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日本人
摘自《菊与刀》
鲁思 · 本尼迪克特 著
文章共9706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914年回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
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共有的，尽管各有其特点。譬如，号召人们全力战斗的动员方式、局部失败时怎样坚定信心、战死与投降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对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能事先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都是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及其责任感的有利资料。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对日本的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至于这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概不深究。日本人的每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与之性格有关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解答。
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前提和美国的正好相反。日本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也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将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侵略的非法行为破坏了国际和平。
轴心国占领的地方，不管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奉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存”以及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终止。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而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唯有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最清楚“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日本青少年中有99.5%都受过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当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属同一人种，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区域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
万国都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立其位置，从而形成统一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分析这种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义。这是日本民族发明出来的、最合其口味的臆想。但对日本而言，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它侵略的国家，并不赞同这一理想。就算这样，直到战败后，日本也不承认应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设想。另外，在日本战俘中，就连最不好战的人，也极少指责日本对大陆与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有的企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坚持其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这一点和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水火不容的。然而，我们必须弄清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有何好处。
对于胜利的希冀，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和美国不同。它叫嚣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的确强大，但这又算什么？这些早已料到，根本不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的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若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由这次战争创造的。”
就算打了胜仗，日本政治家、大本营及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
“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和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而打了败仗时，他们又会反复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定会失败。”这一信条在塞班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溃败时，无疑成为日本的遁词，但这并不是专为失败准备的遁词。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里，它一直发挥着进军号角的作用，并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它就是一句深入人心的口号。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册中写道：
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事实上，和很多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在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急剧上升。在偷袭珍珠港那年，日本将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用于陆海军的军备上。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17%。可见，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当然，军舰与大炮只不过是永垂不朽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如同武士的佩刀是其道德品质的象征。
美国一贯追求强大，日本则一向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和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其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它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世长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是次要、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会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永世不灭的物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一点不漏地应用到战争的日常行动中。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日本的传统口号，它不是特意为这次战争制定的，在日军手册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有“必读必胜”四个字。
日本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式行为攻击美军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教材。他们将这些飞行员誉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13世
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因船队遭遇飓风而溃败，日本人认为是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宣扬精神优于物质这一信条。比如，老百姓在工厂干了12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折磨得筋疲力竭时，他们会说“身体越疲惫，意志、精神就越激昂”或是“越累就越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号召大家做御寒体操，说体操不但能代替取暖设备与被褥，还能代替正常所需却又极度匮乏的粮食。他们说：“可能会有人说，在食品缺乏的当下还做什么体操。这话不对。食物越匮乏，我们就越要通过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也就是说，必须用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对体力的认知，主要是看昨天是否有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身体是否寒冷，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
