱的人则往往不能。现在几乎所有的思想学派都赞同这个观点。
衣、食、住这些低等需要得到满足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发展。“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富裕使一些人发展，而使另一些人停留在‘物质主义’的水平上……也许我们有必要在自我实现者的定义上再加一条，即他不仅是身体健康，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能积极地发挥能力，而且也忠实于一些他正在为之奋斗或摸索着的价值。”
弗洛伊德通常蔑视价值观念。对他来说正确的行为就是不受限制的行为——即不受限制地实现动物的生存本能。而行为主义者和绝大多数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价值观念不属于对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范围。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科学与道德相对论是同义的。
在健康的环境里，发展是值得的，健全的个人就是为此而发展的。人们越是发展，就越希望更进一步发展。“……一刻不停的发展本身就完全是有益的、令人愉快的。”令马斯格痛心的是，我们现代入的典范已成为一种“四平八稳”的人……除了我们的时代之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英雄典范。我们的文化把圣人、英雄、绅士、骑士、神秘之入都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问题、四平八稳的人，一个值得怀疑的、苍白的替代者。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把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作为我们的典范：他的潜力能充分发挥，他的内在本性能自然表露，而不是被扭曲、压抑或得不到承认。
8．高级之人
马斯洛由于他提出的令人信服的人类动机理论而闻名世界，这一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他认为，人类动机包括先天的需求层次。需求满足的发展方向是走向自我实现。在马斯洛去世的前几年，他更加相信人类具有高级需求，而以往的哲学和心理学的主流都忽视了这一点。
他的这一新心理学与行为主义和弗格伊德主义心理学截然不同，通常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第三种力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思潮”。
马斯洛指出，关于人性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如何看待人性方面发生的极其罕见的而又如此巨大的变化——可能要过一个世纪甚至两三个世纪才发生一次。他说：“当任何新东西突然出现在我的意思里的时候，我首先做的就是同它斗争。从精神分析的方而看，我经历了一种明显的心理对抗，它通常只是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我开始失眠，打冷颐，甚至开始消化不良。但我也感到了一丝骄傲，好像是我在同强大的对手作斗争一样。我慢慢地明白了，在我的意识里，有一些理性的东西正在形成。所以到现在我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开始失眠，消化不良、变得阴郁和严厉，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现象。我在提出这个新理论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全部接受它包含的东西。它几乎吓坏了我，我对它推翻心理学主流思想意味着什么感到害怕，它激起了骄傲和谦卑、自大和恐惧的两种心理的剧烈冲突。”
马斯洛在资料掌握不多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他试图了解自我实现者的动机。他说，所谓自我实现者，就是在现实中不再被“基本需求”驱动的人，他们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认为，这种人要比设想的数目多很多。由于自己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他们在世界上具有一种安全感，而不是经常感到焦虑。他们也有一种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在这个家庭之外。他们拥有良好的爱情生活和感情关系，他们觉得自己值得拥有这份爱情和感情。他们有许多朋友，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人。他们的自尊问题处理得很好，他们很自重，没有自卑感，有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同感。
马斯洛发现，在这些自我实现者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具有存在性的价值观，他们忠实于这些价值并努力做到与这些价值保持一致。这些人几乎都非常清楚自己生活的责任感，他们有一种近乎于天职的使命感。事实上，他们都从事着自己喜欢助工作，他们所从事的都不是那种冷酷的、唯利是图的职业。
