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局的扩大与调整（上）
1939年5月12日，罗荣桓等匆匆赶到无盐村，同陆房突围而出的陈光及一一五师师部等会合。15日，一一五师师部在无盐村村边搭起了台子，台子正上方挂着的横幅写着：“庆祝陆房战斗的伟大胜利”，台下整整齐齐地坐着师直机关和警卫部队。会上，师部宣传队合唱了突围后，赖可可编写的“陆房战斗歌”，然后陈光与罗荣桓讲话。代师长陈光针对有同志说的“被敌人包围，苦战了一天，最后虽然逃脱了，充其量只能说幸免于难，哪里说得上胜利呢？”，讲了五点胜利的理由（大意）：第一，……，我们这一批人是火种，保住了就有未来；第二，敌人费尽心机，……，以为必定一举将我军歼灭，……，日寇自报死伤八百多人（当然不只此数）伤亡数倍于我，……。第三，部队得到了锻炼，……，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演习。第四，长了我们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第五，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英勇奋战，大量杀伤敌人，必将进一步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师政委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大意）：这场恶战本可避免，敌情事前已经掌握，本应及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都因动作迟缓，才陷人重围，差一点断送了我军的命脉。随后话锋一转，罗政委又指出：这是一场消耗战，从大量杀伤了敌人，这一点上说，还是胜仗，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又说，我们是播种者，火种在，就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罗荣桓（前排左一）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等合影。（图片取自网络）
但陈光的说法，并未得到师部某些干部的认可！根据笔者考证，对陈光的诟病和指责主要是这样几条：首先是陈光的指挥等问题。战斗时陈光并未在师部，而是去了六八六团，而且中间发生危急都是由王秉章等人处置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脱离自己的指挥岗位。当晚突围时，陈光亲自带骑兵连在前边探路，但却与大部队脱节——致使师部等被分成两路，之后一路于陈光等会合，另一路自行突围到指定地点。二是部队损失较重。据时任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侯向之战后统计：“陆房战斗后，我统计了我军伤亡情况。一共牺牲了336人”（注1）如前文所述，这个数字应该只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至少未包括田家滨旅的损失——田旅突围后自行离去。其中牺牲最多的，是六八六团第二营所部——共二百多人。该营原为红三军团的第十一团，牺牲的人员中约一半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三是武器辎重等损失较大。不仅损失了部分枪支，而且还有师属炮兵连的四门炮（山炮及步兵炮），以及一百多辆马车及二百余匹驮（战）马和被服等。由于八路军的绝大部分武器弹药及辎重给养等，都是靠历次作战缴获积累起来的，此次一下损失如此之多，难免上上下下都会有怨言。此外，由于弹药消耗很多——从山西所带的弹药消耗大半，致使部队后来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这些刺耳的话语及牢骚，使代师长陈光心情十分郁闷，随即便带了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到湖西区视察由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去了。5月20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开始向东转移，21日夜穿过津浦铁路后，于28日进入泗水以东的马家峪一带，进行休整。得知陆房战斗的情况后，黎玉和张经武立即从山纵抽调了一千多名战士，于6月初补充给了第六八六团。如此一来，六八六团不仅补齐了第一、二营的缺员，还重新组建了第三营。6月1日，驻鲁侵华日军在敌酋植田大将指挥下，开始第二期“肃正作战”。按照原来的计划，此次扫荡主要是针对刚刚入鲁的于学忠所部，但陆房战斗震惊了驻鲁日军上层。因此，决定对沂蒙山区实施拉大网合围——集中了第五、第一一四、第三十二师团及混成旅团的两万多兵力组成机动部队，从临沂、费县、平邑、新泰、莱芜、博山、临朐、安丘、诸城等地分为十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沂蒙山腹地进行分区反复扫荡的所谓铁壁合围。幸好八路军山纵第三支队的杨国夫及霍士廉提前缴获了欲对沂水北部进行扫荡的文件，徐州及青岛的情报点也及时送来了有关日军扫荡的情报，中共山东分局立即下发了反扫荡的紧急通知：要求后方机关等分散隐蔽，军政人员立刻下到各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外，避免与日军大部队正面作战，重点打击敌军辎重部队及后方交通补给线。不巧的是，当山东分局、山纵司令部在特务团掩护下，连夜东渡沂水河转移到沂水二区的梭峪村，大概是认为已跳出合围圈，有些大意，第二天到附近村庄筹粮时被跟随日军扫荡的伪军发现。起初以为是顽固派秦启荣部，围过来后才明白原来是日伪军，分局机关及山纵司令部在警卫部队掩护下，立即向常庄方向撤退。这股日伪军紧追不舍，幸亏隐蔽在附近的特务团从侧面杀过来，掩护领导机关后撤到常庄左近。由于这股日伪军一直紧咬不放，特务团在常庄周边的山上，整整阻击了一个白天。天黑后，牟中珩的第五十一军军部及部分部队，也撤到了常庄附近。于是，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过去与牟中珩军长见面，告诉他军情紧急——如果被日军攻上山头，对两军都极为不利，建议第五十一军派部队进行增援。牟中珩随即投入两个连投入战斗，东北军的装备远好于山东纵队，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后，两军连夜进行转移。八路军方面先是转移到了沂水东部，然后又乘隙转移到蒙阴的南部。就在反扫荡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北方局派来山东工作的朱瑞、徐向前一行二百多人，经过二十七天的艰苦跋涉于29日赶到代庄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会合。对于朱瑞、徐向前的到来，郭、张、黎三人十分高兴但在态度上有些微妙：“黎玉说说：'这会好了，山东可以大发展了！’郭洪涛预感到，朱瑞一来，他的分局书记一职可能易人，……。他岔开黎玉的话题，问徐向前：'徐司令以前来过沂蒙山区吗？’”（注2）但朱瑞急着开展工作，就直接了当地询问有关山东的工作情况。