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他终于见到了和自己阔别20年之久，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
这一年，距离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14年过去。此时的杨振宁还不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正是他身后的好友邓稼先。
在返程的飞机上，杨振宁忍不住向邓稼先问起：“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吗？”邓稼先听后笑了笑，不置可否，只说了句：“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
邓稼先请示了周总理，在征得同意后，他迅速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
在影片《邓稼先》中，当杨振宁接到这封信，看到“自己研制”这四个字时，他顿时红了眼眶。面对旁人的问话，杨振宁的声音是颤抖的，而后难以抑制情绪的他奔进了卫生间，泣不成声。
现实中的杨振宁在得到这个答案后，他的激动之情，一点也不亚于影片的演绎，因为他太明白这四个字背后的分量了。杨振宁无法估量，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才让原子弹和氢弹的巨响震动全球。
与此同时，他也难以想象，在自己享受世界级荣耀的同时，好友邓稼先是以何等的信仰和毅力在大洋彼岸的沙漠里隐姓埋名，风餐露宿，以最原始的方式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母亲王淑蠲性情温顺善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邓稼先排行老三。
邓以蛰早年赴美留学，学贯中西，尤其重视几个孩子的教育。在父亲的引导之下，邓稼先从上小学起就系统学习了四书五经，他也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和数学。
虽然父亲一直以来严格要求几个孩子的学习，却不以孔孟伦常来约束他们自由的天性。因此，邓稼先的童年生活是多彩的。他一度迷狂于放风筝、抖空竹、弹球、打秋千，快乐得近乎顽皮。
直到1936年，邓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学。期间，他与高自己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并在他的影响下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邓稼先也一改孩提时期贪玩的习性，一心钻研学业。
自求学以来，邓稼先一直文理兼修。念到高一的时候，他已经能独立阅读外文书籍。加之他一直保留着童年时在游戏中保留下来的喜好钻研，凡事创根问底的习性，因此，少年时代的邓稼先思想活跃，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然而他没想到，平静顺遂的学习生活很快会被残酷的战争席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陷落。由于邓稼先的父亲患有肺病，身体虚弱，只能滞留在沦陷区，全家仅靠一点以往的积蓄在这里艰难度日。这中间发生了一件邓稼先永生难忘的事。
在北平陷落后，父亲的一个老友很快就在伪政府谋了一个差使。有一天，这个老友突然夹着公文包来访家中，邓以蛰感到诧异。几句闲聊下来，当得知对方是来说服自己也去伪政府任职后，邓以蛰勃然大怒，大喝让对方滚出去。
在民族气节面前，邓以蛰大义凛然，不惜和相交多年的挚友翻脸。这件事情在少年邓稼先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积极塑造着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此，年轻的邓稼先一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一面关心社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集会，和思想激进的同学们谈论如何救国，逐渐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邓稼先的成长让父母感到欣慰，也让他们隐隐担忧。而他们忧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当时日军在攻占一个城市后，都要强迫当地的市民游行庆祝日军所谓的胜利。有一次，邓稼先实在难以忍受心中的屈辱，不仅将一面日本太阳旗撕得粉碎，还扔到地上狠狠踩了一脚。这件事情很快被亲日分子告发，邓稼先的处境险恶。家人无奈之下，只好让邓稼先的大姐送他到大后方昆明避难。
临行前，邓以蛰以平和而坚决的口气对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当时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只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儿子。但这句话却深深印在了邓稼先的脑海里。
在同弟弟告别的时候，邓稼先对他说：“毛弟，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在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誓中，邓稼先已经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而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选择。
1940年5月，邓稼先经一路辗转，终于抵达昆明，并于同年入读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插班读高三。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当时的西南联大是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该校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条件简陋，生活清苦。但即便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邓稼先也刚好从西南联大毕业。期间，他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参与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革命运动。翌年夏，邓稼先回到了阔别6年之久的北平，受聘担任了北大物理系助教。
在北大任教期间，邓稼先的思想逐渐成熟，父亲当年的嘱咐言犹在耳。他认识到，想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不再受侵略的新中国，掌握科技才是硬道理。邓稼先认为，只有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948年，本着这样一颗爱国之心的邓稼先成功考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
1949年，邓稼先和杨振宁在美国重逢。当时，邓稼先还在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而早他3年赴美的杨振宁已经在美国取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紧随好友杨振宁的步伐，邓稼先在美深造期间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学习基础很快在美国派上了用场。他各门成绩优秀，还拿到了奖学金。由于外语基础太好，他在第二外语课不上一节的情况下，也能轻松通过考试，从而潜心钻研物理学发展。
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拿到所有学分，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年仅26岁，由于年纪太小，他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1950年8月29日，在取得博士学位仅仅9天后，邓稼先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和挽留，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10月，归国后的邓稼先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历时8个春秋。
在这八年时间里，邓稼先与当年的年轻伙伴们通力合作，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工作。与此同时，也是在这八年里，邓稼先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稳、轻松、幸福的家庭生活。
1953年，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成婚，两人很快有了一儿一女。当了父亲之后，邓稼先孩提时期的天性又显露了出来。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带着小儿子在夏夜里出去逮蛐蛐儿，抓青蛙；周末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出于游泳，一家人一起外出郊游。
妻子许鹿希深情地回忆说：“我们经常出去玩，带些吃的，找个地方聊聊天，唱唱歌，小风吹着，挺悠闲的。他会玩儿的东西很多，最棒的是抖空竹，呜呜抖得很响，然后往天空中一扔，两个小孩拼命地跑着去捡……那个开心、那个快乐就甭说了。”