例如，一位接受马斯洛研究的对象是一位实习精神病医生，他报喜欢精神病学。另外一位女士则喜欢做一个大家庭的“大母亲”，就是全心全意地抚养许多孩子，呵护她的侄子、侄女，把照顾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天职。还有一位是完全献身于法律事业的律师。因此，马斯洛指出，一个人具体于什么职业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关键。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可以是光明磊落的律师，也可以是一个极其尽责的医师。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与一船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行为是表达永恒的、终极的价值的一个渠道或媒介，这些价值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和正义。例如，有一个人对不公平的事感到愤慨，他会卷起袖子，放下他正在做的事，同不公平的事作斗争。为了战胜它，他会在晚上很晚才睡觉，拼命地工作。正义的实现能够使他获得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在同这个人交谈的时候，马斯洛了解到他酷爱法律。他谈起法律来就像是赞美情人，即使为它牺牲也在所不借。同样，另外一个人对音乐也有着同样的感受。还有一个人是搞科学研究的，他觉得探索和发现真理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感觉。
马斯洛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身体力行，始终遵循着自己所认定的终极价值，实际上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些价值中，他说，这些人可能是律师、教育者、科学家或只是水果店的老板，但他们实际—k更是智者或圣人。当然，他们的头顶上并没有光环，他们像其他人一样穿着平常的衬衫、裤子和鞋子，戴着平常的帽子。
马斯洛承认，以前他一直以为那些神圣的、高尚的，即那些喜欢美和正义的人看起来都应该是超凡脱俗或与众不同的，后来他开始意识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类似高尚的品质，关键是“他有多少神圣性?”或者“他的神圣性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害怕这种神圣性?”“他在多大程度上压抑了这种神圣性？”因此，他最后想到了这样一点：在这个屋子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神圣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那些富有智慧，喜欢正义，愿意为正义而斗争，以及有时被轻蔑地称为“童子军”或“好事先生”的人的品质。
马斯洛说：“从犹太人的传统来说，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描述词是用来自希伯莱语的‘正直而有道德的人’(Tzaddik)。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并不具有任何有害的或令人讨厌的含义”。他指出．一个正直而有道德的人结合了圣人和政治家的最好的特点，是智慧和务实精神的化身。
当今社会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把自己当成这样的人。他们宁愿让别人把他们看成是坚强的、冷酷的、强壮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心软的人。但是马斯洛早已经学会了打破人们对于神圣品质的态度障碍。他可能会对一个看起来意志坚强的商人说：“现在，瞧，只要有人做了好事，我就会称赞他们。那么，你凭什么获取称赞呢?你想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呢?”
人们在听到如此直言不讳的话的时候通常会脸红。他们真的会脸红，这是马斯格钢道的惟一能使大多数人脸红的办法，而这些人即使是问他们性的问题也不会使他们脸红的。但是当他们被问及他们的高级动机和冲动的时候，他们就很可能脸红。如果一直问下去，坚持说他们乐于与人为善，他们常常就会承认，他们很愿意做这样或那样高尚的事情。
马斯洛指出，对于那些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人来说，存在性价值实际上已成为他们的标志，用弗格伊德的话说，诸如美、正义、真理等价值已经深植于他们的内心，并被他们完全吸收，变成了他们的血肉，已经完全内在化了。存在性价值已经成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试图把这些价值从这些个体中去除的话就如同把某个器官从人的身体中摘除一般，这无疑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
马斯格的进一步看法是：如果存在性价值既在个人之内又在个人之外，那么它们确切的实质和形态又是什么呢?自我实现的健康的人把存在性价值内在化，这个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更完全地认同这些价值?如果我们把。“优秀的人”定义为具有积极的存在性价值的人，然后用具体的办法帮助人们去认同这些价值，这样做大概是行得通的。马斯洛把这种方法称为超越性咨询。它是综合了一般咨询医师、心理医生和教育家多种角色的作用的咨询。
马斯洛说，假设以实验为基础来看，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些存在性价值是人类的最高动机，即大多数心理成熟，健康发展健全的人都具有这些动机。作为一名超越性顾问，我可以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很幸运，生活对你很好，你所生存的环境优越，能够使你得到你需要的所有的爱和尊重，那么你就会逐渐产生这些高级动机。一旦你觉得自尊、自我价值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满足，你就会进入又一个动机领域。”
马斯洛把这一领域称为“超越性动机”领域。超越性动机不同于基本需求的层次。因为“存在性需求”肯定不是通常所说的“匮乏性需求”。例如，婴儿需要爱，于是你亲吻他，抱紧他，让他依偎着你，再亲吻他，直到他满足为止。精神病学家大卫•利维所称的“代替疗法”，实际上就是对那些没有受到过关怀的人施以温柔的、充满爱意的关怀。
