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小说》捧红了许多年轻作者。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成了国内外出版商眼中的“香饽饽”。

核心提示：

近日，莫言在腾讯微博正式宣布，委托女儿管笑笑对外代表自己洽商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其对外所作承诺和签署的文件他均予以认可。一时之间，外界纷纷为管笑笑贴上一个新的标签——莫言的经纪人。消息一出，关于中国作家需不需要经纪人，由亲属担当经纪人的利弊，中国作家到底需要怎样的经纪人再度引起热议，作家经纪人作为焦点重临大家的视线。

据悉，莫言早期的版权状况非常复杂，很多出版社都有他的版权，以致同一部作品会有若干个版本同时上市。而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出版商也都来向他联系，争要其旧作版权，版权、媒体报导、出席活动等创作以外的事务日益侵占其创作空间，干扰写作，授权管笑笑接管相关事务，无疑是为其创作生活树立起一道防火墙。

纵观国内文坛，选择自己的亲人作为经纪人，处理其版权等相关事务，莫言并不是第一人。长久以来这种做法，在娱乐圈和文化圈都很普遍，作家池莉最近也将自己海外的版权事务交给女儿吕亦池和一家海外公司共同打理。由亲属担当经纪人，符合中国人的办事习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暴露出国内专业作家经纪人的长期缺位。尤其是现在，中国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迈出国门，向外国市场输出作品，与此同时，作家们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棘手难题，无法诉诸自己的经验加以处理，版权经纪人的风潮应运而生。从数年前开始，国内逐步兴起针对涉外市场的版权经纪人培训，中国本土作家经纪人何时能正式与国际接轨，备受期待。

比作家还出名的经纪公司

一直以来，经纪人都被视为是演艺明星的“标准配备”，但作家与经纪人的关联似乎并不那么密切，大多数作家在版权“战争”中都是一个人在战斗。曾经，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曾为《病相报告》找“婆家”，单枪匹马与全国多家出版社进行一轮轮的交涉。再加上随着上下游产业带来的成本压力日增，出版方很多时候会借助法律合同的“陷阱”将风险转嫁到作家的身上。那些对法律文本不在行的作家，对这类暗箭造成的损害手足无措。而这种身心俱疲的应战也无形中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如果有经纪人出面协调，他们就会为作家计算成本和收益，以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风险。”浦睿文化副总编辑张雪松认为，熟悉出版法律事务的经纪人能够对作家起到保护的作用。当作家和出版方发生矛盾时，经纪人能从中缓和，并规避一些风险。据悉，池莉就聘请了六名助理分管她的版权事务、影视改编、法律事务。

在海外，成熟的经纪人制度还能为作家带来丰厚的收益。欧美约80%的图书都是通过经纪人来代理的。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作家经纪人约翰·布洛克曼曾仅仅凭借几页纸的写作提纲，向出版商索要数百万美元的版税。在他的“操控”之下，也使得当地的科学人文类图书的版税，从原来的四位数一下子升到了七位数。

除了维权作品的产权以外，作家经纪人还需要发掘作品的潜力，知道怎样进行产品开发，让作品增值。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代理作家领域熟悉，并能判断作家与各种社会事务之间的关系。他们有时甚至还得介入作品创作，指引作家贴合市场，调整创作思路。“经纪人必须熟悉市场，而他们代言的作家也必须有市场基础，这样才能谈衍生。经纪人知道这些图书的核心受众是哪些人，知道他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以及怎样跟作家的内容创作联系起来，从作品本身寻找市场的开发点。”

有业内人对经纪人在国内的生存并不乐观，但张雪松认为真正成熟的出版市场，需要经纪人在出版人和作者之间“穿针引线”，改变一贯强势的出版社主导。在他看来，真正合格的作家经纪人懂得平衡市场各方利益：“经纪人和出版社实质是两利的。国内的作家总是有很重的文人气，谈起钱来表现得很羞涩，他们和出版社谈判的时候总是拐弯抹角。而经纪人在谈判时，则会把话明，办事效率自然就会提高。而且，他们更加尊重市场运作的规律，甚至能替出版商想出更多开发市场的点子，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让成名作家的身价增值外，国外的出版经纪人还担当“书探”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市场脉搏的把握，挖掘有潜力的新人，将其作品打造成畅销书。“在行业内部，作家经纪人比作家还要出名的情况非常普遍。”

近几年来，青春文学领军人物郭敬明的经纪公司最成功的便是树立了自己的品牌——《最小说》，他的最世文化通过主办文学比赛等渠道积极发掘新人，签约到自己旗下，再通过《最小说》等畅销书刊平台力推新人，扩大读者群。郭敬明就像演艺圈包装明星的经纪公司一样，培养起了作家中的新生力量，并因此为自己的公司创造出巨大的利润。

作家经纪人只是出版商别名？

过去，国内的作家经纪人角色一般都由出版社编辑承担。目前，作家与出版机构的策划团队或产品经理直接沟通，还是最为主流的合作模式。“当然，部分作家现在也开始拥有自己的经纪人，比如麦家和孟非。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事务和相关的经纪人进行对接。”韩志表示：“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经纪人也不能完全为作家做主，所以我们更愿意将其称为‘助理’，而不是‘经纪人’。”磨铁图书首席产品官韩志说。

