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七（下）

七、艰难卓绝 矛盾激化（下）

进入1942年，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据黎玉回忆：“有些地区（如泰山区、冀鲁边区）平均每八里路就有一个据点。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注1）人口由1200万减少至750万！由于各根据地不断被分割、蚕食，绝大部分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加上严重的饥荒，整个根据地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此时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在日伪顽各方的夹击下，各根据地之间交通阻塞。山东八路军所部总人数减少四分之一，尤其主力部队——以一一五师为例，1941 年9月时部队人数已降至“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反“扫荡”后估计降至三万五千余人。而且因为根据地缺粮，部队经常不得不饿着肚子作战，机动能力及战斗力必然大大下降！

此为《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图》，比对前文所发的《1940年山东根据地态势图》，明显可以看出根据地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图片取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1月2日拂晓，日伪军出动一千多兵力，奔袭八路军鲁南军区峄山支队驻地毛楼。在八路军运河支队援助下，该部经多次战斗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峄山支队支队长孙伯龙及部分指战员牺牲。几日后，日伪军组织八千多兵力，“扫荡”我冀鲁边区根据地。不久，国民党鲁北保安第五旅公开投敌，之后该地区陆续投敌之顽军达一万余人，致使冀鲁边地区敌我形势日益恶化！

17日，黎玉、罗舜初致电彭德怀、左权并报中央军委，对山东纵队的整编提出具体意见。20日，中央军委就山东纵队整编，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为积蓄力量，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真正加强山东军区工作，军委建议：（一）山纵所属部队，统划归地方军，以山纵司政机关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均成立军区，……。如能编成一主力旅为正规军，则拨归一一五师指挥建制。（二）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军区），山纵统一指挥并领导全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包括民兵），政治直接归分局领导。……。（三）领导机关以短小精干，吸收培养地方干部为原则，……。（四）如山纵暂时不改为全山东军区工作时，关于山东本身编制问题，则同意黎、罗同志所提意见。”（注1）

那么，黎玉同罗荣桓于何时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一致的呢？经笔者查证，得知黎玉及山纵机关返回沂蒙山的南墙峪、坦埠、黄庄一带后，朱瑞与罗荣桓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了一个骑兵排于12月中旬赶了过去，同黎玉、罗舜初商讨反“扫荡”及恢复沂蒙山根据地等问题。后罗荣桓于29日返回师部，朱瑞则留在山纵机关。

 21日，罗荣桓同陈光等就山东军区干部配备及部队调动问题，向集总和中央军委提出意见：“（一）山东军区由黎玉抽司政一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不超过三百人），靠近分局、师部行动，领导各区工作。……。（二）山纵一旅以王建安任旅长，王麓水任政委，丁秋生任政治部主任，留鲁中作为机动旅。……。（三）胶东以王彬任副司令，林浩兼任政委，……。（四）建立情报处，以邝任农任处长，刘居英副之。（五）略。”（注2）

22日，罗荣桓与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中央军委，上报就去年底沂蒙反“扫荡”经验教训做出的总结。随后，以山东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布1942年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粉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保持山东各区的联系，实施'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坚持边沿区斗争，制止敌人的'蚕食’推进。”（注3）

26日，朱瑞在致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肖华并报中央及北方局的电报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据分局一些从师部回来的的干部反映，你们在天宝山时，主要同志在几次动员、讲话中，荣桓同志在同（分局干部）钟春培同志的谈话中，谈了批评我们的意见，是不合适的。电报说，'山东分局及山纵工作，基本仍在党路线下进行，但缺点很多，但这是领导方式、工作方法或个人缺点。为转变工作，在目前主要是强调集体领导与具体工作。（非）加强团结不可。’'当然批评与检讨是需要的，但它必须是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不可向下层表露，以免影响团结。过去分局会议太少，民主不够。这是归分局。但最后一时期多次会议，如向春培同志所提意见均未提过，这是不合适的。’”（注4）

钟效培烈士。（图片取自《烽火HOME》网）

笔者经多方查证，这个“钟春培”疑为时任中共山东省青委书记钟效培之误，依据有二：一是其时分局干部中并无“钟春培”的任何记载；其二罗荣桓不太可能同一般干部谈论他对分局领导的意见及看法。根据明确史料记载，1942年10月，钟效培带领青年工作团第二分团部分人员前往鲁中开展工作时，遭到日伪军的突然袭击身负重伤！时至12月13日凌晨，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那么，罗荣桓等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对分局领导提出批评？在随后给朱瑞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复电中，罗荣桓做了五点答复：

“（一）我对分局领导问题，曾于去年四月第一次会议即提出反对麻痹现象，要求作全盘政治上的检讨，并已（作出）决定，但未有执行。至于要求形成分局正式会（决）议，亦在八月更迫切地请求过，却未能进行，这是非常大的缺点。