日本人则完全不考虑体力储存的问题，认为这是物质主义。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偏激，甚至宣称在战斗中，精神能够战胜死亡。有家日本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位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军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名大尉在最后返回的一批中。他从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当其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苍白但又异常镇定。等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下报告，到司令部向司令官汇报。汇报完毕，他就倒在了地下，当场断气。经检查，发现他胸口致命处中弹，躯体已冰凉。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他的身体却凉得像块冰。这名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完成了这次汇报，是他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奇迹。
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相信，日本听众绝不会以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明一点，即广播中如实说明，这名大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何不能有奇迹发生？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能永世不灭”，那怎就不能在一个以“责任”为其生命信念的大尉身上停驻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修炼，能让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做到了，并获得成效。
身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这类极端行为嗤之以鼻，将其视为贫困民族的遁词，或是受骗者的天真幻想。但我们真若如此，就会更难对付战时或平时的日本人。他们的信念是用一定的禁忌、排斥与一定的纪律、训练植入人心，基础根深蒂固，绝不只是单纯孤立的怪癖。只有明白了这些，美国人才能理解日本战败时承认“单有精神是不够的”以及“试图用'竹枪’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才有可能估量这番自白的含义，即在战场上、工厂里，通过和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足的。正如他们战败后所说，日本人在战争中，“完全是凭主观意识”。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类事情的说法（不只是关于等级制和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大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让老百姓提前做好精神准备。不管遭遇什么灾难，城市空袭也好，塞班岛溃败也好，菲律宾失守也罢，政府对日本老百姓的解释都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无需担忧。收音机依旧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处于一个“一切皆在预料中”的世界。他们认为这么做就能让老百姓镇定。“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身陷美军轰炸圈之中，但我们早就料到了，并做了相应的准备。”“敌人势必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来攻击我们，对此，我们在做计划时早已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期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无希望之战的战俘，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挫败本土上日本人的士气，“以为他们对此早有预料”。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来了。我们对此早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毫不足虑。”一切都在预料中，全部都筹划好了，并且绝无差池。似乎唯有从这个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即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或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被动受到攻击，而应是主动吸引敌人过来的。”“敌人，你们放马过来吧！”他们绝不会说“要发生的事终究发生了”，而会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降临了，我们欢迎它的来临”。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碰到的，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艰难时刻，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另据电台报道，美军攻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如今已落入我的怀中……”“敌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便迅速沦陷，这得益于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趋势正合将军之意。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部署实施中。”依此理解，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会走极端，只是走向相反的极端。美国人之所以全力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他人强加于美国的，美国人遭到攻击，当然要还以颜色。美国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溃败时，为安抚大众情绪，会说“这是敌人的恶意挑衅，我们要予以反击”，而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预料中的事”。美国人将全部精力用来应付挑衅，并时刻准备应战。日本人则要求凡事皆有预先安排，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预料。
日本人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下达的指令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是时候表现日本的男儿本色了。日本海军有一条诫令，即在遭到鱼雷攻击而弃舰时，必须以最完美的姿态撤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受世人耻笑，美国人会将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并在纽约放映”。这关系到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精神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
在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
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有美国权威人士表示，在日本七百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每个人效忠的对象是各自的直属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几乎没有人在乎是否忠诚于天皇。天皇被幽禁在宫廷里，其活动与仪式都严格受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所限制。如果一个很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现出敬意，就会被认为是背叛。而在日本普通老百姓眼里，天皇几乎就不曾存在。部分美国学者坚持认为，日本只能从其历史中加以理解，而一个早已在老百姓记忆中淡忘的天皇，怎能成为日本这一保守民族拥护、聚集的真正中心呢？
他们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有绝对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夸大了事实，这只能证明其论据的脆弱。可见，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礼待天皇，正好相反，对于日本鼓吹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美国应猛烈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圣性，那日本的整个结构都会崩塌。
