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781 篇推送
二战时期的苏联士兵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现代战争中，普通公民在战场上的贡献被视为一项关键资源。那么是什么驱使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国而战？近期研究揭示了几种可能驱动士兵行为的因素，包括金钱激励、意识形态以及地位竞争。
而Rozenas等人2022年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战士在服役前在本国的生活经历对其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利用了超过1亿份二战期间苏联红军的个人档案。研究发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经历了更高程度国家压迫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死亡率更高，且更不可能逃避职责。然而，这些士兵获得的个人荣誉勋章却相对较少。研究者认为，苏联时期的国家压迫虽然增强了士兵的服从性，但这是以牺牲他们的主动性为代价的，这种现象最终提高了战争的人力成本。
一
压迫与战斗决心
军事机构并非孤立于社会之外，因为士兵在过去生活中的种种经历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战场上的行为。根据他们与国家之前的互动，士兵在为国家战斗时的内在意愿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国家对于普通公民的暴力行为如何影响其参军后在战斗中的决心呢？现有研究并未提供明确答案。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暴力会激发对施暴者的负面情绪。例如，受到歧视的族群更不愿意为国家而战。这意味着，如果士兵意识到自己在为一个充满压迫和社会不公的国家作战，他可能会展现出较低的战斗决心。作者将之称为由压迫而产生的疏远效应（the alienating effect of repression）。
士兵的行为不仅仅由内在意愿驱动。像任何组织一样，军队也依靠外在的、有时是强制性的激励措施来克服人员中内在动机的缺乏。一个经历过国家暴力的士兵可能会认为来自国家的惩罚威胁更加可信，因此，他们有可能会展现出比其内在动机更高的战斗决心。作者将之称为由压迫而产生的威慑效应（the deterrent effect of repression）。
作者认为，随着士兵受到的国家压迫的增加，他们更有可能在战斗中被杀害，逃跑、投降、失踪或因纪律违规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会降低，并且获得荣誉勋章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二
苏联时期的镇压与士兵的战斗努力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1927-1953年），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但当局几乎无法确定谁参与了“反革命”活动或持有“反苏”观点。因此，斯大林指示下属进行广泛的搜捕，这导致包括党内官员、军队和安全机构在内的各阶层人士都可能成为国家暴力的受害者。最终，苏联政府指控380万人犯下了“反革命”罪行，这些指控主要发生在1930年代。
而就在肃反运动发生后不久，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动员了所有适龄男性——整个战争期间超过3000万平民——以支持其450万强大的常备红军。这些普通公民是苏联抵抗德军的支柱。战争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严酷考验”：人民是否愿意为最近才压迫过他们的政权冒生命危险？在某些方面，斯大林主义通过了这个考验：数百万士兵为苏联国家而战，常常至死方休。
战争初期，由于战前的军官清洗、政治化决策和长期管理不善，苏联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挫败。但最终，依靠着红军强大的战斗决心，苏联赢得了战争。然而，许多士兵也用自己的脚投票反对斯大林主义。在战争第一年，所有人员损失的一半是失踪或被俘的士兵。成千上万人因逃亡或叛国被拘留。
为了更加严厉地控制部队，1941年8月16日，苏联最高指挥部总部发布了第270号命令，规定“向敌人投降的人应被视为恶意逃兵，其家庭可能被逮捕”。指挥官也被要求每两周向总参谋部提交报告，列出被俘士兵及其家庭地址。鉴于这些惩罚性措施，选择战斗而非逃跑的士兵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内心真正致力于这一事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那些在战争前就目睹了国家压迫的士兵可能对这些强制性激励措施特别敏感。
三
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国家在战前进行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如何影响士兵在战争中的战斗动机。为此，研究者从俄罗斯国防部维护的一个数据库“人民记忆”（Pamyat’Naroda）中提取了军事记录，该数据库包含了1.06亿份解密的苏联红军人员档案。除了基本的生物学信息外，这些数据还记录了战斗单位的详细信息（招募站、入伍日期、单位、军衔）、勋章以及士兵退役的原因和日期。由于手写字迹难以辨认、数字化不准确、缩写、拼写错误、不完整或缺失字段以及档案数据中不可避免的其他错误，最终的数据集包含了约2654万条记录，涉及约1160万名士兵。