很明显，对于存在性价值的需求不同于匮乏性需求。对存在性价值的需求也就是“超越性需求”，它们有特殊的性质。马斯洛所描述的是成长性动机，成长性需求同匮乏性需求有很大差异。首先你决不会厌烦成长，这与基本需求的满足完全不同，基本需求是肯定可以得到满足的。
假如你喜欢吃牛排，你可以不断地品尝，一块、两块甚至到第三块时还觉得好吃，但是最终你会明白，过多的牛排会使你感到厌烦。受也是这样，包括肉体爱，甚至用语言表达的爱都是这样。到了某一个限度，你就不再需要更多的肉体上的爱和绵绵情话了，因为你已经感到足够了。但是若将存在性需求作为动机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你绝对不会说：“我不想再知道任何其理了。”或者“我不想再看到任何正义了。”
接着，马斯洛又提出一种假设，他说，如果存在世需求被剥夺很有可能会导致感情方面的疾病，或者如他所说的“超越性病态”。他说，如果有十六种不同的存在性需求，就会有十六种感情上的疾病或超越性病态的存在。
马斯洛举例说．如果追求真理的权利长期受到阻碍，就可能引起某种感情上的问题；长久地剥夺接近美和正义等的权利，也会导致某种植神障碍。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存在性价值的内在需求，如果这种存在性需求被剥夺或遭受挫伤，就会引起感情上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来支持这种理论呢?马斯洛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整个社会的人民被剥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历史就是先例。例如，在纳粹德国就是这样。马斯洛认为，在这些社会里各种病状都出现了，尤其是当前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市民因为害怕坐牢或枪毙不敢公开发表某些言论。在这些社会里，一些感情疾病是会出现的。
马斯洛指出，在美国社会中，商业电视的冲击虽然还不至于严重到要摧毁存在性价值的地步，然而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将使人类道德沦丧，进而破坏人类的精神世界，尤其对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儿童毒害作用更大。在他们收看的电视节目中，男主角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商业电视的间歇广告时间，就是这个男主角告诉年轻的观众：“好了，孩子们，现在我想让你们买这种早餐麦片!”或者说：“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告诉父母要买的玩具！”美国电视就是这样暗中破坏孩子们体验真理的能力的。马斯洛肯定地认为，这种情况会在儿童中导致各种超越性疾病的。
马斯洛更以美的存在价值为例，他说，如果美的东西不再存在，每天生活在完全丑恶的社会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丑恶将对人们的精神产生坏的影响。当然，这些环境所导致的许多心理疾病并不是侵犯了原本末受任何损伤的机体的疾病，也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的、容易治愈的疾病，而是超越性疾病．这是全身性疾病，因此，它会影响每个人的身心。
例如，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无法接触到真理的社会环境里，他就会从感情和身体上都产生一系列时那种生活方式的敌对的反应。或者说，如果有一个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完全失去了美的城市的街区里，这里每一样东西部充满了丑恶，这种状况就会在他的感情和身体上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可能只需要微量的精神需求，例如我们的身体需要硒和锌等微量元素一样。但是这种精神需求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可缺少的。正如为了健康的需要，我们的食物中要摄入一定量的硒和锌一样。因此，马斯洛建议为了精神健康，我们都要吸收或体验纯正的真理、正义和美。缺少硒、锌或者维生素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疾病，他认为缺乏存在性价值也会导致疾病。
马斯洛指出，人类需要生活在公正的社会里，人类在生活中应该体验美，正如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对微量元素的需求一样，我们生来也有体验存在性价值的高级需求。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于相信人类本质上是有无限适应性的，环境需要人们怎么样，人们就会怎么样，但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自己。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低估了自己的天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都有可能成为一位柏拉图。每个孩子都有对美、真理、正义等高级价值的本能需求。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主要的问题就不是“创造力是由什么造成的7”“贝多芬是怎样出现的?”而是“为什么在上帝的名下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贝多芬?”这就是现在要解释的问题。人类的潜能丧失到什么地步了?它是怎样被扭曲的?面对普遍的创造性，我们不应该大惊小怪，似乎任何入创造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奇迹。
能接受这个观点的人就可以成为马斯洛所说的“道家式的帮助者”，他们对个人不是进行定型塑造和指导。当然，马斯格并不是说婴儿成长时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也需要帮助，否则就无法生活。这将意味着作为父母、教育家、职业顾问等，有意识地为孩子们提供存在性需求，让他们体验美、真理和正义，如同我们细致而周到地给他们维生素帮助，使他们满足生理上对镁、锌和钙的需求一样。
