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蒙古人迅速崛起，很多国家成为其牺牲品。蒙古人并不是最初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上，而是大量来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部族，来到处于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不同部族常常为了水源和牧草发生暴力冲突，有着天然的掠夺性和好战性。他们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掠夺其他部族的财富和牲畜，不得不向汉族学习先进的武器技术，同时他们也从西域学习武器技术，弱化汉族在武器上的优势。这为强盗文明作好铺垫，也为中国后来的大灾难埋下伏笔。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内部战争频繁，毫无扩张之迹。草原部落武器越先进，各部落残杀就越激烈。当黄金部落铁木真在历经磨难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后，草原各部落的邪恶和残忍便上升到一个力的集合。由于游牧部落在战争中有着灵活机动的优势，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之后，对他们实行军队编制，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但其所具有的野蛮和落后使他们对文明悠久的中原和中东地区窥欲已久。等时机到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骑着马、拿着利刃，去掠夺先进的文明果实。这就是后来蒙古帝国给各国带来空前绝后的灾难的缘由。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在短短几十年中，就将华夏文明地区一一征服，延续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此中断。社会精英人士的丧失，使得华夏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蒙古人的野蛮统治，更是阻碍文明自身发展进程，导致在十三世纪东方渐渐落后于西方，领先千年的东方逐渐从属于西方。正当蒙古人崛起之时，统治中东地区的阿拔斯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在十一世纪塞尔柱土库曼人入侵，加之8次十字军东征，加速了帝国的崩溃。为了维持阿拔斯家族权力系统的运转，帝国加大对基层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致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内起义频繁。内忧外患的阿拔斯王朝势力衰微，中央强大的统治力量不复存在，国内许多省趁机宣布独立，帝国的统一已经不复存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侵入阿拔斯王朝，使阿拔斯王朝走向灭亡。蒙古人对西方掠夺和屠杀，破坏了丝绸之路，摧毁了中东许多灌溉系统，使大量的绿洲变成荒漠，极大地阻碍了中东文明原始演进。从历史上看，游牧部落一旦掌握先进的武器和工具，就会对农耕文明发起冲击。部落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去掠夺先进文明地区的果实。他们靠着强大的武力不断地征服和掠夺，以此来维系自身生存，一旦停止掠夺就会分崩离析。帝国的大厦更是建立在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之上，后来蒙古不再进行扩张，各种矛盾显现，直接将帝国推向灭亡。后蒙时期的中东更加混乱，原有的社会统治秩序被破坏殆尽，蒙古人开始在中东地区短暂的统治。蒙古人作为野蛮和落后的代表，他们侵入先进文明地区，由于没有先进的文化作为统治的工具，不得不向先进的文化拥有者寻求帮助。这样蒙古人就无法独享政治权力，不得不吸纳异族进入统治阶层并与之分享统治者的权力。蒙古也很快将自己的文明抛弃，融入到相对先进的文明中，也使自己成为异族的一员。蒙古凭借血腥与残暴，武力与蛮横打下大半个欧亚，短短的几十年就建立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但很快也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蒙古人的扩张带来了只是灾难吗？对于被征服地区的人们来说，的确如此。他们杀戮成性，成为喝血的战士，只有鲜血才能满足他们嗜血的天性。但蒙古人西征的同时，也不自觉的充当了文明交往的载体，东方先进的文明随着蒙古人西进的铁骑传入到了西方，给处在黑暗的西方世界带来曙光，打破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格局。然而，东方世界文明的衰落与蒙古人的扩张不无关系，扩张使西方世界超越了东方世界，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至今这种格局还没有被扭转。
到了14世纪，大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如同艳阳下的冰雪一样很快融化。各个汗国之间的争夺更加速了其灭亡。1368年元朝在农民起义下被推翻，蒙古人也被逐出中原。在中东地区，窝阔台汗国在14世纪初就被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伊尔汗国灭亡。在15世纪后期，莫斯科公国也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察合台汗国处于几个国家夹击之下，一直处于分裂和衰落的状态。虽然在14世纪时，帖木儿帝国崛起造成蒙古中兴的假象，但其只不过是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流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冲击到此正式结束。蒙古人的征服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破坏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那些骁勇善战的蒙古人，以强大的武力和骇人听闻的暴行，给其他民族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征服活动没有创造新的文明，但结束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冲击的时代。变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体与农耕文明相抗衡，游牧部落的生产方式从此一蹶不振。农耕文明既是游牧世界冲击的受害，也是获益者。农耕文明借助游牧民族冲击的反作用力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农耕文明经过游牧野蛮文明的发酵，变得更加顽强和不可抵挡。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经过游牧世界的冲击，整个世界从闭塞隔绝发展到联系紧密的一个整体。15至16世纪中东国家的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黑羊王朝、白羊王朝和萨法维时期民族构成十分复杂，有着库尔德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民族。如一幅镶嵌画，杂乱而有序。中东霸权从土库曼人手中向黑羊王朝、白羊王朝和红头部落中转移，争斗永无休止。黑羊王朝意为卡拉·科雍鲁，即黑羊牧主，据有小亚细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他们的旗帜上有只黑羊，因此被称之为黑羊王朝。而从他们的旗帜上就可以看出，那时土库曼人还是以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为主。在黑羊王朝时，游牧习俗还十分盛行，当时他们渴望拥有定居人口和财富，造成彼此之间战争不断。卡拉·优素福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他将归顺下的人口进行有序的管理，尽管他是游牧利益的代表者，但也没有忽视定居人口的利益。