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
绪 言
《尘埃落定》是一部极具地方色彩的优秀长篇小说，小说向人们展示了神秘浪漫的藏族民族风情，并通过对红色汉人于白色汉人战争的描述，叙写了藏族历史中土司统治的起起落落、兴衰瓦解。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社会混乱的背景之下，小说作者阿来着力于围绕权利与财富、爱欲与杀戮对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并交织着父亲与儿子、哥哥与弟弟、主子与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纷纷扰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动人心魄的斗争。
“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喧嚣”，[1]小说里的世界充满了血腥，复仇者的利刃，肆意的屠杀；充满了诱惑，权欲的异化，狂乱的勾当。像草原上那美丽的罂粟，激起了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求和渴望，所有生命显得冲动而又喧闹不堪。当一切又复归宁静之后，“我始终相信，这种寂静之后，是更加美丽与丰富、生命体验与表达的开始。”[2]经历了一次苦难的心灵之旅和隆重的精神洗礼，“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3]而不是对世界的毁灭。正如书中所言：“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
小说描写的诸多女性，正如罂粟一样激起了人的强烈欲望。在欲望得到满足的同时，却是一种毁灭。欲望的背后是以对女性的奴役、侮辱、女性的自我沉默来实现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阿来正是以女性群像的堕落，酝酿着一场无声的反抗，也是女性从苦难获得新生的路途之一。
一 时代扭曲下的傀儡
在这部小说里，阿来对女性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沉重的反思，他的批判“直接、明快、自尊而富于人情味。”[4]聪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高尚与卑贱有机地融为一体，又不断地在与扭曲的人和事的矛盾冲突过程中凸显出来。小说中的人显出了极大的困惑和无奈，时刻处在一种内心的挣扎与外界的屈辱的境遇之下。
麦其土司太太小的时候就被药材商人卖到了这里，一夜之间，妓女出生的她“从一个下贱的女人变成了”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受人爱戴的土司太太，“变成了一个正经女人”。她充分享受着土司太太的权利，以致于“她总是想用一大堆”权利之类的东西“塞满傻瓜儿子的脑袋”，“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当自己的丈夫麦其土司和查查头人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三太太央宗发生关系的时候，土司太太先是感到更加骄傲了，因为这样一来，麦其土司就会沉迷于与央宗的恋情之中，她就能够支配更多的土司权利了。而当“她看着土司领着新欢一步步走向官寨”的时候，她也“看见了寂寞的后半生向自己走来”，央宗比自己年轻漂亮，被土司冷落那是迟早的事，想到这里，她手捂着胸口“一幅心痛难忍的样子。”“母亲明白我是个傻瓜，但她心中还是隐藏这一点希望。正是这种隐藏的希望使她痛苦，而且绝望。”央宗的出现也使得她对傻瓜儿子得这种期待更加疼痛难忍。土司太太来自于“一个对女人得一切非常在乎得民族”，自从成为了尊贵之身之后，她掩藏着自己卑微得身世，权利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奴仆分开，加以歧视。这让她在长期得压抑中，像吃老鼠般扭曲着自己得人性，屈从于权利得同时，也在渴望着权利。正当一切都在有序进行着得时候，黄特派员的到来唤起了她磨灭掉的过去，她激动的问着自己的儿子：我还会说汉语吗？当她试着说出自己的母语时，她感到惊讶，泪水流了下来。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过去的召唤，更是对压抑着的灵魂的召唤。直到最后，土司太太借吸食鸦片麻醉自己，再一次将自己放逐，又以鸦片结束自己的生命，解脱桎梏的灵魂也就成了必然。在她“闪着疯狂的光芒”的眼里，她洞穿一切，却又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死解除自身的苦楚，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寻求最终的归宿。
