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的江湖
蓝江
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中，一个脱离不开的“词”就是侠。如果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的文脉的话，侠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的武的积淀。即便到了现代，我们已经看不到有人可以飞檐走壁，更无法领略内力的奥秘，更不可能在医学上打通任督二脉，但是这种侠的因子一直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酵。七八十年代的出生的人，记忆中总会有挥之不去的武侠小说和武侠影片的阴影，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卧龙生、温瑞安都成为当年信手拈来的名字，而他们小说中的主角，无论是英雄豪迈的乔峰，还是风流倜傥的楚留香，无论是孤傲冷峻的傅红雪，还是热心快肠的叶开，都为人们耳熟能详。至今今日，尽管更流行的是异侠类和玄幻类的侠客小说或故事，但是，武侠的情结仍然蕴含在我们文化土壤里，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对侠的理解，我们往往会与武字联系在一起，侠客当然是武功绝顶的，也正是这种武学上的造诣，让他们可以行侠仗义，主持公义，也能让他们成为万人景仰的对象。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大侠除了会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独孤九剑、灵犀一指等等高超的武学和绝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即一个江湖世界。那么，与其说阅读武侠小说，武侠故事，看武侠电影，甚至玩武侠游戏是一个追求武学日臻完善的过程，不如说我们更喜欢面对的是高超的侠客所面对的江湖，一个属于侠客和武者们的世界。
侠之隐者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侠客行》
李白的这首《侠客行》影射的是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故事中，信陵君却不是故事主角，相反，“千秋二壮士”的朱亥和侯嬴才是这里的主角。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信陵君成功窃取兵符，并成功击退围攻赵国邯郸的秦将王陵，让其留下了千古英明，而太史公也不惜笔墨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他事迹的《魏公子列传》，不过，同样在这部《魏公子列传》中，两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被太史公点了名字，一个是“夷门侯生”，大抵说的就是一个侯他足智多谋，先是献计让公子无忌求魏王宠姬如姬，得以成功窃取兵符，后又领着公子无忌到市井之中见到故事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屠者朱亥”，也正是这个孔武有力的朱屠户，挥起金锤，砸死了不太听公子无忌的虎符军令的晋鄙将军，使得信陵君可以顺利带着魏军击退秦军。问题在于，司马迁的书写方式是一种历史书写，在这种书写中，信陵君公子无忌才是整个故事核心，“夷门侯生”和“屠者朱亥”不过是在故事情节起到转承作用，来烘托信陵君的高大形象。说实话，太史公的叙事中特意强调侯生和朱亥的夷门和屠者的身份，不过是在说，尽管侯朱二人一文一武，颇有能力，但不过仍然是鸡鸣狗盗，贩夫走卒之辈，他们的色彩只有在信陵君的辉煌之下才能被映衬出来。
然而，在李白的诗句中，却不太强调信陵君的中心地位，相反侯嬴（在太史公的笔下，他甚至只能做一个隐去了名讳的侯生）和朱亥，不再是以“夷门”和“屠者”的称呼出现，于是，李白给予的评价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将侯朱二位侠士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来。这或许是历史叙事和侠客叙事的一种区别，在今天也构成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分野。
简言之，历史小说凸出的是处于历史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描写，这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无论是此处的信陵君，还是二月河小说的康熙、雍正、乾隆，抑或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的形象，即便是对统治和制度反抗者，如姚雪垠所描写的李自成亦是如此类型。