纵观邓稼先的一生，这段欢快的家庭生活似乎更像是对这一切太过短暂的报偿。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单独找到了邓稼先。钱三强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你去参加，你看怎么样？”
钱副部长虽然用的是隐喻，但是敏感的邓稼先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邓稼先心中十分明白，从今往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更不能说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哪怕是最亲近的父母和妻儿。
对于一个骨子里尚保留着儿时天性的人而言，这无疑让邓稼先备受束缚。但是想到这一切是为祖国献身，邓稼先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回到家后，邓稼先强忍着对一家人的不舍，婉转地告知妻子：“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许鹿希不知所以然，追问道：“调哪儿？”“做什么工作？”邓稼先只是一味表示不能透露。
许鹿希无奈之下提出“那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跟你通信”，邓稼先却还是拒绝了。当妻子还试图追问的时候，邓稼先突然说了一句：“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哭了：“什么事情让你下这个决心？”邓稼先没有任何回答，只是告知妻子：“以后我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了，一切都托付给你了。”
这一年，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小学。那晚，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许鹿希虽然不知道丈夫此去何为，但是她相信邓稼先做的肯定是于国于家有益的重大工作，因此，她对丈夫表示坚决支持。
自此，34岁的邓稼先消失了，整整失踪了28年。
告别家人之后，邓稼先便被调入二机部九院任理论部主任，担任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当时邓稼先最初的计划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走仿制道路。
当时，依据两国协定，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为陈列这个模型，邓稼先等人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到头来始终也没有见到这个模型。研究组成员们向苏联专家请教研制原子弹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吞吞吐吐，答非所问。
1959年6月，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在这种“一无模型，二无任何资料”以及设备条件差的情况下，邓稼先并没有丝毫退却。他决定从抓好队伍建设入手，带领这批年轻人刻苦学习理论，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尖端科学技术。
期间，他自定计划，自编教材，亲自授课。为了解决书少人多和外语阅读问题，他亲自带着这帮年轻的团队成员们边读边译。为了弄懂一个问题，邓稼先常常彻夜不眠，有时备课到凌晨，他便头枕两本书，在办公桌上凑合眯一会眼。
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因为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在了地上，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在如此艰涩的科研条件之下，邓稼先的思考终于找到了方向，他带领团队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三个方向作为原子弹研究的主攻方向，相当于找到了研究原子弹的“咽喉”。
找到这个突破口后，邓稼先迅速将理论部的人员分为三组，从这三个方向攻关，但是历程却很曲折。
当时科研组人员使用的工具只有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纸笔等原始工具。他们算出来的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大量数据。由于算出来的每个数值都要反复核对，而一个关键数据要有上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式。他们算完的草稿扎在麻袋里竟堆满了屋子。
1960年，为了验证苏联专家曾经随口说出的一个关键数值，邓稼先带领理论组前后反复演算了九遍，演算的稿纸直接从地面推到了房顶。最终，苏联专家的数值才被证实是错误的。华罗庚后来称这次演算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1961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原子弹的蓝图基本成型。而这个蓝图，完完全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框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在沙漠腹地炸响。而在这一年之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进行了氢弹的理论设计。
1967年6月17日，中国顺利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85年，邓稼先因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之后，不少人好奇邓稼先搞两弹拿了多少钱，憨厚的邓稼先被问及时，总是笑而不语。
直到老友杨振宁来北京探望，邓稼先夫妇终于回答了这个问题。奖金一共是二十元人民币，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当时杨振宁不相信，许鹿希严肃地说，这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而也正是这一年，年仅62岁的邓稼先已经慢慢走向了生命的衰竭。而这其实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
在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导弹直接从高空摔在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当时，作为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邓稼先硬是推开所有人，登上吉普车亲自去寻找碎片，查明原因。后来，邓稼先得知事故原因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他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而他自己也因此受到了一次致命的伤害。
在返回的吉普车上，邓稼先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你知道放射性元素进入人体后，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然后自己回答，骨髓！
接着他又说，你知道进入人体后半衰期是多久吗？二百年。
80年代之后，不到60岁的邓稼先开始迅速衰老，他的一头头发变得花白，工作也特别容易疲劳。和同事们一起爬山的时候，他会突然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两个人架着他也挪不动步，只好半路折回。开会时，狂跳的心脏竟会高达每分钟 120 多下。他变得怕冷了，穿得和别人一样厚，可有时竟会冷得缩起脖颈。
在1982年的一次地下核试验中，邓稼先在和研制人员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一夜未眠后，终于排除了实验障碍，而他自己也因过度劳累晕倒。当时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零，脉搏也摸不到了……抢救了整整一夜，他才清醒过来。
1984年底，邓稼先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试验之前，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并且带血。有时，他虚脱得连路也走不了。1985年7月，邓稼先被诊断为直肠癌。
从1986年6月，邓稼先首度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到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回顾自己的一生，他问夫人许鹿希：“鹿希啊，你说再过三十年，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他为国献身，隐姓埋名28载，最后在世为人所知的日子竟不过短短一个多月！关于这些荣誉和掌声，他似乎并不在乎。做这样一个无名英雄，他没有丝毫后悔与埋怨。临终前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
1999年，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
如今，距离邓稼先逝世已经35年过去，有幸我们所生活的这盛世，如您所愿。谨以此文怀念两弹元勋邓稼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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