然而，很多熟悉日本且有才干的美国人，特别是读过来自前线或日本文献报道的，就会持相反的观点。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视为是攻击军国主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用言语侮辱攻击天皇，极容易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目睹，“德谟克拉西”的口号盛行，军国主义臭名昭著，以致军人外出时都要小心翼翼地换成便装，但即便是那时候，对天皇的崇拜也依旧是狂热的。这些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是不能和“希特勒万岁”相提并论的，后者只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和法西斯的所有罪恶紧密相连。
日本俘虏的供词印证了以上观点。和西方军人不同，日本俘虏未受过被俘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各类问题的回答缺乏一致性。这种情况主要源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未改变，但仅限于一部分军团与地方部队。俘虏的供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侧面。他们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丧失代表性的士兵。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被俘的。这些誓死抵抗的日军俘虏，将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认为自己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献身”，“天皇指引国民投身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将他们的和平主义归根于天皇。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反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深信天皇“一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还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希望国民卷入战争中。天皇根本不清楚他的士兵受到了虐待”。这些供词和德国战俘截然不同。虽然德国战俘对纳粹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深表不满，但他们仍坚持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必须由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天皇的忠诚和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态度是两码事。
对他们而言，天皇与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若没有天皇就不能称之为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就算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受谴责。“老百姓不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假设战败，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承担，天皇没有责任”，“即便日本战败，日本人也会一如既往地崇敬天皇”。
在美国人看来，凡是人都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所以这种一致认为天皇免于一切批判的观点，简直是欺人之谈。然而直到战败，日本仍坚持这一论调。专门审讯战俘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录上写下“拒绝批判天皇”。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战俘愿意谴责天皇，包括那些与盟军合作、代我们向日军传话的人。在从各地收集的战俘口供中，只有三名战俘委婉地反对天皇：其中有一位竟然说“保留天皇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位认为“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仅仅只是个傀儡”；第三个则猜测天皇可能会让位给皇太子，倘若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妇女或许能获得向往已久的、美国女性那样的自由。
日军将领利用日本人这种一致崇拜，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并在天长节时，带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
在“军队日夜遭受轰炸时”，与部下一起早晚诵读天皇向军队颂赐的“圣旨”，“诵读声在森林中久久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与忠诚。他们号召部下要“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之仁慈”，要“为天皇献身”。然而，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又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很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便手里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毅然决然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就会立即放下武器”，“就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停止战斗”，“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让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为重建家园而努力生存下去”。
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以及对天皇以外的所有人和集体痛加批判，这两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报刊杂志或战俘供词中，有很多对政府与军队领导人的谴责。战俘们痛斥那些不与其共命运的前线指挥官，尤其对那些临阵脱逃的指挥官破口大骂。他们明辨善恶、是非分明，常赞扬一些军官，同时也批判一些军官。日本的报刊杂志也指责“政府”没有作为，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呼吁更强有力的领导和协同努力。例如，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刊发表了一篇座谈记录，该座谈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集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参加。其中有位发言人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给人民言论自由。这几年，日本国民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害怕受到惩罚。这样显然无从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外一位发言人继续补充道：“我几乎每天都和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类事项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总是支支吾吾不敢开口，这哪还有言论自由。在战时特别刑法与治安维持法的管制下，国民如同封建时代的老百姓，畏首畏尾胆小如鼠，导致本应发挥的战斗力到现在仍未发挥出来。”
日本人并未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性，因为即便在战时，他们也会批判政府、大本营甚至直属上司。然而，唯独天皇是不受谴责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近代才确立，何以如此受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到底有什么怪癖使得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只要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誓死战斗。同样一声令下，日本人又会老老实实缴械投降。日本战俘的供词可信吗？会不会是故意迷惑我们的谎言？或者的确是真的？
关于这些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但关系到前线，同时也关系到日本国内。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即日军对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将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艾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广播电台表现得极为惊讶，其态度和美国人完全不同。广播内容如下：
