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引发全面抗战的重要事件——七七事变，熟悉抗日战史的童鞋肯定知道在这次事变中首先打响抗日枪声的是驻平津地区的原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那么，曾一度号称拥兵10万的第二十九军究竟起源于何处？又是如何得以割据华北？之后又发展如何？笔者这回就来简单介绍下，宋哲元将军及其第二十九军事集团的历史。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一户破落读书人家庭，父亲曾当过北洋军阀将领陆建章的家庭教师，因为从小识得一些字，所以成年后在家乡的私塾给同乡的穷苦人家子弟义务教书，同时他也对武术很感兴趣，有空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舞枪弄棒。1907年，宋哲元一个人跑到北京，考上了北洋陆军第六镇的随营学校，经过三年半的学习，毕业后被就近分配在第六镇实习，当了一个普通下级军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建章被调到北京当执法处长，宋哲元靠着父亲的关系，也被调到陆建章手下做事，并认识了因为起义失败而被抓到北京的原北洋军第二十镇营长冯玉祥，两人相见恨晚，很快结为异姓兄弟。陆建章也觉得冯玉祥是个人才，不仅饶他性命，还在袁世凯面前保举冯玉祥当了京城卫军第1团的团长（原备补军），宋哲元也被安排到该团1营当了前哨哨长，后又升任第2团1营营附，从此跟随冯玉祥达20多年之久。
1914年4月，陆建章奉命率包括第1、2团在内的部队前往河南、陕西追剿白朗起义军，其部不久改称北洋陆军第7师，冯玉祥任第7师14旅旅长。白朗起义军失败后，第14旅改称第16混成旅，驻军汉中、四川，宋哲元这期间也升任少校团附，并顺便与订婚三年的常女士完婚。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第16混成旅被调回河北廊坊驻扎，1917年江苏督军张勋发动北京政变时，第16混成旅积极前往讨伐，赶走了这支开历史倒车的军队。
此后，第16混成旅作为北洋政府的打手，转战福建、湖南、湖北各省教训不听话的地方军阀，宋哲元也跟着部队转战各地，颇为辛苦。闲暇之余，他便常找同事打麻将取乐，至于书本，则不再愿意拿起。1921年夏，第16混成旅进入陕西，击败了当地军阀陈树藩，并被扩编为陆军第11师，宋哲元也升官当了第43团团长。此后他在冯玉祥的关照下更是一路青云直上，两年后当上第25混成旅少将旅长，被时人誉为是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将手下军队改编为北方国民军第一军，其中宋哲元的第25混成旅被改编为第一军4师，冯玉祥攻占热河省后，还把这块地盘交给宋哲元管理。1926年初，冯玉祥离开部队前往苏联，并将部队交给宋哲元等人指挥，但不爱学习的宋哲元似乎不太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仅半年就被直奉联军击败，并不得不率军退往绥远、宁夏地区，任暂编第1师师长。
幸好冯玉祥带着苏援武器回国后，得以把国民一军残部重新整编为第二集团军，并浩浩荡荡地打出潼关参加北伐。宋哲元毕竟是冯玉祥亲信，其手下部队被改编为第四方面军，下辖第3、11、14三个军，军长为魏凤楼、冯治安和宋哲元（兼任）。北伐战争胜利后，宋哲元作为冯玉祥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又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负责管理西北军的大后方。留守陕西期间，宋哲元消灭了凤翔巨匪党拐子，并将被俘土匪5000余人全部坑杀，同时又挖出一批周朝文物，运到天津卖给洋人，发了一笔横财。
1930年秋，冯、阎联军在华北战场由于受到奉军攻击后方而全线溃败，冯玉祥本人只身逃入山西，冯军握有实权的主要将领则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宋哲元带着第四方面军残部及其他几路友军共3万余人跟着退入晋南，冯玉祥指示由他掌管最后这一点残兵败将。此时蒋介石正计划回过头去对付刚壮大起来的工农红军，便把收编宋哲元和阎锡山余部的事情交给奉军少帅张学良。经过交涉，宋哲元同意将手头部队改编为东北军边防第三军，后改称陆军第二十九军。
第二十九军组建时，下辖第37、38师，其中第38师非宋哲元嫡系，他有点罩不住，只能任命曾任西北军学兵团团长的张自忠为该师师长，而第37师由原西北军第3、5、9、24、25、36师合编，大部分系宋哲元嫡系，从资历上来说，该师由刘汝明当师长最合适，但这人喜欢和上司顶嘴，所以宋哲元内心更偏向于让听话的原第25师师长赵登禹当师长，可惜这人资历又太浅不能服众，最后只能让资历仅次于刘汝明的原第11军军长冯治安当师长。
但冯治安虽然有资历，在中原大战中却曾向蒋军缴械，是个光杆师长，就凭这一点，刘汝明就很不服他，经常事事和他对着干，即使宋哲元让他当副军长也没用，第110旅旅长鲍刚也趁机带着部队投奔了蒋军，被改编为独立第46旅。最后为了安抚刘汝明，1933年2月，宋哲元只好将刘汝明嫡系部队第111旅独立出去，改称暂编第2师，1936年2月，该师改称第143师，并一直掌握在刘汝明手中。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宋哲元立即向北平军分会报名，表示愿意上阵杀敌。两个月后，第二十九军即全军开赴长城喜峰口战场，原驻喜峰口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早已不堪再战，听说有友军来接防，干脆直接一泻千里，日伪军万余人趁机跟进，与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撞了个正着。为了把日军赶下去，第37师当即组织大刀队500余人，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很快占领日军在喜峰口的第一道防线，但500大刀勇士战后也仅剩40余人。
