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小编按：80后记忆中的抗日神剧，非《地道战》莫属了。这电影看了不下10次，每次看都觉得过瘾，通过盘根错节的地道，与日寇周旋，让人大呼过瘾。想想，地道战既有魔幻的色彩，又来源于真实故事，烘托人民群众智慧，比手撕鬼子之类的桥段高明多了。
但电影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我们又是否曾考虑过，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凶残的、装备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那些革命志士是如何通过地道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呢？今天让我们一同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走进真实的地道战。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河北中部）。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好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
在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在华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1939年，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开始将重心放在巩固其控制区域上，冀中作为日军眼皮底下的敌对地区，首当其冲受到日军连续攻击。
尽管在抗战初期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中共造就了一个强盛的冀中根据地，并充分调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资源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面对日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持续保有根据地还是力所难能。
和日军争夺异常激烈的特殊态势，催生了冀中地区挖掘地道的动能。和日军交叉拉锯，互有进退，而从总的趋势看，由于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日军的蚕食进攻中，地区逐渐被蚕食，武装也处于游击运动的相对被动状态，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
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客观而言，地理环境对游击和躲避并不有利，地道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地道是不稳定环境的产物，如果对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则地道和地道斗争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自身如果处于安定环境中，挖掘地道则不免画蛇添足之嫌。
拉锯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环境，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对此，中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地道斗争必须依靠于群众的力量，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同时民众是否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过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
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众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中共与民众的关系，其对手方留下了不少记载，日本人承认，“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
▲隐蔽的地道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在条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为显示威力，日军在初期占领地区，烧杀特别严重，就华北总体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
冀中作为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被难地区，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又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五一大“扫荡”后，由于中共的坚持以及弥漫在民众中潜在的反抗和敌意，日军的统治相当困难，屠杀成为其强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屠杀固然可以吓阻于一时，却也激起民众更为强烈的敌意。
由于中国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尤其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韧性坚持，日军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被动防御上，其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这就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统治是有限的、战略性的，控制区域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线附近。相对而言，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区控制虽较为严密，但也必须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据点完成。
▲日军碉堡
1943年年中以后，华北乃至冀中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予以压缩。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个。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根据日方自己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
日军兵力大批被抽调，为趁势反击提供了机会，地道斗争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如中共自己注意到的，当日军实现对某一地区的稳固控制时，周边环境的恶化必然严重影响到地道斗争的开展，所以，地道的挖掘和在地面上的活动密不可分。
地上和地下是抵抗的一体两面，只有成功的地上抵抗环境的造成，才能为地道的挖掘和战斗提供可能；而地下斗争的开展，又大大丰富了地上抵抗的手段。这样的解释路径既回答了为什么在五一“扫荡”后地道斗争趋于沉寂，也可以帮助理解1944年后出现的地道大发展局面。
▲地道战概念图
日军对民众的掠夺，既源于其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和中国的持久抵抗对日军形成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侵华，激发了中国民族的抵抗意识，而日军的烧杀奸淫更增添了民众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是在和周边民族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后看固然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但当时则同样存在着民族危机。
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更多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这些朴素的民族情怀尽管未必能够经得住生活的磨蚀，日本长期占领区不可避免会出现顺从日本人的现实，但当民族情怀和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现实和宣传鼓动结合，就足以成为日军控制中国的巨大负担，使日本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敌对的人群，消耗其统治资源。
不夸张地说，抗战结束前，冀中的地道已成为一座地下长城。不过客观看，1944年前，除局部地区、个别地道曾经发挥作战功能外，地道更多还是以其隐蔽功能而存在。
1944年后，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方方向变化，不再满足于挖掘地道用于隐蔽，地道的战斗功能被特别强调，战斗地道逐渐得到推广。地道要发挥战斗作用，必须和村落战、爆炸战等战斗方式结合。“事实证明，单纯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须以武装斗争、爆炸运动来掩护。只有广泛的游击战很好开展起来，地道运动才能广泛开展。”
▲《地道战》电影海报
地道斗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就中共本身言，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就对手方言，其被牵制的现实则是中共力量可以发挥的关键。在普遍的敌意和有领导的武装反抗下，日军有限的兵力，决定了其只能局限于控制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区，达到全面控制力所难能，这就给各种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间，地道斗争是其中富有效能的一种。
但是地道斗争毕竟有其被动挨打的一面，因此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显得至关重要，对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否则，就难免遭遇挫折。地道战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对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袭击，而又无法顺利转移，周边村庄也不具备协助打击敌军的实力，则也有可能遭遇困难，和中共所有的敌后抵抗措施都环环相扣一样，地道斗争必须放在抵抗系统中的一环予以使用。
纵横于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而又拥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创造的奇迹，也是怀有世界梦想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脚底下的噩梦。对日本人而言，过大的战争企图使他们很难脚踏实地，以有限的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日本人的捉襟见肘几乎不可避免。
冀中地底下的抵抗更本质的是一场关乎士气的较量，征服一个地道或许不难，但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难上加难，何况在这死的地道后面，鲜活着的还有最令征服者胆寒的抗争意识。
☉ 参考文献
[1] 黄道炫：《地下长城：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战》，《团结报》，2016年1月28日。
[2] 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 文章有删减，引用请参考以上原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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