美国表彰司令官乔治·艾斯·麦肯因的官方理由并不是它击退了日军。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不这么说，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布他击退了日军……麦肯因受勋的原因是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护送到基地……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救援两艘军舰的真实性，只是惊讶于在美国，挽救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美国人很容易被一切救援行动以及对弱者的帮助所打动，勇敢地拯救受难者更属英雄行为。日本人则不认可这类救援，就连美军在B29轰炸机与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工具，也被他们嘲笑为“胆小”。日本的广播报纸不断宣传这一理念：只有舍生忘死才是最崇高的，而小心谨慎则一无是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与疟疾患者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兵都是废物。日军医疗服务很差，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战斗力，补给上的困难更使之雪上加霜。但这还不算什么，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更是甚嚣尘上，他们教导士兵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美国对伤兵的照顾如同在轰炸机上安装救生工具，会妨碍英雄主义的发挥。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定期去看医生。就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到，和其他福利设施相比，美国人更关心伤病患者。而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见的。总之，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救护班，也没有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康复医院等系统的医疗设施，更不用说医疗品补给了。日军没有提前转移伤兵的意识，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被迫从有医院的地方撤退，在紧急状况下，伤兵甚至会被直接杀掉。只有在部队真正执行“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已近在眼前时，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措施。负责的军医往往会在临走前枪杀所有伤兵，或让伤兵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同样的方法也用在美军战俘上。按美国的标准看，日本人不但对战俘，而且对自己的同胞，都犯有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德·格拉特利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监禁的三年里，“美军战俘受到的医疗护理优于日军士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军却连一个军医都没有。有段时间，日军唯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位下士，后来晋升为中士”，这位菲律宾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这种兵员消耗理论最极端的表现是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努力而毫无胜算时，会向敌军投降，但这毫不影响他们作为军人的光荣身份，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告全国，让兵员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此后不管是作为军人还是平民，或在自己家中，他们都不会因投降而受辱。然而日本则不然。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走投无路时，日本士兵应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赤手空拳冲进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总之，无论如何都不能投降。万一当了俘虏，日兵就会觉得“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他丧失了名誉，已经是个“死人”。
虽然日军有上述命令，但在前线却无需特别强调，他们都忠实地履行这条军纪。例如在北缅会战中，被俘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42：17166，即1：120。而且在这142名被俘者中，除个别人外，大多都在被俘时负伤或昏迷，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就更少了。而在西方军队中，战死者若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们通常就会考虑投降。投降者与战死者的比例大概为4：1。在霍兰迪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例为1：5，这和北缅时的1:120相比，已是巨大突破。
很多美国人都曾谈及，在俘虏营中，美国战俘一旦发笑，就会激怒日军看守，后果很严重。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就够可耻的了，即便没有受伤、患病，也已被视为“废物”，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而美国战俘却不以为耻，简直无法忍受。在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中，有很多也要求日本看守必须遵守。急行军或是乘坐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兵而言如家常便饭。有些美国战俘说，日本哨兵会反复要求他们帮忙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最重的罪就是公开抗命。在俘虏营，禁止战俘外出筑路或做工时从外带回食物，但这一禁令如同虚设，因为只要将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能蒙混过关，但一旦被发现，就是重罪，意味着你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挑战权威，即便只是顶一句嘴，也将受到严厉惩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就严禁顶嘴，在军队则更甚。俘虏营中的确存在很多暴行与虐待，我们在此只是将文化习惯行为和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想宽宥暴虐行为。
开战初期，日军确信美军将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因此更加认定投降是可耻的。当时在日本各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战俘。事实是当时有些日兵打算投降，但美军深表怀疑，为谨慎起见而将战俘杀害，而这种怀疑是有其根据的。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兵，常以和敌人同归于尽为最后的骄傲，因此在被俘后很有可能这么做。正如一位日军战俘所说：“既已下定决心将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那么若不壮烈牺牲就会是奇耻大辱。”这种情况使美军极度警惕，同时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是耻辱的，这一信念已深深烙入日本人的思想深处。这和美国的战争惯例完全不同，而美国的行为也让他们无法理解。有些美国战俘要求日军将自己的姓名通告美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日军对此大为吃惊并嗤之以鼻。日本土兵想不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原以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奋战到死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美军为何全然不以被俘为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最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被俘后会和盟军合作。他们完全无法接受成为阶下囚的事实，也不能适应新环境。他们认为丧失了名誉，就没资格再做日本人。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才有极个别人要求回日本，这时战争结局对他们来说已无关紧要。但有些战俘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倘若这不符合你们的惯例，那就让我做一个模范战俘吧！”有些老兵和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则倒戈相向，告诉我们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美军写宣传品，协助美军飞行员指明军事目标。这些行为，仿佛让他们获得了新生，和过去截然不同，但他们亦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这样，有少数战俘冥顽不化，必须以利相诱，才可能有所动摇。有些美军指挥官非常警惕，不敢轻易接受日本战俘表面上的合作，所以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指望日本战俘提供协助，但若接受合作，就必须消除疑虑，取之以信任。
美国人未曾想到日军战俘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和美国的信条格格不入。而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若失败，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另一条路。他们这种行为方式，美国在战后是否考虑效仿？或者，这仅仅只是战俘的特殊行为？此外，除了思考日本人特殊的战时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等，也都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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