第37师随后继续与日军展开对攻，为消灭日军在白台子的炮兵阵地，3月11日晚七点，第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亲率两个团夜袭日军阵地，给予日军重大杀伤，随后顺利原路返回。在3月9日至14日的喜峰口五日交战中，第二十九军虽伤亡4000余人，但阻止了日军占领喜峰口的计划，此后日军不得不转向进攻喜峰口西南方面的罗文峪，又遭刘汝明指挥的暂2师顽强抵抗，激战三日后不得不放弃大规模进攻。
虽然事后因为整体形势不利，第二十九军还是不得不主动放弃喜峰口阵地，撤往通州以北战线，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但第二十九军毕竟在喜峰口一战中打出了威名，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慰问，宋哲元也一时成为闻名全国的著名将领。宋哲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喜峰口战斗中的明星部队第109旅独立出来，扩编为第132师，以赵登禹为师长，很容易就招满了六个团的兵员。原第37师也很快补足了第110、111两个旅的缺额。
1933年下旬，宋哲元的老领导冯玉祥跑到察哈尔省，把集结在那里东北义勇军、热河军阀汤玉麟部、原西北军孙殿英部及其他杂牌军几万人整合起来，打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号，并一度发展到十万余人。但在蒋军和日伪军的前后夹击下，抗日同盟军很快濒临解体，为了保住基本部队，冯玉祥在亲信的劝说下，即以让宋哲元当察哈尔省主席为条件，同意解散同盟军，并将同盟军余部3万余人都交给第二十九军收编。
宋哲元对于老领导的良苦用心自然心领会神，之后他派出第38师223团，专程护送冯玉祥前往山东，隐居在其老部下、山东军阀韩复榘控制下的泰山别墅内，第223团因为不是韩复榘嫡系，没多久就被下令解散了。随后第二十九军即全部入驻察哈尔，相比以前寄居晋南的时候，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经济上宽裕了不少。宋哲元知道大家之前都不容易，此后发工资发赏金便非常大方，而这些经济负担，自然要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头上。
第二十九军进驻察哈尔后，不时要面对日伪军的挑衅和渗透，连续发生了察东和张北两次小规模冲突事件，为了缓和与日本人的矛盾，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便又与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将蒋军嫡系部队全部撤出华北，而与日伪占领区接壤的察哈尔、河北两省及天津、北平两市的一切事务，则交由1935年12月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并由宋哲元兼任委员长。就这样，第二十九军实际上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纯粹靠着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妥协，得以成为暂时控制两国缓冲地带的一方军阀。
宋哲元也知道，自己和第二十九军能走到割据两省两市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没啥关系，手下将领们之间也没啥凝聚力，所以他经常对着手下团以上干部训话道：“你们只要是参加过喜峰口抗战的，就是这个集团的股东，大家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有官就能当，有钱就能分。”在宋哲元的“以身作则”下，第二十九军将官很多抛弃了西北军时期艰苦朴素的传统，整天花天酒地，能混一天是一天，比如宋哲元就经常和其他军阀将领打牌，一局就几十万元输赢。
由于华北两省两市面积辽阔、人口众多，为了加强边境防御与地方守备任务，1936年1月，经宋哲元向蒋介石争取，第二十九军得以陆续新扩编独立第25、26、27、28、29、31、39、40八个旅，每个旅辖两个步兵团，此外还组建了第1、2、13三个骑兵旅，合编为骑兵第9师，由郑大章担任师长。为了装备这么多新编部队，宋哲元特意到欧洲购买了捷克制步枪一万支、子弹一百万发，另利用大沽造船厂自产各种轻机枪、迫击炮和掷弹筒。
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郊区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守城的第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的严词拒绝，日军随后在次日凌晨对守军发起攻击，双方激战三小时，日军暂时被击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得知事变发生，正在山东老家度假的宋哲元紧急发来命令，要求第二十九军各部守住阵地。但由于蒋介石不希望事态扩大，在其指示下，宋哲元还是不得不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
经过十天秘密谈判，尽管日本方面先后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但宋哲元还是基本全部予以答应，其中包括他本人亲自道歉、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将第37师与第132师换防、阻止蒋军嫡系北上增援等。尽管如此，日本华北驻屯军还是不断向前线增兵，形成了对第二十九军的兵力优势。蒋介石见日本人毫无诚意，便暗中通知宋哲元，表示将坚决支持其抵抗日军，并当即补充其子弹三百万发，宋哲元遂也转向对日强硬立场。
7月26日，日军恢复对北平市区的大规模进攻，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北平市区守军第132师在日军进攻下伤亡惨重，师长赵登禹、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组织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宋哲元听说赵登禹牺牲后。顿足大哭道：“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此时驻天津的第38师112旅及独立第26旅也与日军发生交火，副师长李文田、旅长黄维纲原计划先发制人消灭天津日租界守军，但在日军增援下，还是被迫撤退。