茸贡女土司与土司太太相比，按理说她拥有着人们不顾一切梦想得到的地位和权利，应该具有更多的自由和对自我的支配，但她的存在不比土司太太多么的优越，甚至还要低下。在众多男性土司的包围下，她感到自己的存在微乎其微，她曾与三个男的相爱过，然而不久又被自己克死，她是多么希望能得到男性的隐蔽。在这种心境之下，她不顾女性的自尊，多次与自己的下人发生关系，借以安抚自己。在那个充满欲望的制度下，女人就像罂粟一样激起了男性的渴求，她生存的有力武器便是女人，只有女人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生存。因此，她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向其他土司贿赂的砝码，换取些许生活的“食粮”，也不止一次地出卖过自己，进行着赤裸裸的权利交易。这种自甘堕落的，泯灭女性性灵的行为，正是造成她及其他女性在男性世界中缺席的因由之一。
从小就身为傻子侍女的桑吉卓玛，她具有双重身份：情人和老师。作为侍奉傻子的第一个女人，她是自己主人的情人，在傻子感到迷惘和伤心的时候，她给了他“安慰”，使他安静下来；她又是傻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个启蒙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无限制的满足傻子的欲望和渴求，为的是教会傻子男女之事。她之所以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为的是这样能够换取不同于下人的自由，还可以有所享受，她与傻子的交往更多的是服从和依附。在与银匠结婚后，桑吉卓玛的生活一下起了很大的变化，她从一个穿着漂亮服饰的侍女，变成了一个满脸烟灰的厨娘。从那以后，桑吉卓玛更加感到了权利的力量和依附权利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现在，卓玛也尝到一点权利的味道了。我想，她喜欢这种味道，不然，她会累得汗如雨下也不肯把施舍的勺子放下这种美妙的感觉，留在官寨里当厨娘，永远也体会不到。”在她心里她一直都在等待着什么时候要是傻子真的成为了土司，她就可以重新获得了自由。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不自由，再后来又使得她背弃老实的银匠，而跟了麦其家的跛子管家，重新找回了那种在权利包裹下的生活。为了这样的自由，桑吉卓玛早已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她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傀儡而已。在麦其家的粮食获得丰收，傻子巡视北方边境的时候，侍女桑吉卓玛成了一个肮脏卑贱的厨娘，“她背着一口锅，一小捆引火的干柴，脸上竖一道横一道地涂这些浓淡不一的锅底灰。总之，她一点也不像当初那个教会我男女之事的卓玛了。她这副模样使我感到人生无常，心中充满了悲伤”。这是富于人情味的内心表白。而就在这时候，年轻、健壮、漂亮的牧场卓玛使傻子感到惊喜，她和厨娘模样的卓玛一样，两个卓玛合而为一，使曾经的回忆得以复活。最后，牧场卓玛的不知所终，侍女卓玛重新变回现实中的厨娘使得美好的回忆成了泡影。
在此之后，傻子又遇到了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她出身贵族，美丽而迷人，可是她却天生傲慢，富于心计而放荡。“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诱惑。有哲人说过，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深渊就是一副毒药。”为了麦子，她不得不以美貌作为交换的条件。而在“傻子”一步步接近权力制高点时，她顺从地成了“傻子”的妻子，回到麦其官寨，塔娜肆意妄为和麦其家的继承人，我的哥哥通奸，之后又与年轻的汪波土司私奔。她是在以情欲和美丽来接近权利和获取权利的，她的美丽不仅无法自救更加不能救人，反而成了自毁和毁人的诱因。权利使她迷失，使她更加远离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与真实。马夫的女儿塔娜是一个从身体到思想都很卑微的小女人，她对傻子除了顺从，便是沉默。在内战的关键时候，土司的女儿毅然选择了背叛，而马夫的女儿却贪婪地抱着主子的首饰匣子把自己封在楼上，似乎要和它一同埋葬。两个塔娜可谓命运殊途同归，在阿来笔下，她们正是这样一群悄无声息的女性，没有生命。她们所谓自我泯灭、甘愿沉默，正是她们对于整个土司统治下的社会的反抗，无情的将扭曲了人性的种种丑恶暴露在阳光下面。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塑造的土司太太、茸贡女土司、两个同名的桑吉卓玛和两个同名的塔娜等等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无不是在向男人们兜售自己作为女人的灵魂。处于社会弱势的她们，置身于那样一个被扭曲的、野蛮的、混乱的环境中，只能借助于男性的语言、规范，“不断突围，不断在突围处陷落，但每一次陷落应该是新的突围的开始。”[5]小说里的女人正处在自身陷落的阶段，这是对“男”主人的隐喻性突围，暴露了时代的丑恶，揭示了男性的生存、社会的扭曲无不是建立在对女性掳掠的基础上的。作为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阿来，也正是通过这种陷落来进行对女性形象的刻画的。在我看来，这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内涵。“事实上，每个女人都在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6]
