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的南韩庆尚南道德裕山松池谷绿意盎然，来自人民军游击队南方六个道委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准备召开重大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忠清北道正副委员长李成庆、郑海秀，忠清南道正副委员长南正烈、柳英基，全罗北道正副委员长方俊表、曹秉河，全罗南道正副委员长朴荣发、金善宇，庆尚北道正副委员长朴宗根，李泳三，及庆尚南道正副委员长南庆宇、金三洪等人。
因为各自转战区域的分散，与会人员有的早在5月就抵达松池谷，所以大家状态都还不错，只有全罗南道委员长朴荣发因为身体欠佳，是由警卫员背着进山的。朴荣发，庆尚北道奉化市人，在日据时期曾从事土木工作，光复后曾任南劳党汉城支部劳动部部长、南劳党中央委员，后前往莫斯科接受了六个月的培训，从而在组织上被北方派认为是可靠的“自己人”，所以这次南方各道委员长开大会，说什么他都必须得到场。
会议开始后，主持会议的南劳党中央委员、原南方游击军第二军团长李弦相来到会场，陪同他到场的，除了一名警卫员外，还有一位风尘仆仆的陌生人。李弦相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吕恩哲同志，李承烨副委员长的使节，他带来了李副委员长的口头命令，要求南方各道机关组成统一的南部委员会，由他担任委员长，并由我担任南部游击军的司令官，各道委下属的游击队将改编为野战师团并由我直接指挥……”
虽然吕恩哲向现场与会人员出示了代表他身份证明的道具——一支刻有江原道字样的铁汤勺，但李弦相的发言还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爆炸性反应。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的，果然就是朴荣发，他紧紧盯着李弦相，不紧不慢地说道：“即使是各道委下属的游击队，也应听从人民军总部最高司令官的命令，现在让南方各游击队单独组成一个司令部，还设置什么南方司令官，李同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朴荣发顿了顿，又说道：“组成南方游击司令部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有正式书面文件传达才行，仅凭一个口头命令，太可疑了。李同志，你要组织南方游击司令部可以，但各道委下属的游击队隶属于各地方道委，是开展敌后地方工作的基石，没有平壤的正式书面文件，你无权把他们调走补充入你的什么南方游击军。”由于仍留在南韩的原南劳党中央委员只剩下朴荣发和李弦相两人，他的质问对于李弦相来说无疑是极具挑战力的。
同样在莫斯科进修过的全罗北道委员长方俊表也站起来提出质疑：“现在，面对美韩军的大力围剿，我们各道委之间都很难做到保持稳定的联系，所以更不可能组织一个司令部对整个南韩地区的游击战争进行综合指导。目前各道委下属的游击队在各自根据地运作良好，如果把他们编为野战军进行统一指挥，等于是剥夺了各游击队的活动灵活性。”
李弦相早就预料到这两位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目前，由于各道委游击队分散在各道根据地，只能处于防御状态，在武器供应和保持战斗力方面都存在着大问题。如果能统一编成野战军，我们将取得更多的战果，缴获来的武器可以帮助各道委组建新的地方游击队，就像两个月前大家联合打进忠清北道首府清州市那样。届时，所有野战军可以集中在宽阔、安全的智异山，那里的形势适合我们的游击大兵团生存。”
虽然朴荣发和方俊表极力表示反对，但当天其他六道代表还是遵从了李弦相的命令，毕竟李承烨代表着仍待在北方的朴宪永，是南方各道在战前的实际领导人，大家也觉得他们要整合南方各道游击力量的命令没啥不对劲的地方。最后，会议形成了六点决议，其内容可以概括为：所有涉军问题由各道军事部决定，军事部将各游击队整编为野战师团，要做好思想工作减少逃亡现象，在智异山设立南方游击司令总部，所有非武装人员都要武装起来，要严肃军纪严禁抢劫、放火等行为。
部队整编工作则历时两个月完成，新成立的南方游击司令部除以李弦相为司令官外，还以李镇范和文天为第一、第二副司令，以朴钟夏为参谋长，以车日平为政委。原李弦相直辖的胜利师团和人民旅团分别改称第81、92师团，忠清南道游击队改称第68师团，忠清北道游击队改称第72师团，全罗北道游击队改称第45、46、47和57师团，庆尚南道游击队改编为第803、805、808、815联队。
方俊表虽然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李弦相，但毕业于大邱师范的他是一名才加入革命五年的年轻革命者，工作上信奉死板的教条主义组织原则，既然会议通过了决议，他也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接受李弦相的改编命令。更何况，他所指挥的全罗北道道委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首府全州市一隅，道内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实际上处于各自独立运作的状态，这自然为李弦相的改编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而朴荣发中央委员的身份则为他的反对提供了不少底气，他所指挥下的全罗南道各游击队也没有被编入南方游击军，而是继续保持各自独立活动。同样没有编入南方游击军的还有庆尚北道委员长朴宗根指挥的所属游击队，其具体原因不明，可能是由于该道游击队规模较小抽不出兵力组成野战师团，也有可能是朴宗根虽然未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同样去莫斯科进修过的他也不同意李弦相的主张。
