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论及皇权政治问题，认为东汉世家大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仍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对朝廷不敢轻启觊觎之心。这有利于东汉政权的延续。东汉一朝儒学以仁义圣法为教，风气弥笃，也影响着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和行为。他们以支撑不绝如线的东汉政权为己任，使改朝换代成为一种十分艰难的事。魏、蜀、吴三国的出现，都不是权臣乘时就势，草草自加尊号而已，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续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69 篇文章
原标题▼孙吴的建国道路
作者▼ 田余庆（著名历史学家）
来源▼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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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1924-201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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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东汉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实力最大，儒学教化沾被最深。东汉虽然国衅屡启，兴废由人，但董卓擅权之时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纲的姿态出现，不敢自取神器。关东兴讨董之师，一时形势使“郡郡作帝，县县自王”成为可能。但真正建号的“仲氏”只不过闹剧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窃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曹操是一个存心“把皇袍当衬衣穿在里面”的人。他深知孙权向他称说天命是“欲踞吾著炉火上”的道理，不敢鲁莽从事。他自如地运转皇权达二十余年之久，却不废弃汉献帝。他的存在也使别人不敢率先称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没有力量对比的考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畏名义而自抑”的问题，这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只用奸诈的个人品格特点来解释是不够的——这就是魏国建国的道路。
曹丕带头做了皇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和样板。本来，刘焉父子经略西睡，早具有昔日赵佗在岭南的地位，只是碍于汉末形势和思想风气，不敢“乘黄屋左纛”而已。刘备代刘璋，随着中原局势的演变，刻意模仿刘邦，分两步走向自帝的目标。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称汉中王，王巴蜀汉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称汉帝（蜀汉），绍汉而居名分优势。不过刘备等不到君临中土的这一天，只有把灭曹之事留给后人去办。蜀汉受中原风气薰染毕竟较浅，本地又还没有发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刘备统治层中的矛盾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蜀汉建国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虽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简单，没有多少新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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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建国道路又有不同。江东开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间，闭锁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响，无论是思想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军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东大族，其发育成熟程度虽不能与中原世家相比，却比见于《华阳国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东大族在汉末的时候自然有保据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们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他们本可以同东汉所遣州郡长吏合作，但是刘繇、王朗辈迁阔儒生，擅清议而无关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江东来寻求霸业的。
但是，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陆氏庐江之难，更影响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他们对孙策或者愤然抵拒，或者徘徊观望，尝试着与孙氏合作的是少数，愿意竭诚相结的可以是说绝无仅有。
在这种情况下，从眼前的紧迫要求而言，孙策亟须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从永固江东来说，又必须获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虑和长远的需要，使孙氏兄弟遵循一条曲折道路前进。他们凭借淮泗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力量，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时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趋枯绝，江东土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权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并使他们得以进入高层位置，以至于最后授与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完成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
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曹丕、刘备已经称帝，而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都是赢家，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还徘徊犹豫达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孙权迟回不进，除了山越不宁、外敌威胁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样“畏名义而自抑”，而是等待孙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是说，影响孙吴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力量调整，是与江东诸大族关系的演变，是等待江东政权根基的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论，孙吴与江东大族关系经历过三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孙氏在分化和选择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东大族在等待孙权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适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土，自然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这是当然之理，但是孙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诛戮英豪？江东大族为什么迟迟不靠拢孙氏？孙氏江东霸业起始本在曹、刘之前，为什么称王称帝却落在最后？这些问题却在前述当然之理的掩盖之下，长期被忽略了。关于孙吴政权江东化，时贤有过议论，并非新鲜问题。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论证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而在探索孙吴政权江东化如此艰难的原因及其曲折复杂过程，为时贤的议论作一些补充而已。
▲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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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孙吴建国道路，归结到江东本土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题外之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晋与孙吴截然不同，不须经过江东本土化而能长期统治下来？我认为原因在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异。
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孙吴以偏霸而图抗衡上国，没有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晋室永嘉没胡，民族矛盾尖锐，琅邪王晋室统胤，有尊显的名分地位足以招徕。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另起炉灶，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臣服东晋。因此，只要抗胡仍为必需，东晋就无须汲汲于寻求江东本土化。这是第一。
汉末北士流移江东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经终止，而且南渡之士还陆续北归。不曾北归的宾旅寄寓之士，人数毕竟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素质也有低落的趋势。所以南士进入孙氏统治集团，人数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两晋之际北士渡江者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永嘉以来以迄淝水之战，北方胡族政权乍兴乍灭，北士南渡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族精英。他们与司马氏结合而形成的东晋统治集团，其从政能力与社会威望，远较孙吴时以宾旅寄寓之上为其补充的淮泗集团为高。所以东晋吴士可以参与建康政权，却无从取代北士在江东的地位。这是第二。
以上两点，第一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南北关系的性质不同，第二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流寓北上的素质和社会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孙吴必须完成江东化，才能比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马氏的东晋则必须标榜晋统，才能使吴士有所依傍，共同构成一个足以区别于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政权。而且，司马氏毕竟不同于孙氏，不是江东人。如果出现一种司马氏政权必须江东化才能自存的情况，司马氏自身也无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转折。
《南齐书·丘灵鞠传》载有丘灵鞠怨恨“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的著名言论，常为后人征引。丘灵鞠没有说到顾荣以前的东汉末年，已有诸伧渡江的事。那时，顾荣祖辈与渡江诸伧合流而获得广阔仕途，发展了家族势力，江东多土也从此开始。在这种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顾荣才得以其南士领袖地位，接引渡江诸伧。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伧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伧凭借晋统而擅位，南士只有自叹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还是如此。丘灵鞠发此愤懑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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