时代扭曲下的女性，由于自身的弱小和麻木，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女性对男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甘于奉献的奴隶精神，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眼中的“天使型女性”，这样一来，她们也就成了一群没有生命的傀儡，而令人同情。
二 麻木的天使
针对女性的困扰和窘境，阿来“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都立足于女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
[7]小说看似单纯的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片段，殊不知历史当中渗透着作者的良苦用心。阿来立足于民族的历史，在与所谓的权利、银子、女人的周旋中，揭示人性的失落，试图寻找人性光芒折射下的女性的复活和新生之地。
李建军曾说：“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对女性怀有敬意，对底层的弱者和不幸者，怀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然而，遗憾的是，我从《尘埃落定》中没有看到这种令人满意的叙写。这部小说对'下人’的态度是傲慢的，对'女人’的态度是侮慢的。”[8]小说中，阿来对女性的态度是侮慢的，这无可否认，但侮慢的背后却是一种鞭策，一种女性由苦难赢取新生前的呐喊和无声的反抗，这也是阿来对女性的肯定。历来在众多关注女性的文学中，多数是基于对传统，对男性中心意识的颠覆来进行的批判，很少有从女性自身及其存在来做进一步思考的。而小说选择从反面去塑造、揭示和定位所描写的女性，目的就在于通过她们的自我泯灭，进行一种驳斥和反抗，戏虐与嘲讽，对女性问题做深层次的思索。可以这样说，“小说中的女性几乎从未被当作正常人尊敬过、爱过、对待过。与'我’有过关系的几个女人，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工具意义上的雌性动物而已。而作者阿来似乎也只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叙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不，应该说，男'主人’和女'下人’的关系”。[9]而这样一种独特的文本安排和叙述视角，对于女性和缺失问题最具有说服力，有利于激起女性的自觉，唤醒沉睡中的女性。
“妇女和男子是彼此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生的，但是，他们和她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是不相等的：男人是由于他们的欲望而依赖女人，而女人则不仅是由于她们的需要而依赖男人。”
[10]女性成了为男人们舔食伤痛的避风港，成为了他们得以继续投身“革命”的动力，没有女人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万紫千红都像一堆狗屎”。而女人们则欢喜在他们的宠幸之下，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所支配玩弄，这让众多女性在心里所津津乐道，感到光荣快乐。“被哥哥牵着手的姑娘尖声叫着。叫声有些夸张，无非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她和尊贵的英雄跳舞是多么光荣和快乐。”而女人一辈子的伤痛，也只有在与男人的“交易”和放纵自己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泄愤。女性意识上的麻木使她们忘却了这是一种自我的诋毁，也是人生的不幸。她们渴望成为男性眼中“美丽的天使”，而不愿背负“小妖精”的骂名。于是，女性自身便是自然而然的被“合理地”罔顾于男性的“救世”欲望和奴役之后了。
女人们无法摆脱奴性的生活，因为她们相信“男人没有女人”是有能力生存的，“而女人没有男人”便不能生存，更何况世界如此的凶残，周围满是死亡的足迹。对三太太央宗来说，“她的存在好像仅仅就是为了隔三差五和土司睡上一觉”，她是被物化了的装饰品，是供男人摆弄的物件。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献媚于强大的麦其土司，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在罂粟刺激下的疯狂欲望，另一方面则是想借此攀附一个因为罂粟而日益强大的权贵，不至于在弱肉强食的定规之下被时代抛弃。因此，在刚刚埋葬了自己男人之后，带着同麦其土司同样的疯狂，与麦其土司发生了关系。她无声的屈从，不顾为妇的忠贞，使她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茸贡女土司身为一方霸主，却希望能有男人接受她的位置，而自己则可以安稳地在男人的呵护下幸福的生活。麻木使她们连生活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了，而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