然而事实正如朴荣发所怀疑的那样，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确实没有发布过什么组建南方游击军司令部的命令，如果李弦相所述属实的话，这一命令极有可能是南劳党副委员长李承烨独自下达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口头命令而无正式书面文件。而李承烨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单独组建一支只听命于他和朴宪永的军队，好在未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大举南下时，能及时与之配合收复主要城市。
但事实上，早在1950年12月，撤退到鸭绿江边的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就以最高司令官、总参谋长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整顿游击区的命令》，这一项命令的重点同样是让各道委所属游击队与道委机关分开，只专注于军事活动，形成配合中朝联军反攻的第二战线。 1950年12月、1951年1月和1951年3月，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曾三次通过无线电向南方各道委游击队发去了这一命令，但由于各道委普遍缺乏电台，这一命令实际上根本没有传达到。
为了将《命令》传达到南方，1951年4月23日，人民军专门组建了一支特殊使命小部队，代号“423部队”。该部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忠北道党俗离山见到了副委员长宋明宪，1951年10月，423部队终于抵达南方游击队总部所在的智异山。至此，李弦相在三个月前的六道会议上所自封的“人民军南方游击军总司令”被证明是个大笑话，《命令》中只字未提组织什么南方游击司令部，而是要求仍将包括京畿道和江原道在内的南方八道改组为八个战区，由各战区独立开展游击活动，其中李弦相所指挥的智异山和德裕山游击队被划分为第四区。
尽管意识到遭到了李承烨和李弦相这两个家伙的欺骗，但南方各道委负责人还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所谓南方游击军司令部的存在，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大敌当前，要优先应付美韩军对各道根据地的围剿，其次则是因为由于对南方游击形势的不了解，这份签发于十个月前的《命令》中的许多要求，已不适用于当前形势。
比如，《命令》的初衷是要求各道游击队组织第二战线，配合中朝联军的反攻，但到1951年10月，战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谈判也已开始，所谓的第二战线早就不复存在。还有原定出任忠清北道（第五区）游击队司令的金应彬，已于1951年3月18日被韩国特种渗透部队“白骨兵团”捕获并处决，所以他也没能赶来参加7月的六道会议。
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在1951年8月31日，又签发了标题为《关于我们党在解放区的工作和组织》的第94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将南方各道游击队重组为五个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区委会，统一指挥各辖区内游击队的活动。该决议还要求以仍留在北方的南劳党成员组成中央联络部，由裴哲担任联络部部长，定期和南方各游击队进行联系。同样，受美韩军战线封锁的制约，直到1952年8月，该决议的书面文件才被送到南方各道负责人手中。而此时，南方游击军主力2万余人早在六个月前就已被美韩军大部捕杀，各道游击队的活动也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
虽然南韩游击战的失败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但李承烨、李弦相私自成立南方游击军司令部的做法毕竟犯了组织原则错误，故在1953年8月26日的南方五区联合会议上，第五区委员长李弦相被迫辞去一切职务，他所依赖的精锐卫队“金智会部队（原第81师团）”也被解散，9月18日，李弦相在与南韩战斗警察西南指挥部第2联队的遭遇战中中弹身亡。而李承烨也在停战后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提起公诉，并在一周后被处决。
1954年1月中旬，前全罗南道委员长、第五区副委员长朴荣发在白岩谷被韩军讨伐部队包围，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毅然举起手枪自尽。1月31日，前全罗北道委员长方俊表与情人申丹顺等人在南德峪山1046高地被韩军第5师团36联队的搜索队发现，经激战全员牺牲。2月27日，李弦相的忠实支持者、前全罗南道副委员长金善宇，也在抱川市白云山与讨伐部队交火后，因寡不敌众而使用手榴弹自尽。
最后牺牲的是化名南正烈的忠清南道委员长朴佑贤，1954年2月28日，由于遭到当地村民举报，躲藏在清原郡加德面内岩里湛西溪谷的朴佑贤遭到韩国军警包围，并在突围中中弹牺牲，至此，人民军南韩六道游击队的悲惨历史也终于画上了句号，只有少数幸存者依然以个人身份在深山中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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