历史小说的特征并不在于是否描写的帝王将相，而是说，他们塑造了一种位于历史前台的人物，将通过人物将诸多历史事件或故事描写串联起来，在这里，历史小说当然也存在诸多虚构，而这些虚构并不在于与历史事实冲突，而是进一步让历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变得饱满充盈，让这些虚构的情节能够与既定的历史事实连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对于侠客的描写则复杂的多，真正能够在历史上的留下英名的侠客真的不多，若不是为了衬托信陵君的历史形象，侯朱二壮士必然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同样专诸、聂政、荆轲之辈，也是因为他们与具体的历史人物发生了交集，荆轲之名，也是在太子丹和秦王嬴政的故事中展开的。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武侠小说或侠客叙事。这就是李白《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里面，最核心的词汇是“去”和“藏”，侠客之道，与历史人物的显性在场，是非常不同的。即便是武功高强的侠客，更多时候不愿意以“显”的方式在历史世界的背景中出现，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藏”，即他们更愿意来隐藏自己的存在。“夷门”或“屠者”的身份，或许正好符合东方朔诗中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道家理念。这样，侯朱二人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贩夫走卒，而是一种在朝市中隐藏下来的侠客，他们与真正的市井之徒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们仅仅将自己的出众的才能和武艺隐藏了下来。所以，侠客的形象更多是历史的背面，一种“隐”的存在。
在历史世界的舞台上，侠客只会在某个节点上表现自己的特殊能力，之前或之后都会用一种市井的外表将自己的遮蔽起来。隐成为中国古代侠客的一个典型特征。唐代裴铏所描绘的女侠客聂隐娘，也凸显出一种藏于幕后的高人形象，如聂隐娘与精精儿的对局，并没有在明面上描写，裴铏只是写道：“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与精精儿的决斗完全被“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简单的描写所掩饰，在这一瞬间，精精儿毙命。不仅如此，聂隐娘还掏出了一种药水，将精精儿的尸身变得“毛发不存”，此间，不仅高超侠客的武斗被隐去，而且即便败招丧命，他们的尸身也需要被隐去，仿佛在这个世间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样，侠客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背面（侯朱二人之于信陵君，聂隐娘之于刘昌裔），他们均已隐的方式存在于世间，而只会在历史的缝隙中才会突然乍现出来。例如在清代传说中的女侠客吕四娘（据传为死于文字狱的吕留良的孙女）刺杀雍正的情节，解释了雍正暴毙的原因，后来在梁羽生的小说《江湖三女侠》中以现代武侠小说的方式再现了这一传说的情节。
隐之侠客，侠之隐者。侠客之隐，不仅仅体现在古代的侠客传奇和志异类小说中，也体现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中，实际上，金庸描写的杨过，就是一个典型的隐侠，在风陵渡上的“安渡老店”里，席间的商客们聊起了那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神雕侠”，“神雕侠”救下了抗击蒙元入侵的王惟忠将军的遗孤，也突袭了当时临安朝廷的奸相丁大全，在这一番事迹中，拂衣而去，无人知道这位“神雕侠”的来历，也不知道为啥“神雕侠”只有一只胳膊。其他种种事迹，“神雕侠”和之前的聂隐娘和吕四娘一样，平常时分，不见踪迹。一到某些时刻，他们会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人们面前，维持公义。当然，除了杨过这样的“神雕侠”之外，《倚天屠龙记》最后结尾处的张无忌和赵敏也选择了隐的生活，他们的隐不再是行侠仗义，而是彻底地退隐。于是，对于绝大多数侠客来说，隐的存在，似乎构成了一种命运，一种必然的归属。
真正的问题在于，侠客为什么要隐？或许是因为，侠客的高超的武艺和能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秩序，换言之，他们是正常秩序或者历史叙事的例外。正常的治理秩序只能针对普通人，却无法针对有着特殊武艺和技能的侠客，民国时期出现在评书中的燕子李三，被描绘为具有“燕子三抄水”的轻功，出入高门大院如履平地，自然成为了一种对正常秩序的挑战。但是，更多的侠客人物并非真实，而是一种虚构，这种挑战真实秩序的侠客的超存在，只能作为一种底层人民用来平衡现实中统治和治理中恶政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例外的侠客不可能以显的方式出现在基于历史平面上的舞台上，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必然是隐，在一种隐匿的秩序中，成为对现实公义的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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