为了生存于错乱扭曲的现实，她们能够放弃的只有她们的尊严，乃至肉体的存在了。命运交在自己的手里，却是乞讨别人为自己规划，认为那样便是拥有了幸福，获得了生存的条件，这其实是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谷底，让自己屈辱的活着。身居高位的女性是这样，更别说那些普通的妇女了，她们的一生，都注定是要以个人的不幸来满足社会，辱没在无声的喘息里了。只有麻木和顺从，泯灭了自己的声音，才为“男”主人的社会所接受。在边境市场，因为女土司的“声音”，傻子坚决不给她粮食、武器和权利的保护。其他的又如桑吉卓玛、土司太太，以及出巡时头人们叫来侍寝的不知名的女人，也都甘于这样无声的苟活。她们只有埋没自己，麻木的活着，才为那个时代所接受，戴上天使的桂冠。
“女人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女人的自觉首先是人的自觉。”
[11]女人自己都出卖了自己做人的尊严，陷于麻木的沼泽，那就更谈不上人的自觉了，从而也就造成了女性的“缺席”和“沉默”的悲哀。在作者笔下，那种无声的反抗，以及女性自身的扭曲和丑陋是比任何抗争更加彻底地声讨，更加具有猛烈的破坏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在小说里，尽管像多吉次仁的妻子这样的女人公然地发起过反抗，葬身火海诅咒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和残忍，她的出现和觉醒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人们所遗忘，大部分的女性只是麻木而已。傻子的姐姐，一个远嫁异国的女性，在文明的国度里，接受着文明的熏陶，受到绅士的礼待。按理说，她是最具有希望获得新生的女性。但出人意料的是，她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银子，从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做作和虚伪。除了银子，家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极端的厌恶。虽然，作者对她的描写很少，但她短暂的出现，更显得女性的悲哀在于她们的麻木。
扭曲的时代造就了女性的麻木和沦落，男性眼中的天使，便是对男性无条件的忠诚和无私的奉献。可以说，阿来写出了土司统治下的女性人生和人性被摧残的惨像。
三 没有尊严的“模特儿”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性爱的觉醒都是对旧文明和旧体制的反抗和颠覆。这种所谓的以性爱进行的对传统的反抗与颠覆，可以说既是对野蛮的和不合理的文明的反抗，也是对旧传统体制下的男权意识的颠覆。在这里，性成了考验一切的试金石，“一切荣誉、责任、忠诚能够抵挡住其它性爱的召唤，”[12]“任何道貌岸然的意识形态在性面前都土崩瓦解。”[13]
由于阿来受到阿斯塔非那夫、海明威、福克纳及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之影响，因此他在小说中对于性欲的描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小说里的性描写直言不讳，随处都是男人和女人疯狂游戏的场景，“地头小憩很快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女人们把一个男人摔倒在地上，撩起长袍，拔取宽大的裤头，把牛粪糊在那不安分的东西上面。男人们的目标则是姑娘们衣衫，要让她们在晴朗的天空下袒露美丽的乳房。”“我”、麦其土司、哥哥以及之后在边境市场上出入妓院的土司们，几乎全都是性欲驱使下的奴隶，都是些粗鲁的淫欲狂。旷野里，罂粟里，温泉中，树林里，无论白天或是夜晚，对性的渴望如此泛滥。在性与欲中，根本就没有把女人当作人看待，她们只是男人们缓解因现实的原因而痛苦的心灵，是男性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所设计出来的没有生命的“模特儿”，不但对女性缺乏人文的关怀，更是缺乏深刻的道德价值，女性再次遭到欲望的吞噬而沦为工具意义上的雌性动物。女人被认为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甚至她们的名字更是无须记得，“姑娘睡在我床上好几个晚上，我连她是什么名字都没有问过”。“一般而言，我们对于这些女人是不大在乎的，她们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我们都不在乎。”女人的存在，是为了让男人们生活有意义，而女性的不自爱，却必将遭到男人们的凌辱，社会的冷落，有失人的尊严。而种种不合理、假平等的存在，造成了女性在男性的精神麻醉和文化奴役中难以摆脱的处境，不得不陷入男性的泥淖而泯灭了自己的声音苟延残喘。这种“由性的不合理透视生存的不合理，由女性的不幸透视人类的黑暗和宿命。在这里个人的性别遭遇上升为普泛的性别遭遇，甚至涵盖人类人性的遭际，因此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14]