作家经纪人，目前在国内难以“自立门户”，但其承担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当今图书行业越来越重要。作家阿乙认为，对中国的国情而言，半公益性质的经纪机构可能比独立的经纪人更实际。韩志则告诉记者，目前国内严肃作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身边朋友的介绍，和具备实力与信誉的出版机构合作，“与出版社进行合作，作家无须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且现在很多大型出版公司都在加强开发维护作家权益的服务，业务很全面。”

反观不少出版机构，由于面临作家的产能降低、成本增加、产业链缩短等各种压力，经纪人的专业性也是让作品提高“人气”的重要砝码。“磨铁的产品经理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与经纪人非常相似。”韩志表示：“我们要求每一位产品经理人对每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负全责，涉及到这个作家及其作品方方面面的内容，都会由产品经理人牵头负责并执行。而一个产品经理人一般也会同时服务好几位作家。”韩志还表示，在产品营销方面，产品经纪人还要负责策划，对作家进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市场，形成自己的品牌。他向记者进一步透露，现在不少经理人已经转型成为知名作家的版权代理和版权经纪人。

张雪松坦言，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市场引导的结果，谈不上成熟，这都是近两三年才刚刚起步的做法，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文学作家这一块的文化产业增值幅度还比较慢，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增值空间去养活这么多的作家经纪人，在这个时期，由出版机构主导对作家进行多元开发的工作可能更为合适。”

但张雪松认为，这种由出版机构承担经纪人角色的做法，目前只是权宜之计，毕竟出版机构更多考虑到的是自身的利益，而真正的作家经纪人是要与出版社形成博弈的。“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些专业的作家经纪人，但产生新的社会分工的前提肯定是社会的市场扩大。”他认为，毕竟国内的文化市场仍属新生事物，相信未来周边的各种分市场会越来越成熟，而作家也会走向理性。

作家VS经纪人：双向的冒险

尽管作家经纪人制度在西方已非常成熟，也使相当一部分国内的出版人士和作家怦然心动。然而，国内对作家经纪人制度的质疑也从未停息。实际上，国内的作家经纪人市场一直处于不成熟的状态。首先，聘用固定经纪人的作家本身就不多。而不少名义上的“经纪人”也因处理业务过于低端，而被业内人士揶揄为“打杂”、甚至是“保姆”。

聘用经纪人成本过高，是令许多作家望而却步的原因。作家阿乙告诉记者，一般作家的稿费500元/千字，一年版税最好也不会超过100万元，有时甚至只有3、4万元。即便是影视作品的版权，也不过10来万而已。“娱乐圈的明星，拍一集电视剧或一项商业活动的收入，就能将经纪人全年的生活费赚到手，然而像我们这种版税收入和上班一族差不多的作家，可能写10年都养不活一个经纪人。”

由于经纪人难以“高攀”，像阿乙这样的作家在处理版权业务的时候，只能选择“单打独斗”；而那些知名大家，因为在文化界和出版界形成稳固的地位，多数都有固定的出版合作方。比如，莫言与精典博维的签约，就是双方长期磨合的结果，其结果不仅是商业的考量，还有友情的铺垫。这些作家基本不用担心市场，反而是出版商争先恐后地拿着现金去预付版税，在这种情况下，经纪人角色也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经纪人“难成气候”还是因为缺乏成熟的商业环境。韩志认为，国内外的出版市场存在相当大的区别，海外出版市场的分类非常成熟，他们很早就形成类型化阅读的习惯，读者会固定地选择某种类型的图书。反观国内，文学市场本来就很狭窄，许多严肃作家的作品难以畅销，自然就不需要为市场服务的经纪人。

此外，一些不良“经纪人”的频繁出现，也让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受到冲击。在张雪松看来，作家经纪人不应只是单纯地分“蛋糕”，而是要帮作家将“蛋糕”做大，再从增值部分获取利益。但国内一些打着“作家经纪人”名堂的人，不过是想从作家的既有利益里头分一杯羹，“只是一些‘二道贩子’”。张雪松说，这种情况在数字出版领域尤其常见。

目前，有些销量走俏的作家尝试将作品事先交由具有国际版权经验的人士代理，作家池莉就曾聘请过一位“海归”背景的经纪人，她的作品在法国卖得很不错。在她看来，目前中国市场上真正称得上全能和专业的经纪人很少，国际化的市场环境、营销方式更加复杂，加上语言障碍，使得国内从业人士难以胜任代理重任。而那些熟悉海外版权经纪运作的专业人士在国内又不够“接地气”，可谓是境况两难。

张雪松表示，目前的行业规则也不能为作家经纪人的生计带来稳定保障。作家与经纪人的关系过于脆弱，链条一旦断裂，将让经纪人无以为生。“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和创作命运交给经纪人，经纪人将自己的职业前途与之挂钩，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开拓和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