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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宋朝公务员收入水平高，一人上班，就能养活全家三四十口外带小妾歌伎，还能乡下买块地？”
“兄台何处听来的谣言？”
“又不是外人，别瞒咱啦老铁！”
“呀呸，这厮言语乖谬，不知所云，必是朝廷正在寻拿的‘穿越党’，来人~~”
现代人都说宋朝官员收入高，福利好，宋朝的官员们，听闻此言，一多半要叫起撞天屈来。
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北宋立国的第四十一年，知制诰杨亿呈上一篇奏疏，各种排事实列数字，大声疾呼，诉说百官俸禄之低，不仅比唐代远远不如，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许多人都饿得没心情工作了！
杨亿就是杨大年，著名文学家，“西昆体”代表诗人，神童——七岁能文，十一岁应召御前赋诗，惊才绝艳。耿介有气节，为官清廉，实为国朝精英，一代名臣。写这篇奏疏的时候，杨大年正在中书省，官任翰林学士，干着一个叫“知制诰”的活，就是替皇帝起草诰命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这个位置，向来被称为“清要贵重”的所在，既清高，又显要，跟皇帝关系亲近，前途极为可观——要知道，宋代的宰执，倒有一半的人都当过翰林学士的。
杨大年居然打了辞职报告，不干了，要求外放，去个物价便宜的州县，当个不起眼的地方官。这是犯了什么毛病？
只见他在辞职信里写道：“我一家三十多口都跟着我来京城，老家没田没地，祖上没半点积蓄，老的老小的小，全靠我这二十五贯工资过活，吃不饱穿不暖，老的怨小的哭。毕竟是朝官，该撑的场面还要撑，要雇帮工，要买马料喂马，总不能三更天起来步行去上朝对吧……眼看微臣就要变成饿死鬼一只了，真饿死了也是给朝廷丢脸……”[1]
总之，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京官谁爱当谁当吧！
杨大年：我本来可以很开心地干到退休，是没钱害了我。
杨大年这一套批判、哭穷加摞挑子的组合拳打下来，皇上沉默，皇后垂泪。实际情况如何呢？
北宋前期，官员的收入水平确实处于历史低位。福利补贴什么的，没有。工资，仅有唐代标准的一半也就罢了，还往往拿不全，有时甚至连那一半都拿不到。
多达半数的官员，月俸拿不到十贯钱。按当时米价，设若一个二十口之家——那时都是大家庭几世同堂，加上佣仆，一家二十口人很正常的。每个月光是吃大米，就要费掉四贯多。也不能只吃米，油盐酱醋呢，买菜买水买柴呢？衣食住行，仅“食”一项，就足够大家变月光族了！
那时候，身为大宋官员，居然能穷到什么地步呢？
有被任命为一县长官，却没路费去赴任的。有好容易到了任上，却穷困到全家到地里挖野菜，喝生水的。还有穷到拿纸做衣服的。
真事儿！史载，宋太宗淳化元年，江东蒋元振“清苦厉节，亲属多贫，不能赡养，闻岭南物贱，因求其官，寄家于潭州，尽留俸禄供给。元振啜菽饮水，缝纸为衣。”[2]
这位蒋先生极有节操，无奈家境贫寒，家累又重，收入太低。怎么办呢，便自求去了物价便宜的岭南，即今两广海南一带。岭南那时还没怎么开发，号为蛮瘴之地，唐宋以来是流放罪臣的地方。唐时韩愈贬至岭南，看当地人吃蛇吃虾蟆，吓得半死。
蒋元振单身赴任，在广西白州当知府，工资全部留给在潭州的家人，自己吃豆子，喝凉水，拿纸做衣服，过得跟野人似的。那时北宋建国未久，战事未平，武将骄横，这样的文官好干部堪为全国典型。皇帝听闻后，赏赐了一笔钱粮下来，算是救了蒋元振于水火之中。
这么看，杨大年说微臣快要饿死了，真不夸张。而杨大年之穷，还格外吃亏在他的职位上。翰林学士这个官，样样都好，只一个缺点：穷。在当时，朝廷制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位置太光荣了，不能被铜臭气玷污了，所以呢，别的官员，都有工资之外的补贴，翰林学士独无。
咦？真是格外清奇的思路啊！[3]
杨大年跑掉之后，皇帝开始深思。深思的结果是，自宋真宗朝开始，朝廷陆续地给员工加起薪来。
然而加薪这件事，也是千秋一轮月，此恨古今同，跟所有企事业单位一样，都是地位越高，加得越多。各种补助、福利、赏赐，也都是按品级来的。到后来，一品宰相，正式月收入可高达千贯，加上花样百出的副收入，一年来个百万贯吓死你。
铁面无私包黑子，包拯大人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实管市长），正是戏文中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有人算过，包拯此时正经年收入约两万一千八百多贯 。后来又做到三司使，枢密副使，分别是国家财政部长，国防副部长，收入是只增不减。
有朋友讲：哦哟，我要有这个收入，只管清正廉明好啦，老百姓的钱一分都不要贪的。
客官，这世界上嫌钱多的人有几呢？越有钱，越缺钱呀！所以，包大人这样的清官，终归是极少的呀。
那么，下面最多数的低级官员，比如一位县令，他的月收入又是多少呢？
“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4]
多的八九贯，少的四五贯，还常常拿不全——宋朝官员的薪俸，能拿到手的都非全额，都要打折扣，或以实物相抵，七折八扣，不够最低标准地养活一个十口之家。
宋神宗的时候，久在基层考察的王安石对皇帝指出了这扎心的事实一一就这点子钱，你还指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贪污受贿？
所以呢？
所以，臣以为要高薪养廉啊陛下！