（二）分局包括我在内，过去对中央、北局许多指示未有讨论。除了关于党性问题，朱瑞同志在党校第二期开学时附带传达外，就很少普遍地在党内进行教育。这使我们在检讨中央、北局指示执行上表现万分不够。

（三）山东损失中心问题在哪里？一且工作离开战争与长期打算，战争之脱节。人民武装问题素被忽视。作战没有具体对策，从应付东北军之转向（看）仍是很明显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策略作了些什么，这的确是非常严重。财政经济的流通，限于满足些大数字的现象是存在的。工作表现大后方主义作风。在中央、北局指示反主观、形式主义后，我们是没有十分警惕的。

（四）我对钟春培同志谈话是根据山纵会议对反'扫荡’一般的总结。钟春培同志反映鲁南问题引起我对某些具体工作表现过自己的意见，这绝不是什么新的超范围的想法。

（五）我们今天需要自我检讨。建立集体领导，是不会存在不团结现象的，更不会有个别情不相安的道理。党的纪律首先要求我们以身作则。中央老早提出，对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但在党报上却提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阵线。这种例子在山东不少。”（注5）

 2月2日，大概是因为上电系罗荣桓一人所为，而且其中有些问题似没有讲透彻，故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肖华等又联名致电山东分局并报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等，进一步提出对山东分局领导的意见：“我们对分局领导一些意见，绝不是由于在困难中来抱怨。（面对）沂蒙反'扫荡’严重教训，再不能坐守沉默。（我们）在个别讲话上不审慎或流露不满情绪及对山纵帮助注意不够是有的，我们已经检讨过。我们对分局领导意见，从去年四月即有提出，但不够积极，尚存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另一方面，因为问题不能痛快解决，引起烦恼苦闷而消沉丧气。我——荣桓负主要责任，是由于我软弱所造成的。”（注6）

在此电文中，还提出了八项具体讨论意见：

“（一）分局间同志有不团结现象，不是由于对个别同志感情不相容，而是认为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不能满足于一般化抽象空洞的词语和一切不可靠的数字。……领导放松，许多政策不明确、不坚定，如忽视人民武装问题，统战工作左右摇摆，政权不愿向三三制开门等。

（二）军政委员会没有建立正式会议制度，进行自我批评。不民主的虚伪、曲意求全必然招致分歧。

（三）主观主义的处理问题，流水账式的应付问题，着重枝节，放过中心，只讲形式，不谈实际。对此次反'扫荡’受到的损失，认为是严重斗争局面、遭到极大困难的袭击造成的；面（应为'而’，笔者注）其实这都是不应有的损失。但分局（总结经验教训和）通报方面到现在仍然是非常不够。

（四）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多批评军队是对的，但在地方党存在的严重问题却不作有系统的报告。

（五）鲁南斗争局面紧张，曾屡次请分局出席会议解决问题，没有结果。结果换得更大损失，全部工作几乎塌台，任然没有警惕。

（六）财政政策不明不白，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严重。……。

（七）对党内坏的倾向和作风没有开展斗争，对大后方机关作风不去作有效的纠正。分局直接领导集合所有剧团举行一个多月的公演，就在敌人炮火射程以内，夜间坐享其成。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地委负责同志发表恋爱观演说并举行隆重婚礼。还有个人随便发表政治见解，如最近《滨海时报》社发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口号），这是由于不重视党的纪律造成的。……。以上我们曾提过，还向朱瑞同志在非正式会议上表示过。

（八）我们建议分局最近召集一次正式的分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就近前来参加检讨，总结山东工作，在领导间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明确一致的方针，加强党内团结。这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我们保证不会有损害党的言行。”（注7）

不言而喻，由于上述这几封往来的电报，不可避免地将中共山东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公开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一五师直接将与分局的分歧摆到桌面上？

根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刚刚经历过的残酷反“扫荡”斗争不仅损失巨大，而且位于鲁中的山东分局机关及“战推委员会”差点儿被一锅端——用一一五师上报集总及中央军委电文中的话说“此次虽侥幸未被敌聚歼，但损失极端严重。”（注8）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及形势的恶劣，致使根据地部分基层干部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消极情绪。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局先后下发了九个文章，但却迟迟未召开会议，对此次反“扫荡”进行认真总结。大家担心的是，如果日伪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扫荡”，被封锁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沂蒙根据地中的山东分局还会如此幸运吗！？这又怎么不令一一五师的首长们心急如焚！？所以，罗荣桓、陈光等只好断然采取摊牌的方式，来促使分局那位主要领导尽快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当务之急。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分局另一位委员黎玉的态度——在其个人回忆里记述道：“罗荣桓同志非常民主，即使在联系非常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也非常重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记得有一天，罗荣桓同志为了与我交换意见，竟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一个骑兵排从鲁南赶到沂蒙山区找我，使我非常感动。”毋庸置疑，罗荣桓之所以要去找黎玉，唯一的解释，就是要了解黎玉的看法。

