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叫《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核心观点是：明天启朝魏忠贤主政时期，朝廷军饷充足，对抗后金的辽东军不缺饷，他最大的能力就是收税，他死后，东林党反攻倒算，为了自身利益废掉魏忠贤在江南定下的商税等税种，朝廷缺钱，打仗不行，一命呜呼，由此得出忠贤死，东林起，大明灭的结论。
且不说这一简单的线性分析逻辑，没法概括历史的复杂性，单说一个事实，魏忠贤死后，崇祯一朝坚持了17年时间，肯定不能算是标题里说的“不久”。若再仔细阅读史料，可以发现，魏忠贤时期，辽东军、边军已经缺饷，很多税没收上来，财政濒于崩溃，反倒是“众正盈朝”、东林党得势的崇祯初年稳住了财政。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从头到脚都错了，至于其它，则不必详论矣。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6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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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大征没让财政枯竭，朝廷在魏忠贤主政前夕的家底，比较丰厚。
魏忠贤主政之后，辽东缺饷是常态，因为士兵工资照发，故局势较稳。
魏公公征税能力被严重夸大，向富商征收商税更是病急乱投医。
崇祯初，“众正盈朝”，稳住了魏忠贤主政以来濒临崩溃的财政。
相比阉党，东林党人的确问题也不少，但把明朝垮台归因于魏忠贤的政策没能为后者贯彻，既想当然又荒谬。
原标题 魏忠贤主政时期，明朝财政到底有多弱
撰文 张磊（彰考局专栏作者）你需要知道的名词☑ 边饷 负责沿边n镇的军费年例银，每年开支300多万两。
☑ 新饷 辽事兴起后，负责辽东及周边防御支出，每年开支400-700万白银不等。
魏忠贤主政之前的家底
要了解魏忠贤主政时期（天启四年—天启七年）辽东及其他边军的军饷情况，不妨先了解其主政前夕明廷的财政情况。
记录这一时期财政状况，有四种史料很重要，分别是《明神宗实录》（万历朝历史）、《明熹宗实录》（天启朝历史）、《三朝辽事实录》以及《度支奏议》，其均属档案资料汇编，各色财政数据多能相互印证，其中《三朝辽事实录》的作者是王在晋，《度支奏议》的作者是毕自严，二者均有丰富的军政经验。上述史料都比较可靠，本文的诸多财政数据，均来源于此。
天启朝初年的财政储蓄，自然继承自前朝，尤其是万历一朝，在这一时期，财政还是比较充盈的。即便是经过前朝“万历三大征”的折腾，朝廷的财政压力也不大。
万历三大征之“壬辰倭乱”。图为朝明联军的一次攻城战。
据学者刘利平的研究①，以及《三朝辽事实录》、《明神宗实录》等文献的记载，三大征花费的白银总共在1000万两上下。从1591到1600年，三大征前后耗时十年，平均下来每年耗费100多万两，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目，和宫里每年收上来的黄蜡、白米、瓷器、毛皮价值（卢象升认最少有200万两②、黄仁宇估算为400-500万两③）相比，不值一提。
所以，“万历三大征”并没有将明朝的国库耗尽，银子还是有，万历留下的内库就至少有700万两。但在万历四十六年春，明清战争开始之后，更多银子被作为军饷投入到辽东前线。第二年春，明廷出兵10万攻打后金，耗费500-600万两；开原丢失后，先后有18万明军出山海关；沈阳辽阳丢失后，先后有15万左右明军出关。大兵需要大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的三年间，明廷发给辽东军费2018万两白银④，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还制定了耗时八个月，用兵十八万，需饷2160万的战略计划。⑤
户部出的军费耗掉2000多万两银子，这其中还不包括皇帝拿出的近千万两银子，而且兵部、工部的小金库也支出不少。而这时期的国库（户部）收上来“辽饷”不到1500万两。
不足的银子哪来的？显然是前期所积累下来的，万历朝以来的老底，能支撑起辽饷的花费，三年能拿出近三千多万两白银，九边也并不欠饷，足以说明魏忠贤主政前夕，明朝的家底还算丰厚。
魏忠贤主政之后的军饷
但是到了魏忠贤主政时期，包括辽东在内的边饷就捉襟见肘。
天启二年，明军在广宁大败于后金，自此，明军基本不再大规模进取，采取守势，且筑且屯，步步蚕食。之所以如此，因为：1、军饷不再像过去那么充足；2、野战能力、军队信心大损。万历四十六年春以来的那些战役，花掉三千多万两军饷，真的伤到朝廷财政的筋骨了。
明朝九边图。
然而尽管如此，魏忠贤主政之前的军饷，还是不缺。据学者林美玲统计，天启三年辽东之外的边饷尤能支出347万两白银⑥，辽饷支出628万两白银⑦，天启四年，魏忠贤主政之后，辽饷等边饷数额急转直下，天启五年、六年、七年，辽东之外的边饷分别是298余万、104余万、146余万两白银⑧，而天启四年，朝廷发给辽东的军饷是499余万两（缺额127余万两），天启六、七年，这部分缺额高达几百万两，欠饷应该是常态。
