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向来不是什么好词，可偏偏曾有一个王朝以“奢靡”为标签——那便是西晋，一个只享有国祚五十二年，却成为历代奢靡之典型的王朝。
一、门阀之巅与奢靡至极
作为将世家门阀制度发展至巅峰的时代，西晋在方方面面几乎都可见世家门阀的影响。令人诟病的奢靡便是其中之一。
在西晋皇族的统治之下，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一面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一面也被限制在特定的社会等级之内，只能享有该等级应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一大批世家子弟便陷入无所事事的枯燥生活——奢侈放荡地行事便成为他们消磨时光的最佳选择。
因而我们可见，西晋时的士大夫多是酗酒之人。不仅颇受敬重的“竹林七贤”里有刘伶和阮籍这两位嗜酒如命之人，《世说新语》还很不客气地记载那些酗酒的世家大族“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而如果说士人的酗酒还能用“文人风骨”去辩解，那世家大族们的挥霍和斗富就是板上钉钉的荒唐之举。
当时权贵们的日常生活能有多奢靡呢？石崇在如厕时需有十余个身着华服的婢女备好各种香粉伺候。王济食用的乳猪只用人乳来进行喂养。因为喜欢骑马，他还曾用钱串围绕装饰整个马场。
同时，石崇和王恺的斗富也是劳民伤财的典型。石崇“涂屋以椒”，王恺便“用赤石脂”；王恺为了让自己的车比石崇的快，花重金收买石崇的仆人，而石崇便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涉事家仆；王恺有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石崇便寻来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讽刺的是，王恺的珊瑚树还是其外甥的晋武帝送给他的。作为帝王，晋武帝非但不禁止愈来愈盛的攀比之风，还亲自卷入并添油加火，可谓是荒唐至极。
二、社会之病与奢靡之疾
若是在平时，我们大概会很难想象一群自恃风雅的人却是满身铜臭。但在西晋，九品中正制对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又确实真真切切地改变了那些本该有其坚守的士人。
因为只要出身世家大族便会有官可作；因为只要没有大过错便会不断晋升；因为出身不同等级门阀的子弟只能达到相应的高度……长此以往，“既定的命运”让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的士人们反倒丧失了最重要的斗志，糟糕的奢靡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司空见惯。
同时，西晋所推行的品官占田荫客制也在客观上为世家大族的挥霍无度提供了经济支持。在此制度下，不仅这些世族直接占有的土地不必向朝廷纳税，他们所荫蔽的食客或佃户也不必纳税，而只需将一部分收入直接交给世族。加之手握职权的他们还能占有更多的非法土地或轻松隐瞒荫蔽的人口，世族所“节省”下来的赋税便又是一笔巨款。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西晋时出现了新兴的“有闲阶级”——至少在西晋，这一阶级与门阀士族高度重合。不从事劳作而拥有财富，交往之人基本都只是同阶级且大家都非常有空闲时间，一起玩乐攀比便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三、西晋之亡与奢靡之毒
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晋因奢靡而饱受诟病之时，无论是九品中正制、品官占田荫客制，还是“有闲阶级”，一个都不无辜。但最不无辜的，终究还是那群奢靡无尽的世族门阀。
因为追求淫乐奢侈生活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掌握特权的世家大族自然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搜刮社会财富。前有作为皇帝的晋武帝带头卖官鬻爵，后有王戎“积财聚钱，不知纪极”——实在是看不下去贵族对于搜刮钱财之狂热的隐士鲁褒甚至还写下了《钱神论》，好让后人也看看时人的丑态。
同时，统治阶级的剥削与社会生产力的被破坏还形成了动摇西晋社会的根本悲剧。在中原，奴隶制度本早已被取缔。但至西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长久以来战争对生产力的摧折使得许多底层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即便早期晋武帝励精图治，使得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但更大的苦难还是迫使“卖妻鬻子”的普通人再度沦为事实上的奴隶。而倒退的生产制度也决定了西晋这一政权将不会拥有一个长久的未来。
虽说西晋最终亡于统治阶级内乱和外族的入侵，但此前上层社会的奢靡显然也是王朝覆灭的助推剂。况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西晋的奢靡之风便更是让其成为千年来的反面案例。以史为鉴，这或许就是如今我们还去了解西晋奢靡之风的最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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