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的变迁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明初水乐年间北部卫所的统一内徙,过去多以为是政治原因决定的。经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主要是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
作者：邹逸麟，著名历史地理学者
来源：原文是《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期，此处有删减，参考请以原文为准。
“舆地志”栏目编辑：郭永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
我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存在一条农牧业过渡带。这是一条由于天然水分条件的限制,由早作不稳产区过渡到气候干早致使无灌溉不适宜发展作物种植的地带,是农业生产上一条很重要的界限。在我国北部反映在西起河套、东至大兴安岭南端的地带(此线以东以西农牧界限在历史上没有显著变化)。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我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明代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的结论,以至有些历史现象未能解释清楚。本文企图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
据今人研究,十三世纪的气候是一个比现在更温暖的气候期。这个温暖期大约结束于该世纪末.在十四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东部气候已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川。这种转变在我国北部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及更北的口温脑儿的黄土山和应昌府都有屯田。至元二一十、二十二年(1283、1285)政府曾出钞四万五千锭在上都、应昌府和籴粮食。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温脑儿黄土山一带民田。可见这一带农业还是相当可以的。
然而到了十四世纪初(至大元年,1308),应昌府的屯田撤销了。蒙古高原上的气候有明显转寒的现象。延佑年间(1314一1320)“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赞人为奴牌”。1323、1328(天历元年、致和元年)蒙古高原上曾发生过二次严重寒潮,“风雪毙畜牧”即,造成严重后果;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陨霜杀禾”的记载田。
此外,进入十四世纪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五至八月间陨霜、雨橄、风雪记载特多(详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制《中国历史气候灾害年表》),可以认为进入十四世纪以后北中国气候转寒的事实是有充分材料根据的。
1368年朱元璋将元朝势力逐出中原,又乘胜追击蒙古残余势力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土刺河及其东部的贝尔湖一带,退兵后在其北疆约今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设置了四十余个卫所(一种军事屯戍组织),大致沿着阴山、大育山南麓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侧一线驻兵戍守,屯田养军,形成了一条实际上的农耕区的北界。此线西段和中段显然已较元时南移了一个纬度。当时明朝的势力远不至此,为什么将国防线限制在这条线上,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间题。
明代北部屯垦线的变化
十五纪初开始,明朝北部实际农耕区北界又发生变化:
1、农牧过渡带西段:永乐元年(1403)将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的东胜左卫南撤至今河北卢龙、东胜右卫南撤至遵化.正统三年(1438)虽曾一度在原地复置,未几又撤废,在托克托的卫城遂废。
2、农牧过渡带中段:洪武初年,辖有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和林格尔、集宁一带的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亲石”,平均亩产0.37石(约当60市斤),与同时期河北平原产量相近,不能算很低,中书省建议乘机将屯军月粮减去三斗,朱元璋不同意,他说:“大同苦寒,士卒艰苦,月粮且勿减,待次年丰熟,则依例减之”。可见这样的产量.根据当地经验也不算丰收年,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可是到了永乐初年却将置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卫、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以及商都东南察罕脑儿卫自一起迁入长城以内的大同地区。
3、农业过渡带东段:洪武年间在今内蒙古东南部置开平卫、全宁卫、大宁卫以及所属各所,在西拉木伦河南岸、老哈河流域和滦河上游一带屯田戍守。永乐开始这些卫所也先后迁入了长城以南地区。
十五世纪初年这次农耕区北界的同时南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陆,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据长城为守,而东北部西拉木伦河、老蛤河流域则是给了为永乐争位出过力的兀良哈三卫。但是我们细查历史资料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明初舆图
1、明代的永乐朝国力还是很强大的。永乐七年(1409)朱棣亲征鞑靼,渡克鲁伦河,迫至斡难河大败鞑靼而还。十二年亲征瓦刺.兵锋直指土拉河.二十年亲征阿鲁台,败之于克鲁伦河。二十一年又亲征阿鲁台,至长城边上西阳河,闻阿鲁台为瓦刺所败而还。二十二年再次亲征鞑靼、阿鲁台,宴群臣于应昌,前锋至答兰纳木儿河,未见敌人而还.历史上称为“五出三犁”之威。由此可见,在永乐初年明朝的北边根本不存在鞑靼、瓦刺势力的威胁。
2、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的说法,见于郑晓《吾学篇》卷67《兀良哈》,《明史·鞑靼传》即采其说。以后史家大都沿用这种说法。但明朝人郭造卿对此说已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后代明统治者无力收复土地,嫁祸于祖先。实际上兀良哈三卫牧地最初远离明边,泰宁卫在元泰州,朵颜卫在额克多延温都儿、拥儿河一带,福余卫在瑚裕尔河流域。宣德年间始南下,牧马滦河上游。永乐初年并没有占据大宁都司地。近年也有人研究证明,畀地之说是一个“冤案”,实属子虚乌有。因论证比较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不过其结论是可信的。`