因此，说魏忠贤主政时期的辽饷充足，显然不合史实。可为什么辽东士兵没有兵变呢？因为魏公公在辽饷不够的情况下，优先保证士兵的工资，而用于军队的其它耗费，基本不管，而且基本无视其他边镇的军饷需求。
辽东局势较为平稳，乃是他本人对辽东情有独钟，但这牺牲了其它边镇士兵的利益，因为缺饷，战斗力严重下降，让西迁的蒙古林丹汗随随便便就抢了大同（崇祯初有“虏与夷并重”的说法），陕西三边不少士兵加入“流寇”，内忧更忧。
魏公公主政时期留下的遗产，是大明王朝咽下的一颗毒果。
被严重夸大的征税能力
《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还称，魏忠贤主政时期征收了大量商税、海税，保证了辽东军饷的供应，这一观点同样是想当然，毫无根据。
和田赋、盐课等正项相比，晚明朝廷所征的商税、海税属于杂项，包括“内陆关税”、“地方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事实上，商税和关税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十万两（崇祯时期的关税、商税反倒高于魏忠贤主政时期），对于动辄几百万两的军费消耗，这点税如同杯水车薪。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崇祯时期刊本。
况且，爆款文也想当然地高估了魏忠贤主政时期朝廷的收税能力，据《度支奏议》记载，天启六、七年到崇祯元年六月的两年半时间内，朝廷有489万余两白银的旧饷没收上来，而专用于辽东边防的“新饷”，则有328万余两白银的税被欠着。
这么多税没征收上来，朝廷还指望怎么发钱？天启五、六、七年完全撑不住。财政外解不到，内库空虚，欠饷成为常态，边饷数额迅速下降，辽饷只能靠搜刮杂项、挪东挪西维持。所谓魏公公重视商业税，其实是病急乱投医，其征税能力被爆款文严重夸大。
崇祯初稳住了崩溃的财政
爆款文的结论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上台搞乱了明朝财政，朝廷缺饷，但事实恰好相反。
崇祯上台后，接过了魏忠贤主政的烂摊子：八百多万两没征收上来的新、旧（边）饷银。财政空虚，三年内边饷发了不到额定的一半，专用辽东防务的新饷也开始欠着，于是只能坐等兵变与被打。崇祯元年，蓟州兵变、宁远兵变，蒙古林丹汗寇大同⑨，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朝廷急需整顿。
崇祯元年八月，毕自严到北京任户部尚书（他的弟弟就死在上个月的宁远兵变中），经过一番调研，认为财政危机的症结在于“一没储蓄，二多开支，三外解不到”，他和皇帝几番讨论后，最终确立“清冒裁弱，缩兵旧饷”的方略。各边尽量节约，内陆加紧催征。
据曾美芳⑩博士的研究以及《度支奏议》的记载，经过努力，崇祯元年、二年、三年辽饷基本得到保障；边饷发放额已完成百分之九十⑪，基本上扭转了魏忠贤时期接近崩溃的财政，勉力维持了收支平衡，让大明可以多坚持几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谓东林党人恶化了魏忠贤主政时期的财政，纯属无稽之谈。
余话
综上，本文的结论是：晚明财政家底不错，万历三大征的消耗并未如后世想象的那样大，明清战争中的萨尔浒战役到广宁战役，几乎耗尽国家积累，之后就是勉力维持，魏公公主政把财政折腾得更差了，留下一堆问题；崇祯初，毕自严的上下整顿为明朝续命，崇祯帝最后能走多远，端赖历史进程。与阉党相比，东林党人鱼龙混杂，其行为的确问题不少，但把明朝垮台归因于魏忠贤的政策没能为东林党人、崇祯帝贯彻，则既想当然又荒谬。R
EFERENCES
注释
①刘利平：《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三朝辽事实录》，卷3，数字为2387000两。关于这些数字的出入，在于每个人的统计标准有区别，这里不做叙述。
②卢象升：《卢象升奏牍》，卷4。
③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74页。④《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正月乙亥条。
⑤熊廷弼：《杨嗣昌集▪敬陈战守大略疏》。
⑥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18页
⑦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33页
⑧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3。
⑨李华彦：《崇祯朝蓟辽兵变与饷税重整》，博士论文。
⑩曾美芳：《晚明戶部的戰時財政運作──以己巳之變為中心》，博士论文。
⑪毕自严：《度支奏议》，边饷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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