只有当情欲与某种高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女性才有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与男性平等。但小说里，只要有情欲的地方，都充满着卑鄙的恶臭。女土司的女儿塔娜因为母亲和自己对于权利的欣喜，在“我”拥有权利的时候顺从的依赖于“我”，用身体和她的美丽进行可耻的交易，而后又与麦其土司将来的继承人通奸。最终“被汪波土司放在情欲的大火里猛烧一通，又被抛弃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可耻的阴谋与利益的追逐，女性在为权力异化的时候，尊严也将黯然失色。只有当情欲与某种高尚的目的相连接，女性才可能得到男性的尊重，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为自己挽回做人的尊严。
对女性所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待遇和男人对女人的性凌辱：“她嘻嘻一笑，撩起长裙盖住自己的脸。我就看到了她双腿之间那野兽的嘴巴了。她一勾腿，野兽的嘴巴立即把我吞没了。”一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女性对自己的不自爱造成的；二是这样的行为实在是缺乏丰富的人性内涵和伦理价值。“更为严重的是'我’对自己的性体验的叙述是病态的，具有施暴的性质，缺乏对女性的起码的温柔和人格尊重”，
[15]这势必会造成对女性的侮辱，也即时貌似平等之下的不平等的性奴役，而女人们却愿意接受这样的奴役。“是的，要是说把一个姑娘压在下面，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把自己的东西刺进她的肚子里，并使她流血，就算得到的话，那我得到她了。”“她滚到我怀里时，便抵消了那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我要了塔娜。带着爱和仇恨给我的所有力量与猛烈，占有了她”。陈染曾这样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可是，在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在面对性的时候，高高在上的男性会把女人看成一个人来对待，女人会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有的权利。在难以得到满足和随时都有可能泛滥的性欲面前，女人们委曲求全，自告奋勇的投怀送抱，对这一个群体的性的描写，字里行间透露着的都是一股强烈的挖苦与讽刺。
没有尊严的模特性欲，是动物性的低劣本能，既不符合文明对性欲的道德伦理约束，也有悖于两性之间彼此的尊重。作者对它的刻画越直接，反讽的意味就越发浓厚。这对激起女性的自觉，唤醒沉睡中的人性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就我个人而言，阿来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
“性欲因爱而获得了尊严。”
[16]这是小说中期待解决的。只有当人类低级的，停留在肉体上的性欲升华为它的高级形式爱情的时候，无声的女性才能够享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才是真正的人性自由。在爱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性别的差异而带来的“男尊女卑”，男“主人”和女“下人”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幸福的关系。“人能爱，这是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爱是对动物性性欲的升华，能升华，人才伟大。升华，本质上是一种解放，一种对自由的获得。”[17]
四 爱情孕育新生
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中，阿来也不忘对浪漫民族下的浪漫爱情进行应有的审视。
《尘埃落定》中的爱情总是显得简单、虚飘而不可思议。女土司的女儿塔娜对“我”的爱只是瞬间的感受，刹那发生的多少带有盲目性的情感冲动，她“喃喃地”对“我”说：“我本来不爱你，但冲上山岗时，看着你的背影，又一下就爱上你了。”“我”的爱是来自于心灵的渴求，而塔娜的爱只是肤浅的爱，也可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是有着一定条件的交易。塔娜只在有求于“我”的时候才回到“我”的身边，她与“我”的结合，已开始就是个错误，作为“我”的妻子，她只是女土司手中换取麦子的最有效武器，成为了和“我”交易的条件。回到麦其家之后，由于父亲逊位，哥哥成了麦其家未来的土司。这时，在妻子眼里“我”的傻让她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她背叛了“我”与哥哥私通。后来，等重返边境，她又与年轻的汪波土司，白色汉人发生了关系。