3、明朝将北边的卫所南撤之后,原来的地方还是在明朝的势力控制之下.如永乐初年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景泰四年(1453)“三卫乞居大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往。天顺(1457一1464)后遂入三卫”.又如宣德以后,明朝在长城以外有“烧荒”制度,“每焚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焚草,名曰烧荒。盖防寇南向且耀兵也”。弘治年间宣府镇一带也实行烧荒,凡每岁七月兵部命“各边遭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使贼马不得久牧,边方易为了守”。这些都说明永乐、宣德时长城以外二三至三五百里之间仍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并不存在边墙外直接受到鞑靼、瓦刺威胁的情况。而蒙古人南进直接威胁到明朝北边则是天顺以后的事,弘治、成化年间达到高潮。因此将永乐初年诸卫内迁原因归诸砖便于防守,恐与事实不符。
十五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环境恶化造成的。以下一些史实可以得到证明:
明中叶舆图
1、开平卫在元为上都路,也是屯田处所。洪武初年建为卫,屯田垦种近半年世纪。至永乐元年内迁京师,四年还旧治。因“开平以孤城临极边,又无险可恃',需派大量军士守备,军储供应成了一大问题。如永乐十年六月自宣府镇万全卫运粮二万石往开平以备军储。永乐十八年因开平卫粮饷不给,又从“京仓运米三万石贮开平,以备军储。可是“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士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所费不货,政府不胜负担。所以洪熙元年(1425)就有内迁独石口之议山。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赡其家”。终于宣德五年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内迁至独石口。为什么在洪武年间这里的卫所屯田能够维持下去,而到了永乐时期却不能了呢?无疑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气候转寒变干,使农耕已无法维持军士的基本生活,不得不撤退南迁了。
2、上文提到洪武年间山西大同地区、内蒙古和林格尔、集宁一带卫所屯田年产亩0.37石,并不被认为是丰收,可见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可是当永乐初年将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宜德卫以及商都东南的察罕脑儿卫都迁入今长城以内大同地区后,却又感到大同一带土地贫膺,“大同城北,沙碱苦寒”。大同镇所辖十卫“地土沙破”,云中一带“风高土燥,物产最薄”.正德年间宣大总督许论说:“边地瘩薄,风寒箱早,耕作所入,不足供用,全籍关南和来以济其半”。这说明当时长城内外环境起了变化,巳非洪武初年设卫时的情况了。东胜卫一带情况特殊,因地处黄河、大黑河流域,有较好的灌溉条件,但在洪武末年也有“天气早寒,田谷少获”之感。虽然以后蒙古人进占这里,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仍有农耕,如嘉靖年间在今呼和浩特附近俺答利用汉人开发耕地约五六顷.然“所种皆谷黍蜀林糜子”等耐寒作物。嘉靖三十三年(1554)汉人丘富等“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也在今呼市附近。嘉靖三十九年明兵直捣丰州,“焚板升略尽”。以后万历年间又有大批汉人迁人,人数发展到了十万,开田万顷,“连村数百”,从事农业。所以正统以后明朝边臣多有恢复东胜之议,主要是着眼于这片上地。其实除了这里因有大黑河和黄河的灌溉汉人到此即可进行农耕外,其他地方既寒又干,没有灌溉条件,就不可能进行耕种。
3、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为鄂尔多斯高原,在东胜未撤以前,“军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丰庶,称雄镇焉”。东胜撤废之初,套内尚未为糙粗所居,“土地沃豪,草木繁茂,禽兽生息”。可见是一片自然环境较好的农牧交错地带.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人入居河套地区,“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于是全成牧地.在其南面明朝边墙一带,军民“多出墩外种食”,“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种田”。其时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大致在今长城一线稍北。可是由于十五世纪以来气候趋寒转干,过渡的农耕和放牧都会使脆弱的那尔多斯高原的环境很快恶化.所以十六世纪中叶(万历)起,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展,“沿边城堡,风沙日积,历年沙塞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陕北边墙“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榆林等堡芹河等处大沙北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响水等堡防胡等处比墙高七八丈,童淤墩院者长八千四百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桃梁等处比墙高至五六尺及与墙平,厚阔不等”。由于边墙外风沙鑫积,无法耕种.农牧过渡带的南界退至长城一线.即便在长城以内宣府、大同镇卫所的屯田,“耕耘赞砂确之中,颇多得不偿失.可知诸卫内迁之后,屯垦种植业反而衰落.其原因无疑与环境恶化有关。隆庆以后,大同地区与蒙古开互市,糙粗“以牛马易粟豆”。当时的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则在长城一线。
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我国的气温逐渐下降,进入一个寒冷期,气温由湿润转向干早,北边的农业环境恶化,原先卫所屯田地区已不能维持军士的基本的粮食需要.不得不内撤至长城一线。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因过渡耕牧、气候干旱,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大,以至在长城北侧数十里地巳不能耕种.全为沙土所淹,长城不仅成为当时农牧的分界线.也起着挡沙南侵、保持长城以南农田的作用。这种情况大约延续到了十七世纪。
明代初年的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十五世纪以后因气候转寒有所内缩。十五世纪初明朝卫所的内迁,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气候转寒的关系。据今人研究.十四世纪开始全球进入小冰期,在我国也有所反映.譬如与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最近的黄淮海平原从十四世纪开始至十八世纪就有一个寒冷期。我们再结合上文所述的史实,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
编排：津南笑笑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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