对于朱瑞如此急切的询问，三人有些措手不及——此时，郭、张、黎三人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迅速打破日军扫荡，只好直接从尚未结束的反扫荡说起。第二天，先是由郭洪涛报告了山东根据地创建经过及反扫荡等，张经武着重介绍了山东的军事问题，黎玉则主要讲了山东纵队的政治工作。此时，侵华日军的扫荡还未结束，徐向前与朱瑞一边与郭、张、黎三人一起指挥反扫荡作战，一边抓紧时间组建第一纵队司令部。那么，朱瑞和徐向前的到来意味着什么？这第一纵队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要从中中央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说起。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开了如此长的时间，主要是与王明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推行错误的右倾机会路线有关——先是在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的口号，批评之前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之后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从“十二月会议”提出的“五个统一”，发展为“七个统一”。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虽然遭到毛泽东等抵制，但他回到武汉后却以中央自居，频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自己的言论。直至是年８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在9月14日至2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但王明的错误主张及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在党内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长达近四十天的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及《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著名的“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代表们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洛甫、彭德怀、康生。（图片取自网络）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会议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在党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正如毛泽东在七大所强调的那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结束，立刻在全党传达落实。山东分局的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有关派遣朱瑞及徐向前去山东主持工作，以及之后山东分局（5月扩为苏鲁皖分局）领导之间因工作产生的矛盾，大部分文章及专著都出现根本性错误：如不少文章著者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央是要派徐向前去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其次就是将之后朱瑞同罗荣桓等人的分歧简单化、甚至庸俗化！那么，山东分局领导之间的矛盾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出于个人恩怨吗？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后来又是如何解决的？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只能循着历史的轨迹结合时空，进行认真地研究与探讨。1939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就目前战略部署等问题发给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豫、皖、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注3）随后于24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十九日电奉悉。关于山东问题及苏、皖、豫（新黄河以北）问题，我们意见：（一）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二）山东（缺）一个骨干，我们拟派徐向前同志去。一年来，徐在各方面均有进步，但须配以坚强的政治委员，才能坚持大的局面。（三）拟以朱瑞同志去山东任政治委员。朱各方面均很坚强，可形成中心领导。……”（注4）不难看出，中共北方局打算对山东方面重新布局，打算形成以朱瑞为中心的新的山东分局。那么，为什么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瑞会在此时给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呢？这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央认为山东形势发展很快，但问题复杂，领导尚弱，因此指示北方局派人加强山东的领导力量。从常理推测，加强领导并不等于走马换将，而且郭洪涛才于上年5月被任命分局书记，中央不太可能马上就有“换将”的考虑。这里面的微妙，恐怕与北方局的人事变动有很大关系。根据史料文献等记载，原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已于1938年11月，调到新成立的中原局任书记，“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在一起了。”（注5）根据朱瑞1944年所写的自述，那封电文实际是由彭德怀、杨尚昆发出的。朱瑞与杨尚昆都曾在苏联留过学，大约有三年左右时间的交集，其后又在上海临时中央一起工作过。朱瑞与彭德怀虽未在一起共过事，但在批判贺龙时有过配合。杨尚昆与彭德怀曾在红三军团搭档，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向中央提议朱瑞去山东，恐怕主要是杨尚昆的意思。北方局的这个要形成以朱瑞为中心的电报，大概有些突兀，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既未给予肯定亦未予以否定。