这种方法就是马斯格所说的超越性建议，它是指导而不是强迫个人去体验存在性价值。马斯洛说：“我记得我在大学里发现心理学的感受，我过去一直在学习法律、地质学和数学，而心理学是多么独特叼啊！这种感觉，就像是爱上了某人一样。一个人理想的职业就是能够展现他的自我的职业，这是找到自己个性和真正自我的方法，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是因为爱而有所得的人，他们被某事吸引而且发现可以做这件事来度过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效的超越性鼓舞会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独特的潜能，而且是通过我所说的道家式的、不干预式的方法做的。”
马斯洛在对具有高级动机的人进行研究之后归纳出以下一些结论：
(1)人类每个个体都具有高级性质，其存在的情况要比我们曾经设想的好得多。例如，实验资料表明，猴子会完成各种指令，而仅仅为了从笼子中观察外面邻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们会不顾一切地抓住几秒钟的时间向窗外看。你可以从它们的眼睛中看出匆忙的神色。同样，在实验室里，人们发现猴子喜欢看运动着的东西而不是静止的东西。随着实验室研究的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就有可能了解猴子或婴儿喜欢哪些活动、感官体验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有好奇的本能需求，我们体验新奇事物的动机是天生的。
(2)人类心理可以得到改进，而且确实在得到改进。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在心理上可以变得完美。除非是在某一很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马斯洛的意思是，人类的心理可以得到改进，重要的是人们应该促进这种改进。
有许多关于低等动物(如小白鼠)的实验表明，一个激发性的环境对健康的机体的发育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生活在有适当刺激的环境中，成长中的小白鼠就会息脑萎缩。这种经验主义的原则对人可能更适用。
(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改善的。而且也确实得到了改善。
(4)人类机能的充分激发会产生对生活的热情。马斯洛指出，现在许多年轻人都错误地认为正常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枯燥、单调和乏味的。许多精神病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时也坚持说因为害怕变得单调乏味而不想治愈他们的精神病。但是，这并不是看待个性发展的正确方法，它只是另一种低估人性的方法。追求存在价值、美德和心理健康，才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情。
(5)所有的人都有实现其潜力的权利。从原则上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出生的婴儿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人们也应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这种观念肯定会将我们的讨论引人理想人类社会和它对每个成员的责任上。
(6)人类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的种屑。这个陈述看起来相当清楚。因此，从原则上说，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这应该是讲得通的。
(7)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一些潜在的需求和价值观，如它们被否认、贬低或者不能实现的话，就会导致某种疾病或超越性病态的出现。
(8)最后，在经验体系中，极乐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极乐偶尔才能出现，尤其是在高峰体验或者神秘体验中，它们通常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从这个证据我们得出结论，必须改变幸福是一种永远可以得到的意识状态的想法。我们的研究显示：人们总是在寻求层次越来越高的幸福体验，在最令人愉快的高峰体验或神秘体验中，尽管确有真正的幸福感和狂喜，但它们最终会消失，其中的新奇感和感情也会消失。不管我们可以活五百年还是一千年，寻求新的体验总是人的本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放弃一个古老的错误观念，所谓极乐世界就是一种幸福的休闲状态。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如果你喜欢钓鱼或者听贝多芬音乐，于是决定隐退，整日沉浸在娱乐中，那么你最终还是会感到痛苦。当然，你在做这些事时也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幸福，但是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厌烦。所以从某种意义说，在经历了狂喜与幸福后，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无法逃避的失望。我们应该理解，水无休止地寻求越来越大的快乐是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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