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齐国不战而降，变成了秦国下属的齐郡和琅邪郡。自此，秦始皇覆灭六国，开创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先河。
此时，在大陆的另一端，迦太基名将，26岁的汉尼拔刚刚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准备与北边的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
75年后，罗马军团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城，将那里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还顺便将古希腊收入囊中。
对于古罗马人的来说，这几乎就等于主宰了整个人类文明，因为在他们眼中，除了环绕地中海的区域，如今法国、德国、英国等所在的欧洲北部还是一片莽荒之地，不属于文明世界的范围，直到凯撒率领罗马军团将拉丁文明用最残酷的方式带到这片土地。
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摘取了胜利的果实，在整个罗马的注视下披上了皇帝的紫袍，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
然而，罗马之后，再无罗马。此后，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大政权也没能完成类似的功业。东西方的历史为何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让我们首先审视一下罗马帝国留给欧洲的文明遗产。
一、行省与郡县
公元9年，炎热的9月很快就要过去。在罗马帝国新创建的日耳曼行省，由屋大维亲自任命的第一位总督瓦鲁斯正准备带领三个罗马军团，离开位于维泰拉的夏季总部，向冬季营地进军。
突然，一位25岁的年轻骑士向瓦鲁斯报告，莱茵河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发动了叛乱，请总督改道向西，出兵镇压。
这位前来告密的年轻人叫做阿米尼乌斯，是当地一个日耳曼部落的王子。15年前，他被罗马扣为人质，作为整个部落皈依帝国的证据。
阿米尼乌斯自小就接受了罗马的贵族教育，学会了拉丁语，还成为了辅助军团的一名指挥官，为罗马人立过战功。
因此，瓦鲁斯轻易地就相信了他，在没有派遣侦察兵的情况下，就带领部队跟着阿米尼乌斯钻进了茂密的条顿森林。
狭窄、泥泞的道路让罗马军队的前锋和后面的辎重部队拉开了15-20公里的距离。
此时，阿米尼乌斯以联络当地部落，帮助罗马人平乱的理由先行离开了。但作为总督的瓦鲁斯仍然没有察觉到异常，或者说他对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足够有自信，直到黑森林的深处传来如野兽般的低吼。
2000年后，德国的考古队对这片森林开始了探索，在17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一共发现了 5,500 多件罗马物品，包括长剑，标枪，盔甲碎片，甚至还有散落的罗马金币。
千年来，黑森林将这些遗迹保护的很好。可见，罗马军团当年有多么的深入。
在那场战争中，罗马军团两百年来没有被全歼过的记录，连同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一起被打破了。
罪魁祸首瓦鲁斯，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行省的第一任总督也为他的轻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过，这场惨剧也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帝国与它的所谓行省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
虽然也叫做“省“，但罗马的行省（provincia）跟秦朝统一华夏后设置的郡县之间差别很大。
与战国七雄争霸不同，罗马人对欧洲北部的征服，是对他们眼中的野蛮之地进行的一次带有殖民性质的征服和单向文明输出。
为了消化新征服的殖民地，罗马帝国采用了最方便的二元统治结构。由中央派遣的总督只负责军事、财政等重要问题，其余的日常行政管理全部交给本地的贵族进行。
所以，罗马对于新征服地区的改造只限于上层贵族阶级，在底层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当地的语言、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而且，罗马对于中上层的“同化“也很粗糙，主要是通过赋予他们公民身份，吸收进入军队进修一下，就算完成了”罗马化“。
这种关系更加接近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向印度派遣总督，管理当地事务。帝国中央跟外围属地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物资交流和商业利益，不需要争取当地的文化和政权认同。
与统一后的秦帝国相比，罗马帝国实际上也在做类似“书同文，车同轨“的事情。那时候欧洲基本上也只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书写文字，各行省的地方贵族要参与政府管理，只能学习拉丁文。而罗马和行省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也离不开便利的道路系统，要不然也不会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
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上的剥夺感，行省居民对罗马极度缺乏认同。即使是自小接受了拉丁教育的阿米尼乌斯，仍然会称自己是日耳曼人，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
这套二元统治制度的好处是可以极大地降低管理成本，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帝国的疆域。不过，一旦帝国的军事能力出现问题，在经济上受到压迫的行省便不再愿意继续付出，维护缺少认同的城市和制度，为后期分裂留下隐患。
当然，罗马的统治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化制度缺失带来的问题，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苦于缺少合适的思想工具。
不过，实际上，几乎在屋大维称帝的同一时间，在罗马各处城市的贫民中，一种带有类似功能的思想，已经悄悄地发展了起来。
两百多年后，它将与罗马帝国合二为一，成为统治人类精神世界的利器。
但是，对于罗马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帝国的军力已经在漫长的征服和镇压之中消耗殆尽，不得不依赖此前被称为蛮族的士兵来维护最后的体面。
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但是，那个被帝国选为精神支柱的罗马教廷不仅留下来了，而且彻底将西方历史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二、双重权威
公元4世纪左右，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看着日渐衰弱的帝国痛心不已，突发奇想地创立了四帝共治的制度，免得后辈们为争夺唯一的帝位弄得民不聊生。
谁知道，他主动退位后8年，四帝就拼得只剩下了两帝。
公元313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东罗马皇帝李锡尼在如今的米兰会晤，双方结成了同盟，还联合颁布了大名鼎鼎的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奇怪的是，两个皇帝在结盟时为什么要签一个这样的法令？
流行的回答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一场重要的战役前曾梦到上天的指示，把一个神圣的十字涂在士兵的盾牌上，就能获得胜利。作为回报，他就签下了这个诏令。
至于另一位同时也签了诏书的李锡尼为什么没有得到类似的指示，自然是因为他后来在争夺帝位时失败了，不可能是天选之子。
当然，实际上，两位皇帝在结盟之日用这种形式向基督教表态，只能说明一点：基督教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有了极大的争取价值。