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召集手下高级将领开会，经商议决定由张自忠带四个团留在北平继续与日军交涉，第二十九军主力则全部南撤。宋哲元临走时对张自忠说：“第二十九军是冯先生的最后一点本钱，我们必须替他把部队保留下来。希望你与日本人继续谈判，为我们的撤退争取时间。”张自忠虽然知道这一任务过于艰巨，但还是毅然决定留下来执行，为此他被很多不明真相的爱国群众骂为对日妥协的大汉奸。
第二十九军10余万人撤离北平后，应指挥需要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其中：独立第26、39旅与第38师113旅合编为第180师，两个师及骑兵第13旅合编为第五十九军，由宋哲元兼担任军长；独立第29、31旅与第143师427旅合编为第119师，两个师及独立27旅合编为第六十八军，由刘汝明担任军长；独立25、28旅合编为第179师，并与第37、132师合编为第七十七军，由冯治安担任军长；骑9师则与东北军骑4师合编为骑3军，由郑大章担任军长。
然而由于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一再失利，第一集团军各军也只能跟着一路撤到山东德州，又从德州撤到河南信阳，直到最后退到晋豫边境才停住。宋哲元原本就不擅长打仗，这会更感到军务无法收拾，便听人劝告，把第五十九军交给张自忠指挥，自己跑去大后方休养。蒋介石听说后很高兴，给宋哲元挂了个第一战区副司令的空头衔，每个月给他发3000元零花钱消费。1940年初，宋哲元到四川绵阳游玩时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5岁。
宋哲元离开前线后，原第二十九军扩编出的四个军依然在一起协同作战，且在人事上始终保持独立没有被蒋系化。其中骑3军于1939年解散，骑9师与骑13旅被合编为暂编第53师后，仍受第五十九军指挥，最后于抗战前夕被裁撤。第五十九军在参加完徐州、武汉会战后，与第七十七军合编为第三十三集团军，由张自忠、冯治安任正副司令。1940年，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第五十九军退回河南邓县整补，此后长期在豫南鄂北一带作战。
解放战争中，第五十九军被缩编为整编第59师，由原独26旅旅长李九思担任师长，并向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1947年7月，整38旅在山东费县被解放军全歼，旅长翟紫封被俘，李九思随后又重建该旅。1948年11月，第五十九军大部在台儿庄、贾汪起义，起义后第38师被改编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三军98师，第180师部队被分别编入第97、99师。1950年11月，第97、98、99师被改编为公安第14、15、16师。该军残余部队被重组为新的第180师，结果最终还是在淮海战役末期被歼灭于河南陈官庄地区，师长陈芳芝也成了俘虏。
第七十七军也参加了徐州、武汉、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常驻第五战区大洪山以西地区作战。抗战胜利前夕，第179师被裁撤，并由地下党员、原第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担任军长。解放战争中，第七十七军被缩编为整编第77师，并向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1948年11月，何基沣率军部、第132师及第37师大部在台儿庄、贾汪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四军100师，参与了渡江战役，1950年11月该师与华东军区警备第10旅合编为公安第17师。
1952年5月，公安第17师并入公安第15师，仅保留第51团划给上海市公安总队。1952年12月，公安第15师43团入朝参战，回国后调防浙江，先后改称边防第15团、守备第82团、浙江省军区独立师。1955年7月，公安第15师师部及第45团、上海公安总队内卫4团被改编为长江口要塞区，后先后改称守备第15师、南京军区守备第1师、守备第1旅、海防第1旅。
而第六十八军在参加完徐州、武汉后，其下属的第27旅与原第二十六路军补充旅改编的独立44旅合编为暂编第36师，由刘汝明弟弟刘汝珍担任师长，抗战胜利前夕，该师被裁撤。抗战中，第六十八军长期在鄂豫边区作战，抗战胜利后被缩编为整编第68师，又吞并了韩复榘旧部整81旅，参与进攻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果在1946年10月第一次鲁西南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旅长刘广信被俘。
1947年1月，在第二次鲁西南战役中，整81旅又被歼灭于山东定陶，当然这两支部队又先后重建，结果整119旅又在1948年6月开封战役中再次被老对手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虽然刘汝明在淮海战役中成功逃脱，但在渡江战役中第七十七军还是在福建乐平被解放军追上，第119师师长张勋亭、第143师师长阎尚元都成了俘虏，几天后副军长王振声、第81师师长葛开祥也率残兵4000余人投降。该军残部最后在漳厦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仅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二人带着少数人逃亡台岛。
这样细细究来，在卢沟桥抗日的第二十九军的历史传承，居然还是在解放军公安部队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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