于是，朱德、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二）朱瑞同志准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动身与向前同志会合去山东。书记处对山东工作有指示请电告。（三）徐、朱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黎、陈、罗，肖华及雪枫部。”（注6）华北局之所以急于要朱瑞出发，主要是因山东3月30日发生了“太河惨案”，中央对山东分局提出批评：“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上述情况不加以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注7）根据北方局5月4日发给山东分局的电报，其时中央书记处尚未明确要以朱瑞为山东分局的“中心”：“（二）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以郭洪涛、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为委员，（郭）洪涛为书记。”“（三）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肖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6月前徐朱可到达鲁境与张、郭、黎会合。”（注8）表面上看，杨、彭提出的这个建议挺好，用第一纵队来统辖山东境内的第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但后来的发展及史实证明，这不过是一记看似高明的失着。第一纵队的设置，显然考虑的是方便朱瑞及徐向前的指挥，但这却使一一五师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是集团军，下辖一一五、一二零及一二九等三个师，这三个师分别是由过去的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现在凭空冒出个编制外的第一纵队算是怎么回事？第一纵队与集总是平级，还是一一五师被降级？当初黎玉要求中央派主力部队入鲁的初衷，是想由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作为骨干，将山东的武装统一起来——因山东纵队虽然发展迅速有数万人之众，但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原国名党军的散兵游勇以及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很多部队党的领导薄弱或者没有党的领导，大部分队伍都未经历过严酷的战争考验，有些队伍甚至敌人一来就插枪解散回家去了。而中央派遣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打算，是想由这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部队，通过深度融合来带领和提升山东纵队，最终达到将这两支部队融合为一体。而北方局设立的这个第一纵队，却在实际上使这两支部队成为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只能互补而难以融合。这种因人设事的措施，必然会在实际工作中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徐向前和朱瑞只能分别向这两支部队下达指令。而对于之后因此产生的矛盾，有文章不问青红皂白，硬说是因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指挥不动一一五师而造成的。这些人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朱瑞不仅来自红一方面军而且还曾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更何况北方局与集总在前述电文中说的分明：山东要形成的“中心”是朱瑞而非徐向前！那么，朱瑞真的如彭、杨电文中所言，“各方面均很坚强，可形成中心领导”？这可先简要参阅一下，朱瑞参加革命的主要经历：1925年底，朱瑞从“广东大学”考取留俄资格后奔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进入苏区后，先是在红军总司令部当了半个月的科长，尔后去红军学校担任教员。是年夏，转任红十五军政委、年底升任红五军团政委等职。根据其个人回忆，担任红五军团政委二十个月之后，因与军团长董振堂发生冲突及工作上的某些原因，坚决要求调动工作——经上级批准后，与原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对调。这段经历说明，面临困难与矛盾时，朱瑞采取的态度是回避。之后朱瑞一直在红一军团，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会合后，调至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半年后离开部队，调入北方局任军事部长。从其经历不难看出，朱瑞既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亦无开辟和领导根据地建设的经历，而且也没有经受过大的艰苦斗争考验。朱瑞（图片取自网上）
那么，朱瑞政治上到底如何呢？果如电文中所云要强于罗荣桓吗？这恐怕未必。俗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简要比较一下二人的相关履历：朱瑞在学识上要强于罗，在俄罗斯留学四年有余。罗荣桓仅于1927年4月到武汉大学理学院就读，之后不久便离校参加革命。自秋收起义始，参加“三湾改编”及井冈山斗争、开辟和建立闽赣中央苏区以及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间历经磨难及艰苦斗争的考验。升任一一五师政委后，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在山西作战，连续取得午城井沟、汾离公路等战斗胜利。所以，简单地说朱瑞政治上比罗荣桓强，很难得到史实的推敲与支撑。注1：见《陆房战斗有关问题—泰安党史办编辑》，第22页。注2：见王文仲著《游击三千里：抗战中的徐向前》，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62页。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页。注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100页。注5：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8页。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1页。注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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