同时，卡拉·优素福又是一个十分和蔼的领导者，他实行相对温和的统治政策，正确处理游牧人口和定居人口之间的利益，使得王朝统治更加稳固。黑羊王朝在贾汉沙手中达到了鼎盛，在他的治国中采取淡化游牧传统风俗的方略，在他统治期间，趁帖木儿帝国衰败之时，占领波斯西部，后兼并了伊拉克部分领土和阿拉伯半岛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一个伊斯兰大国。他将游牧贵族军事组织解散，压制势力庞大的游牧贵族，并礼貌对待贵族市民阶级，设拉子的城市居民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此阶段，可以看出黑羊王朝的统治者开始重视定居人口的利益，定居人口作为其统治下的子民，成为其被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定居人口的增加，便于统治者的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另一个大国即由土库曼游牧部落建立的白羊王朝，因旗帜以白羊为标志，故名白羊王朝。白羊王朝是一个信仰伊斯兰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他们长期与黑羊王朝相对峙，但在15世纪中后期灭掉黑羊王朝，打败帖木儿王朝，一举成为西亚地区强国。国家疆域包含土耳其东部、波斯中西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伊拉克北部一带。这一过程中，游牧部落和定居人口之间矛盾激化，威胁白羊王朝的统治。国家主要地方的支柱都是农业，也有着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为了保持和定居人口之间纳税人的关系，许多有远见的君王都会发展与邻邦友好的关系并正视定居人口的利益。1453年，乌宗·哈桑继位，在他统治期间，王朝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势力发展到极盛。乌宗·哈桑重视国家内部建设，他即位之初便尝试着以一套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代替以往的部落贵族，同时采取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的经济政策，从国库之中拿出大笔钱财重修阿塞拜疆的灌溉系统，使得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农业与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其改革期间，极大地触动游牧部落埃米尔的利益，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坚决维护定居人口的利益，巩固王朝的统治基础。在15世纪末，游牧贵族力量增强造成白羊王朝内部危机。他们之间为了权力和财富相互斗争，加大对定居人口的盘削，使社会矛盾尖锐，国家陷入混乱的居面。到了艾哈迈德统治时期，游牧人口和定居人口的矛盾变成社会主要矛盾。艾哈迈德不得不向游牧封建主开战，他极力想得到定居人口中的官僚、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想保护农民免受游牧主的压迫，遂改革废除了定居人口20种税和义务。在当时游牧部落军事贵族强权下，这种改革极大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但这些游牧贵族是不会让改革实现，在他们的极力阻挠下，改革逐渐走向流产。可见当时统治集团就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定居人口的利益，他们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造成国家不稳，难以强大，国土疆域和边界不断变化。白羊王朝与黑羊王朝相比，相对更加重视定居人口的利益，但是并没有解决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之间的利益。两者之间关系僵硬，矛盾横生，造成定居人口对统治阶层的漠不关心。到了萨法维帝国时，国家的政治力量不再掌握在封建主手中，帝国主要代表定居人口的利益。萨法维的祖先主要生活在阿尔达比及其周围地区，在古代时期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他率军击溃了阿塞拜疆和小亚细亚的游牧部落并建立了国家。在红头部落的帮助下，他掌握了权力，同时他也受到了那些游牧封建贵族的极大影响。这也是萨法维集权政策不断摇摆和对游牧封建主让步的原因。国家开创者伊斯迈尔一世面临如何照顾定居人口的利益、加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分离主义和团结固执的红头部落的困境。根据这些目标，他极力扩大国家民众的基础，吸引市民、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代表到政府工作。定居人口的封建元素开始显现，国家的举措促进了帝国封建化。中央权力一旦衰微，就会引起游牧部落的叛乱。伊斯迈尔一世触动埃米尔的利益，他们为此战争不断。在伊斯迈尔一世死后，太美斯普一世继位后便成为游牧部落手中的傀儡。这些游牧封建主对政治力量的渴望，使得硝烟不断，国家在这段时期被游牧部落所控制。萨法维帝国处于暴政和混乱的局面，定居人口的利益遭受重创。英国人詹金森观察1561年贾瓦德和阿达比尔地区的游牧部落写道：「因此，深层的看这个问题，经过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这的人们定居在一起。他们在夏天定居在山上，冬天则搬到山谷，而不依靠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定居人口。他们迁徙中有带蓬的车子、武装人员，并与牛群相伴，他们用牛车拉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辎重。」尽管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这些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但从这段历史记载的材料上看出，当时的游牧部落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游牧生活，而是有规律的半迁徙生活方式。他们处于从游牧生活向定居人口转变的过渡期，这是中东地区游牧部落转变的重要时期，更是中东历史发展上重要的一笔。突厥游牧部落在11-15世纪时生活在近东和高加索地区，渐渐地转变成定居的生活方式。那个过程是单方面的和不可逆的，但却是缓慢的。因为游牧部落拥有着比定居部落更为有利的生活条件。这个过程开始于游牧部落上层阶级，逐渐转向下层阶级。游牧贵族执掌着政治权利并且控制着宫廷和行省的肥差，他们往往成为大地主，与城市的贸易和生活建立一种密切联系，他们和当地的封建主逐渐地变成了定居人口。游牧部落逐渐定居下来，成为定居人口，不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过上了定居生活。游牧部落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中东游牧部落封建化的一个历史时期。定居人口的增多，方便了国家的管理，增加了国家收入，定居人口大力发展商业、农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游牧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形成固定的土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定居者从中获益颇多。但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国家很难对其进行管理，更谈不上要其缴税服役。定居人口就与其不同，长期稳定的居住地，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各种管理，更利于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哲学社会科学近期学术论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注：本文首发于头条号中东研究通讯，中东研究通讯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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