那么，黎玉持何种意见呢？——“当时我是分局委员，直言不讳地向罗荣桓同志谈了一些对局势的看法，谈到'迟迟不进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是难以发动根据地民兵和基本群众积极投入反扫荡，和兵源不足的根本原因’。罗荣桓同志对我的意见十分赞同，他回到一一五师后，立即将这些意见电报中央，请中央派人到山东来解决这些原则问题。他的请示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同意，委托刘少奇同志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

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中有关记载推断，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对山东的事情有所了解，但对山东分局领导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竟至于斯，恐怕还是始料未及！2月4日，毛伟人致电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朱瑞如能离开山东，中央催调他来延参加大会。”（注10）

2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少奇行动对外守密’”（注11）在3月3日的电报中，中央书记处又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 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 地区缩小与分割, 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 政策掌握不够, 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注12）

电文中，还通报了其时山东的情况：“（一）山东根据地目前形势是今天敌伪顽在山东的势力，无论在地区、人口、兵力比例上，都比我强大。……。由于对群众民主民生改善不够，群众拥护我军与民主政权的热情尚未发展得很高。（二）由于工作粗枝大叶，各种政策执行发生许多过左过右的错误。在肃反上似乎尚未认识湖西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对地方武装政策上，一一五师和山纵均发生随便编并现象。（三）一一五师与山纵关系上表现不团结。（四）陈罗与朱瑞关系。①朱瑞在一九四零年来电，批评一一五师缺点非常尖锐，……。②中央去年曾决定分局、师部及山纵必须靠拢，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但并未真正做到。③罗荣桓同志最近来电，提出了山东分局工作缺点，主要是没有建立集体领导，……。（五）朱瑞团结、培养山东地方干部不够。”（注13）

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电报在肯定朱瑞在山东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严重弱点：（一）在全盘领导上，对中央指示不重视、不讨论，对政策掌握与指导差；对山东敌友我三方面情况，各阶级的现状和态度等缺乏应有的了解，使工作报告和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空洞，反映不出具体情况；'一般号召多于具体决定，空泛决议多于切实计划，原则指示多，具体指示少，工作要求多，检讨总结少。因此领导上还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二）在个人领导上的弱点是不善于团结全体领导干部，不善于推动组织去进行工作。”（注14）

电报还说：“希望你研究上述意见，发扬自我批评精神，以身作则来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以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一致去加强山东全党的团结一致。”电报最后又告之：“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注15）

是年的3月19日，化名胡服的刘少奇离开苏北阜宁的单家港，在一一五师教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下前往山东。一路昼伏夜行，穿越日、伪、顽控制地区及数道封锁和陇海铁路，于4月10日抵达山东滨海区的临沭县朱樊村。刘少奇不顾旅途劳顿，甫一进入根据地，就立刻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

刘少奇等进抵西朱范村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肖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克胜、梁兴初及两名护送人员。（图片取自网络）

综合黎玉及高克亭等亲历者的回忆，刘少奇先是同分局书记朱瑞谈了整整三天，然后又分别与罗荣桓和黎玉各谈了一天。首先将所带的随行工作人员撒下去，千方百计地接近驻地附近的老百姓，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询问减租减息是否进行或进行得怎样？各阶层反应如何？贫雇农生活有否改善？生产情绪怎样？各群众组织是否发展起来？农救会的威信、作用怎样？等等。”（注16）同时，认真查阅、研究山东分局近几年来下发的文件及材料等。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搞清山东的根本问题所在。

4月26日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认真听取了各方发言之后，就抗战五年来山东工作及今后任务，做了系统性发言——刘少奇在充分肯定山东党组织及所属八路军部队取得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们的力量发展还不够强大，对敌斗争还没有取得优势；减租减息还未开展起来，因而基本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丧失了一些建立政权的历史先机，建立的政权还没有成为真正有广大群众及社会基础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同时还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改正办法。最后，指出了今后山东我党我军的任务。”（注37）

27日对山东的领导机关及干部配备，断然进行相应调整：（1）一切领导权利集中于山东分局。（2）一一五师师部、山纵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署办公，将三个机关从原有的万余人缩减至三千五百人。（3）山纵第一、第五旅拨归一一五师，其余归属个军区。（4）朱瑞及黎玉均驻在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起办公；随后对山东之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加强和巩固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反对和打破敌人的“蚕食”。

在根据地内，实施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积蓄力量，在敌、我、顽（友）三角斗争中，求得于我有利之若干可能的转变，迎接国内外之伟大事变，争取最后的胜利；此外，刘少奇同志还先后做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及《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针对性的报告，为山东干部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之后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在全省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并把此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为了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经验，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山东分局组织工作团到莒县大店等地试点。少奇同志和朱瑞同志一起亲自参与指导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

那么，对于分局领导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又是如何进行甄别处理的？

注释：

注1：见《黎玉回忆录》，第169、170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0、201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1页。

注4：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6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5、206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6页。

注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页。

注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208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3页。

注10、1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8页。

注1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212页。

注14、1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2页。

注16：见《黎玉回忆录》，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