要知道，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不仅仅是允许信仰自由那么简单，因为教会的财产可以免除部分税赋。
米兰敕令不仅意味着两位皇帝统治的地区又少了一块税收来源，而且还规定了此前被没收的财产也要还给教会。
为什么基督教能在当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值得两位皇帝如此拉拢呢？这得益于早期的教会找到了正确的定位：吸引那些在罗马帝国的制度下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
教会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在每个星期天把信徒们聚在一起做礼拜、吃圣餐。
对于贫民来说，这种简单的办法反而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对于一个每天都得干活来填饱肚子的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放了一天的假，而且去了就有吃的，吃完还有说话好听的人讲故事。这样的好事，谁不心动。
很快，新加入的教徒就带着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了。这些人又会带来新的亲朋好友。新生的基督教就这样沿着信徒们的熟人社交网络开始指数级增长。
这种手法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但在那个时代对其他宗教来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随着罗马帝国上层贵族的生活日渐腐化，被边缘化的人口逐渐增多，基督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君士坦丁和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之前，基督教就已经成为整个帝国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实际上接管了当地的基层组织。
基督教的关键作用很快就可以从一场战争中得到证明。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虽然缔结了盟约，但两人都知道和平只是暂时的。此后，君士坦丁在支持基督教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从经济上支持教会建造大教堂，政治上授予神职人员特权，提拔基督徒担任高级职务。
相比之下，李锡尼则显得不够真诚和大肚，反而开始怀疑起自己领地的基督徒与隔壁的君士坦丁有所勾结。据称，公元 320 年，李锡尼解雇了一部分基督教官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发布了禁止各城的主教之间相互通信、禁止集会等限制措施。
这边皇帝和教会团结一心，另一边则是互不信任，日夜提防。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君士坦丁倾斜。
公元 324 年，这场罗马帝国的内战来到了终点。教会将它描述为一场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战争：李锡尼和他率领的哥特雇佣兵代表了过去古老的异教；君士坦丁和他的大军则在基督旗帜的引领下取得了胜利。
在教会力量的帮助下，君士坦丁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作为回报，基督教则深深地嵌入了帝国的基层社会，就像雨水渗进了欧洲的土壤。
不过，宗教既可以协助统治者管理基层社会，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巨大的影响力也可以反过来成为钳制统治者的利器。
此后的千余年间，皇帝可以轮换，王朝可以兴替，教廷则始终难以撼动。
欧洲所有的帝王无论多么有雄才大略，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王权和神权的双重权威。
三、神王之争
公元476年，西罗马覆灭；东罗马有心复国，无力回天。
欧洲世界突然陷入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昔日依附于罗马帝国的各个族群，开始瓜分帝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虽然东西方文明的进程不能简单地一一对应，但硬要做类比的话，实际上这时的欧洲才算进入了“战国时代”，而且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
罗马帝国留下的政治局面相当混乱、复杂。由于帝国之前对“蛮族”采取了二元殖民统治的模式，这些族群并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政治制度，更加没有管理庞大帝国的经验。
此时的罗马教廷不仅是基层社会的管理者，还是帝国文化和古老传统的继承者。
由于教会掌握了关键的文化系统，能够为各地的国王和大小封建主输出文官队伍和治理体系，修道院和主教区成了维持统治的重要基础。欧洲的世俗王权对罗马教会的依赖反而加深了。
从此，“基督教化”取代了“罗马化”，意味着一个地区从野蛮迈向了文明，从部落进化成了王国。
当欧洲各地的王权还处于襁褓之中时，神权已经先行成熟了起来，掌控了欧洲社会的基层组织，甚至拥有了征税的权力。也因此，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神权并不希望王权过于强大，反过来支配教廷。
于是，欧洲的“战国时代”除了诸国争霸，还多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王权与神权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神明一直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人们敬神拜神，但内心笃信的还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政权层面上，宗教力量也从来别想染指国家的军事、财政大权。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一声令下，的的确确就能拉出几个师为他浴血奋战。
在教皇权力达到顶峰的12-13世纪，英诺森三世主导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并且可以影响国王的婚姻，插手领土的继承权，干预各国的法律。
但是，当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实力强大的世俗政权，神权就失去了辗转腾挪、相互制衡的空间。
14世纪，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没收了法国教会的财产，并开始对神职人员征税，引起了教皇波尼法爵八世的反抗。
1303年，腓力四世派军队攻入教皇国，囚禁了波尼法爵八世，并将教廷迁至法国控制下的阿维尼翁长达70余年。
这是一千多年来，教廷首次长时间离开罗马古城。由此造成的宗教动荡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由于阿维尼翁教皇的合法性受到各国的怀疑，最多时有三个人同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主教，并纷纷揭露对方的堕落行径。
这场从教廷内部爆发的大论战对教皇的声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此前，由于教会的打压和禁止，类似的言论根本无法大规模传播。此后，神职人员的腐败、贪婪等，开始频繁出现在欧洲的通俗文学作品中。
自此，神权一千多年来在普罗大众心中的圣洁形象毁于一旦。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开始从神权的裂隙中萌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欧洲迎来了新的时代！
如今，700余年过去了。历史的轮回再次踩中了相似的韵脚。欧洲又一次陷入了双重权威的困局。来自异国的冷战意识形态笼罩在这片土地，阻碍着它对团结、和平、独立自主的追求。
历史在期待着，这一次，谁将为欧洲一扫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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