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个叫“天灯弄”的地名，在天灯弄77号有一幢古宅叫“书隐楼”，占地1515平方米，建筑面积1939平方米，据称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是上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市中心区保存极少的清代早期民宅，1987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书隐楼”的产权几经变更，约20世纪30年代时被清代上海沙船商“郭万丰”号的后人购得，长期实际居住人为郭俊伦。
他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对古建筑饶有兴趣，据说，当年也是由他向上海市文管会提议，经市文管会组织专家核实后将“书隐楼”确定为清代早期民宅，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市文管会希望和争取通过“置换”的方式，将“书隐楼”收归国有，有利于政府出资大修和保护。而当真的涉及“置换”商谈时，郭家突然冒出数十家对“书隐楼”有产权或继承权的“户头”，并坚决不肯让步，立即使商谈陷入僵局。一方面，郭俊伦先生“三日两头”闹到文管会，希望政府出资对“书隐楼”全面修缮，而另一方面，至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和有关法律，市文管会不可能出巨资对私产进行大修，无法对此立项申请专用经费。
“书隐楼”的产权变更增加了重重困难，使事情的处理陷入僵局。 郭氏是20世纪30年代才入住“书隐楼”的，关于“书隐楼”的历史或故事均出自郭氏之口，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文章或报道均以为上海“书隐楼”的原主人是清乾隆时任《四库全书》的副总纂沈初（总纂是纪昀），如《南市文史资料选辑（三）》中称： 书隐楼原为清代乾隆年间沈初所造。
根据中国礼仪习惯，当华屋落成后，主人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出席华屋落成宴席，出席宴席者必须馈赠贺礼，其中文人骚客大多会赠送匾额楹联。记得读过一则纪昀（晓岚）与和珅的故事，和珅在自己的花园里新建了一亭子，他希望得到纪昀为新亭子题书亭匾，纪昀也爽快答应了。过几天纪昀将题书的匾文送来了，匾名为“竹苞”，原来《诗经·小雅·斯干》中有“如竹之苞”，“如松之茂”之句，大意是如同修竹那样兴旺，如松柏那样茂盛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竹苞松茂”多用于比喻家族兴旺，后代绵延，并多用于祝贺华屋落成，如果你稍加留心，在中国的古民宅中经常可以看到“竹苞松茂”的题额。和珅接到纪昀的贺礼后十分高兴，立即差人将纪昀题额制匾，挂到新的亭子上。华屋落成宴庆的那天，大小官吏都来庆贺，但当人们看到纪昀题的“竹苞”匾后个个目瞪口呆，吓得不敢开口，和珅也感到纳闷，怎么来庆贺华屋落成的人见到“竹苞”匾竟都变成了呆子，倒是上海人陆锡熊道出了原由，原来，古代“個”的俗书写作“个”（今简化字使用了原来的俗体字）。“竹苞”拆开来就成了“个个草包”，这是纪昀借此机会骂和珅的。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一个与本文没有关系的故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民宅中除了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外，匾额一般都是请他人题写或由他人赠送的，笔者至今未见厅堂的大匾由主人自己题写的现象。由此可见，“书隐楼”大厅这方由沈初题的“书隐楼”匾，恰恰证明沈初不是“书隐楼”的主人，而是他祝贺主人华屋落成送的匾。 “书隐楼”原址是明刑部员外郎、江岳参议、大名府使、河南学政陈所蕴（字子有，号具茨山人）的私家花园——日涉园中的一部分。
陈所蕴的私宅分住宅和别业两部分，门隔街对峙，《阅世编》作者叶梦珠还见到过。他的别业称之“竹素堂”，古汉语中“竹素”义同“竹帛”，多指史册、书籍，当然，所谓的“竹素堂”就是主人的藏书楼，读书处。 在万历后期，大概是与潘允端大兴土木营筑豫园的同时，陈所蕴也购进了与他家贴邻的姓唐人家的约四十亩土地，也开始破土动工营建私家花园。花园由著名园林设计师张南阳设计和督造，历五年后完工，陈所蕴还特为张南阳撰写了《张山人卧石传》。新建成的日涉园位于陈所蕴老宅的东面，所以，花园的大门向西，与老宅大门相对而开。陈所蕴在花园建成后曾作诗，云：“会心在林泉，双屐足吾事；朝斯夕于斯，不知老将至。”他的朋友李绍文和诗云：“为圃与为农，岂是公卿事；园林最近家，不妨日一至。”于是，陈所蕴将友人和诗中的“不妨日一至”而将花园取名“日至园”，后考虑到“日至”的读音不和谐，又将“至”改为“涉”而改名“日涉园”了。陈氏邀请文人骚客到日涉园赏景作诗，对园内三十六景作画吟诗，汇集成册，即取名《日涉园三十六景图》就收藏在自己的“竹素堂”里。陈所蕴的寿命很长，八十余交逝世（古人的寿命较短，平均寿命不足六十岁，故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他只育一子，在陈所蕴逝世后他的儿子也相继去世，而他的儿子又没有子嗣，于是麻烦就大了，族内的人争取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实际上是争夺陈氏的财产，使陈氏家产分崩离析，很快就破败了。
陈氏的日涉园在明末就卖给了陆家，原住宅在清初还在，被政府租用当作须在上海下榻的官吏的公馆，到了顺治（1644—1661年）中，宅第就毁废殆尽。收买日涉园的人就是上海陆家嘴陆深的后代陆明允，陆明允的一个曾孙叫陆锡熊，字健南。陆锡熊还多次任山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与中央政府的考官，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和重用的人。一次，乾隆在重华宫赐宴，宫内藏有上海人杨基绘《淞南小隐图》，乾隆知道陆锡熊是上海人，就把这幅画赐给了陆锡熊，还特地在画上御题七言绝句一首，这是皇帝的恩赐，当然视为珍宝，而《淞南小隐》恰是陆锡熊父亲陆秉笏的号，这又是一个巧合和奇迹，于是，陆锡熊回上海后，就将自己花园里的书房——“传经书屋”改为“淞南小隐”，连同从陈氏手中得到的“日涉园三十六景图”一起藏在此地。
当陆锡熊决定把“传经书屋”改名“淞南小隐”时，原来的堂匾就得重书重做。沈初是陆锡熊的同僚和上司，请他来题匾是最合适的，这就是上海书隐楼会出现湖州人沈初题的匾的原因。沈初是大学者，又担任过礼部尚书，深知官场制度。“淞南”是地名，指上海，以上海位于吴淞江南岸而得名，“小隐”，即弃甲归田，退归林下过隐居生活，陆锡熊是在任官吏，且正官运亨通，如将堂匾题为“淞南小隐”不就是触陆锡熊霉头，叫他退归林下吗！如遇奸人从中捣乱，一状告到皇帝那里，也许真的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将“淞南小隐”稍作修改，即题作“书隐楼”。这就是沈初与“书隐楼”匾的故事。 一直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0年），“书隐楼”的大部分仍为陆氏产业。
进入近代以后，上海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地价也越来越贵，大概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陆氏的产业被分块出售，改建为民宅，在清代的地图上还能看到，今天的“天灯弄”还叫作“竹素堂街”，自然与陈氏“日涉园”的“竹素堂”是有一定关系的。古代，中国的大多数城镇没有路灯，只有在个别特别重要的机构处设有用作标识的灯，这种悬挂在半空中的灯一般叫作“天灯”，与竹素堂街相近的地方就是上海道署，这里挂有“天灯”，于是原竹素堂街又被俗称“天灯弄”，后来俗名替代了正名，这也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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