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三国”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赋予了极高的历史地位，而在此前，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代，主流学者大都认为魏、蜀、吴不过是临时性的割据政权而已。如常璩的《华阳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竭力张扬晋承汉统的历史观念，他们认为，汉代以后的历史根本就与“三国”无关；因此，即使是西晋时代的大史学家陈寿著《魏书》、《蜀书》和《吴书》，也不以“三国”为名，而所谓《三国志》者，乃出于宋代文人的再造与当时出版商的合刻。随着《三国志》这一历史文本的广泛流传，“三国人物”在宋代以后也步步升格，其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就是铁匠出身的关羽——他既以武圣的身份与文圣孔子并驾，又以关帝的尊严超越现实的君王。笔者无意挑战和否定关帝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学研究，但无论历史如何演绎，对历史人物的还原性认知于学术研究总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仅就关羽辞曹归刘的历史个案略陈管见。
对关羽辞曹归刘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9-942页）。据此传可知，（一）关羽辞曹归刘一事发生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被俘之后；（二）辞曹归刘的原因是关羽同刘备“恩若兄弟”，“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三）曹操对关羽礼遇甚厚，关羽解白马之围，意在报恩；（四）曹操知其必去，嘉其高义，对此，裴松之注（以下简称为“裴注”）说：“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由此，关羽的节义与“曹公之休美“构成了在宋代以后广泛传扬的历史佳话。但是，《三国志·关羽传》裴注所引《蜀记》却有这样的记载：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蜀记》出自东晋著作郎王隐的手笔，《隋书·经籍志》有“晋著作郎《王隐集》十卷”，故《蜀记》当为严谨的国别史著作。但“布使“两句话的表述非常含混，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如果说这纯属不可信据的“小道消息”的话，那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先主志》却印证了它的真实性：
五年，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妻子及关羽见获。……公壮羽勇锐，拜偏将军。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公察其神不安，使将军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效以报曹公。”公闻而义之。是岁，绍征官渡，遣枭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公救延，使辽、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中，斩其首还，绍将莫敌，遂解延围。公即表封羽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尽封其物，拜书告辞而归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显然，《华阳国志》比《蜀记》的记载更为清晰，更有逻辑性。综合这两种文献的记载可知，（一）当初，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关羽和刘备曾经跟从曹操在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围困吕布，吕布手下的将军秦宜禄为吕布向张杨求援；（二）知道吕布和秦宜禄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关羽因自己的妻子没生儿子，便向曹操请求在攻陷濮阳城后纳秦宜禄之妻为己妻；（三）曹操已经答应了关羽的请求，在到达濮阳城门时，关羽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请求；（四）由此引起了曹操对秦宜禄之妻的特别关注，先派人前往迎看，发现其美色后即据为己有；（五）职此之故，关羽和曹操产生矛盾，关羽“心不自安“；（六）由此关羽对曹操产生憎恶、仇恨的心理，在刘备与曹操一同射猎时，关羽想借机暗杀他，但刘备顾全大局，阻止了他的行动，由于担心事情泄露，关羽在曹操身边常常感到心神不宁。《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又引王隐《蜀记》云：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可见常氏的记载确实是有依据的。其实，关羽梦想得到的女人是秦宜禄的前妻杜氏。《三国志》卷三《明帝纪》青龙元年裴注引《献帝传》：
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秦宜禄用前妻保住了性命并换得官职，张飞对他极端蔑视并将他杀掉，看来秦、曹之间可能有交易，张飞对曹操亦当十分憎恶，但是，如果他的“关二哥”在“夺妻之战”中获胜，不知他是否还会取宜禄的小命？真是可悲可怜可叹。无论如何，在关、曹之间，由女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危机，由此随时可能演化为生存危机，关羽曾对曹操动过杀心，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关、曹是不可能长期和谐相处的。因此，无论曹操在表面上如何礼贤下士，关羽也注定是要走的。所以，在为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他便借着台阶溜之大吉了。既然在曹营心里不舒服，就不如回到“大哥”身边混饭吃。令人欣慰的是，杜氏在嫁给曹操后，生活似乎很美满。据《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裴注引《魏略》的记载，“太祖为司空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见宠如公子”，这个阿苏就是后来步步高升享尽荣华富贵的一代庸才秦朗。他的母亲杜夫人为曹操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沛穆王曹林和中山恭王曹衮。嵇康之妻就是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三国志》卷二十《王粲传》裴注引《嵇世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如此看来，关羽在选择女性方面还真是有眼光，我们是否应该为他的失意感到遗憾？然而，他的失意是“欲场失意”，而不是“情场失意”。凡人皆有情欲，但情不是欲。元好问《雁丘词》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生死相许者乃是人间的至情，关铁匠与这种至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王士祯在《居易录》卷十五中曾发出过一连串的疑问，其中就包含着对“关羽求他人之妻”事件的审视：
史传记载有可疑者，如《三国志·关侯传》注：曹操围吕布于下邳，侯启操，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操许之。临破，又屡启于操。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侯心不自安。又姚宽《西溪丛语》云：“范文正仲淹守鄱阳，喜一乐籍。未几，召还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以二公风节行义殊不类，何耶？
在他看来，关羽和范仲淹的爱美之心与求美表达与其平生的“风节行义”是极不吻合的，所以，这类“史传记载”是非常“可疑”的，但既然“可疑”，王渔阳为何还要如此饶舌？显然，他意在唤起人们对“二公隐情”的特别关注。其实，明人徐应秋的感叹或许更为中肯：
项王喑哑叱咤，当时粗豪男子，而眷恋虞姬，临亡不舍。苏子卿吞毡啮雪，视死如归，而娶胡妇生子。关忠义忠肝义胆，可对天日，而启曹公求秦宜禄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召之。范文正守鄱阳，属意小妓，既去，乃以诗寄魏介而取之。……情欲之于人甚矣哉！（《玉芝堂谈荟》卷七“情欲难割“条）
徐氏历数历史上的豪杰之士，从叱咤风云的楚王项羽，到牧羊北海的汉使苏武，从忠肝义胆的关云长，到宋仁宗时代的铁面御史赵阅道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结果发现他们都未能超越情欲的藩篱。老曹本是好色之徒，纵欲之辈，但有诗人气质和政治地位，所以广纳妻妾也还算过得去，但关羽借助老曹的军事胜利，喋喋不休地请求，试图得到一位败军之将的前任老婆，则未免气格卑下，令人恶心，不如老曹远矣，这与《三国演义》中那抑强扶弱、义薄云天的汉寿亭侯形象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许，张飞应该对“二哥“痛下针砭——用手中的丈八蛇矛猛戳他几下才是。
这就是关羽辞曹归刘的隐情。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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