她再三的背叛足以说明她对“我”的爱不算爱，这是对爱情物化的反省，这让“我”体会到了“同得到了东西时的悲伤相比，得不到东西时的悲伤根本算不上悲伤。”同时，她一再的背叛也可以看作是对女性遭遇的抵制。由此看来，尽管小说中所写的爱情显得简单、虚飘而不可思议，但阿来的这种努力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从这种虚飘的爱情中，我们也对那种低级的性欲和物欲的追求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小说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种种高尚而卑下的欲求，都会在爱中得到反应，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18] 傻子和卓玛的感情是暧昧而复杂的，不能说是爱情。他们之间这种暧昧而复杂的情感，只是“我”成长路上对于女性爱慕的结果，包含着两性之间爱的窥探与渴望。当卓玛答应了银匠的求婚后，傻子失掉了感情的依靠而感到失落、孤独、凄凉，这是傻子成长的重要转折。卓玛对傻子的情感是一种性启蒙，不具备人性之爱中爱情的特质。就连土司太太对麦其土司的爱也算不得所谓的爱情，那是女人对男性、权利、金钱和地位的屈从。“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少的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气来的声音”，她的爱情早已经在权本位的观念中扭曲变形了。
在我看来，虽然作为贴身侍女的塔娜身份卑微，在硝烟四起之时选择了首饰盒而一直躲在屋里不肯离去，有失做人的尊严等等。可是，她的爱是那么的执著，表现在与另一个塔娜不同的忠贞的爱。“不要把我配给男人，我是你一个人的女人，你不要我了，我也记着自己是你的女人。”而在身份高贵的塔娜来说，她的存在只是种偶然，是为了让男人变成真正的男人而活，而傻子的爱“不能使我成为忠贞的女人，”只能是万物罢了。此外，多吉次仁的妻子对丈夫的爱更是少有，当丈夫被杀之后，作为深爱着丈夫的她带着孩子亲自到麦其土司家的官寨示威，以死表达了对丈夫的执著的爱。相比之下，茸贡女土司的爱情里没有忠贞与执著，只有金钱与权利。她只是喜欢男人而已，对自己的女儿，她这样给汪波土司说：“想娶她就娶她，不想娶她，也可以陪她玩玩嘛。”因此，在她眼里，真正的爱情在那个扭曲的社会下是不可能产生的，至少在土司之间是没有的。
在爱里，常常展开着灵与肉、善与恶、理性与疯狂、理想与现实、失望与希望、利己与利他、欢乐与痛苦、仁慈与残忍的搏斗。人在爱的面前，有时是主人，能够支配自己的情感和命运，表现出理智和意志的力量；有时则为奴隶，完全被情感所摆布，只能在爱面前呻吟与哭泣，因此，在爱面前，人有时显得崇高，有时显得卑下，有时变得很美，有时变得很丑。”
[19]而作为一个把女性当成自己生命看待和对生命充满关爱的阿来来说，“我们生命之外与生命之内的女人”，
[20]爱情才是“我向你们倾述我所有的行程，双脚以及内心”的东西。在经过一场弥漫着硝烟的炮火中，一切都已随着土司时代的消逝而永久的残存于人们的脑海里。此时，阿来却是久久不能入睡，他充满了渴望，看到了“月光下的田野里，又有艳丽的情爱之花要开放了。”“那是我们都渴望着真实触摸的人性中最美丽的部份。”
[22]“想象的就是月光下的爱情，渴望的也是那种月光下的爱情。”
[23]而爱情至少可以让女性“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的生存只是消遣，而不是苦役，她们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爱情成了女性在经历一切苦难之后的要求，它能够给予沉沦中的女性，在一切落定之后，抚慰她们伤痕累累的痛楚，由此重新找回被历史淹没得女性的声音，这也是作者对女性的希望。
爱情是保存一切生命的巨大力量。在充满着血腥、杀戮的时代里，阿来对整个土司统治以及女性自身进行了赤裸裸地暴露和批评。随着土司制度的灭亡，爱情也将孕育着女性新生的开始。
结语
罂粟从药用来说，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作为毒品的主要原料，它却侵蚀着人们的身体和意识。罂粟的美丽是解药，亦是毒药，在它糜烂之处总是事物获得新生之地。小说里的女性，就像这火红诱人的罂粟，一面在给予男性安慰、救赎的同时，另一面却又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欲望，损害男人们的身体（梅毒）。她们的无声屈从是对扭曲了一切的时代的有力反抗，从而加速了腐朽的蜕变。
阿来在小说里对女性的态度是尖锐的，批判的，讽刺的。但我个人认为，阿来内心是同情自己笔下所刻画的女性形象的，他渴望的是女性能从自身人性的苏醒中，唤起女性的自尊、自爱、自觉。他试图通过女性自身道德的、精神的沦落来揭示出女性“缺席”的因由，以期从她们身上找出一条女性新生之路来。虽然这种努力最终没能成功，但至少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尝试。
来源：网络 编辑：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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