在本研究中，作者使用在行动中被杀或受伤作为服从命令的代理指标，因为这意味着士兵在身体无法继续作战之前一直战斗。另外，作者将失踪、战俘、逃兵、叛逃或叛国或因不当行为受罚视为战斗决心低的指标，将获得勋章，如“勇气勋章”、“战斗功勋勋章”、“荣耀勋章”和“苏联英雄”，视为战斗决心高的指标。
本文关于苏联国家压迫的数据来自俄罗斯人权组织维护的政治恐怖受害者档案。该档案依据俄罗斯联邦和地区档案馆的解密案件文件、政治迫害受害者康复委员会、地区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书籍汇总而成。本文将地理范围限制在1937年边界内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者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215万次逮捕的地理坐标，并用士兵出生地附近逮捕的数量来衡量对国家压迫的接触程度。
四
实证结果
表1展示了国家压迫对于不同战场结果的影响。第一行的估计表明，来自压迫更严重地区的士兵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的比率更高。0.5的OLS系数意味着，在士兵出生地附近的压迫从零增加到32人会使其死亡或受伤的概率增加1.8个百分点。
第二行至第六行的结果代表士兵逃避责任的倾向。对于最常见的反映逃避责任的指标MIA（失踪），系数始终为负且在95%置信水平上显著。对于其他逃避责任的指标，如PUN（在战场上因不当行为受罚）、POW（战俘）和DDT（叛逃、逃兵或犯叛国罪），估计结果则更为复杂，例如POW的估计系数始终是不显著的。
表1的第七行展示了压迫对战场主动性的影响，其表明在士兵出生地附近的压迫从零增加到32人会导致获得荣誉勋章的概率降低0.7%或3.1%。结果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考虑到18%的士兵获得了此类奖励，这些数值是相当大的。
表1 国家压迫对于不同战场结果的影响
注：英文缩写的含义：在行动中被杀或受伤（KIA/WIA）、失踪（MIA）、成为战俘（POW）、叛逃、逃兵或犯叛国罪（DDT）、在战场上因不当行为受罚（PUN）、以上最后四项战斗结果中的任何一项（Flee）以及获得至少一枚荣誉勋章（Medal）。
总的来说，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入伍前受到过国家压迫的士兵更有可能战死，不太可能逃跑，也不太可能因勇敢行为而获得奖励，这表明压迫同时增加了外在的战斗动机，同时削弱了内在的动机。
然而，这些结果的一个重要替代解释是，它们反映了国家对士兵的差别待遇，而不是士兵在行为上的差异。换言之，压迫与战斗死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存在，可能是因为当局使用来自受压迫地区的士兵作为“炮灰”，给予他们更危险的任务，以及更糟糕的装备。压迫与逃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表明当局更密切地监视这些士兵。压迫与勋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反映了指挥官推荐士兵获得勋章的犹豫，以及上级拒绝批准来自“问题”地区士兵的勋章。
尽管这些替代性解释看似合理，但其中一些值得商榷。首先，对于士兵的歧视需要详细的地理信息，而军事委员会没有这些士兵的个体背景信息——它是由不同机构收集和严密保护的——在战争高峰时期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信息。尽管勇气勋章的授予需要对士兵背景进行适当的审查，但入伍过程却是快速且随机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士兵被分配到基层部队后可能遭受的歧视。尽管提供给基层指挥官的服役记录卡片档案可以帮助了解士兵家庭和政治背景的信息，但档案中没有关于士兵是否来自“问题”地区的信息，以及这些地区有许多人被逮捕。如果缺少这些必要信息，基层指挥官就无法歧视特定士兵，比如将他们分配到更危险的任务上，或更密切地监控他们以防止叛逃。
五
结 论
本文对苏联红军个人档案的分析表明，那些更多接触过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更可能战斗至死或受伤，而不是逃跑。从军事勋章的获得来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个人主动性也较低。虽然无法完全排除不可观察因素驱动这些关系的可能性，但本文的分析表明，战前压迫的净效益是顺从。
具体而言，来自高压迫地区的士兵遵守命令并继续战斗，并非因为压迫使他们变成狂热分子，愿意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而是因为他们更清楚违背命令的后果。过去的压迫可能迫使积极性不足的士兵表现出决心，但也可能降低了高积极性士兵的努力。威慑和疏远的相互作用可以解决与战斗相关的一些委托-代理问题，但它们是通过培养服从性而牺牲主动性，并提高战争的人力成本来实现的。
文献来源: Rozenas, Arturas, Roya Talibova, and Yuri Zhukov. 'Fighting for Tyranny: State Repression and Combat Moti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