“吏禄足，则政事举，政事举，则所收放散之利亦不少。”[5]王安石很有想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国家没钱啊！
皇上摊手，户部怒目。大家都晓得的，国库空得很，这个钱，总不能从宫中娘娘们的吃穿用度上扣吧。怎么办？自然是节源不如开流，想法子盘活经济了。
王安石后来搞改革，重点就放在为国理财上面。利弊得失且不说，只说对于广大的公务员队伍，确实是做到了厚待。
带起了一波加薪高潮的王安石
首先，给没有俸禄的最底层吏胥们，规定了六千文到八千文的月俸，防止他们穷极饿疯搜刮民财。又提高了县令、录事参军等低级官员的俸禄，由每月钱十千、米麦两石提高到钱十五千、米麦四石。在保证官员合法收入的基础上，“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一面高薪，一面重法，双管齐下。[6]
庸碌无能老眼昏花之辈，也没一刀切，而是用只拿钱不干活的虚职给供了起来，算是为国养老了。“广置宫观，使食其俸给而不害事。”[7]
——钱拿好，您老找棵树凉快去吧！
这是继真宗朝之后，又一次加薪高潮。此后慢慢水涨船高，才有了后来所谓“宋朝俸禄高”的口碑。
那么，大家日子好过起来了吗？感受到朝廷春天一样的温暖了吗？
“呵呵。”
第一，老情况，金字塔效应。位于金字塔中下层的最大多数，实际俸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丰厚。这最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被顶端少数人的奢侈生活代表了，平均了。
第二，冗员严重，财政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官僚队伍，僧多肉少，于是呢，很多人就有官职而无差遣，处于长期闲散状态，只能拿基本工资，造成收入大减；
第三，交际应酬不能少，基本面子要保。你想，我们老百姓过年过节还要送个礼，给熊孩子发个红包，红白喜事随个份子呢。何况官场之上，不好混呐。
第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米价每石70至80文，六十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每石700文左右。又五十四年后，到了宋徽宗宣和四年，米价达到每石2贯500文到3贯[8]，工资赶不上物价，奈何。
第五，家族负累——一人当官，整个家族都能提高社会地位。中国是宗法社会，重视亲情，所以往往一人当官，“举族依其而居”，就不说乡下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二叔公四舅姥爷……一养就是几十上百口子。老者要其养，少者要其资助学费……
钱不够花很正常啊！
最后呢，说起来，这种穷，跟宋朝空前平等完善的科举制度居然也有关系。
比如唐朝的时候，能当官的，大多是出身门阀世家，地主土豪，家中广有良田牧场，经营着水利矿产，人家不靠朝廷那点死工资过活。现在呢，许多官员出身平民，家境贫寒，虽然通过科举改变了身份，但家族的底子终是薄的，家族既不能为助力，反要靠他衣食。
有的人呢，自幼勤攻诗书，长成不善理财，也没什么别的特长，不会什么别的营生，这时还要两袖清风，做个好官，那就难免喝点西北风了。
于是，在 “史上待遇最好”的宋朝官场上，仍有一些官员，以状况百出的穷，验证了这些普世规律：清者穷饿死，浊者富流油，为官不贪，愧对爹娘；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到了南宋，国力日衰，对国有单位员工还是优待的。薪照加，舞照跳，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不过因为物价飞涨——绍兴九年，粮食每石约3贯300余文，又高于北宋宣和年间的平均值。这么算下来，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并没比北宋高。
宋孝宗时代，有一个姓柳的小官，在任上一病而亡。家人无法度日，无奈中，只好由奶娘带着两个小公子在大街上讨饭。
亏得当地知府见了，发慈心把一家子给收容了，保全了点朝廷体面。
大诗人陆游一辈子没发达过。人到中年，谋了一个代理夔州通判的岗位，不久任期满了，该回家了。他给丞相虞久文写信哭号：
我都半百之年的人了，一辈子受穷，好容易谋这么个工作，工资低得仅能糊口。当时千里迢迢上任，路费都是借朋友的。现在任期满了，口袋里空空如也，回家回不得，住又住不得……
我儿子三十岁了，女儿二十岁了，因为沒钱操办，到现在还养在家没敢说亲呢！您瞧，我这号的要不是穷人，这天底下哪里还有什么穷人啊!大人，就当可怜可怜我，赐给我一个新差使吧！
“不赖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9]
陆诗人，陆大师，您这么说话，有些伤脸面吧？
我一穷人要什么脸！
陆游：眼神中透露着贫穷
一入官场岁月催，做官还得往上爬。金字塔顶端，也没那么好爬。为了改善生活，官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首选项自然还是利用职权，各种捞外快，刮地皮。
“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王安石叹气说，已经这么高的工资了，可还赶不上以前他们自个儿从老百姓身上捞的一半多。逮吧，逮不过来，咋办？
当然光明正大地挣外快选项也是有的，比如：
文笔好的，给人写墓志铭，赚稿费；
脑子活的，投机倒把做点生意，开铺子，买田庄，炒房地产，放高利贷等；
长得好，身体壮的，干脆寻摸个有钱寡妇娶回来——
没错，宋朝对妇人再嫁这事没意见。如果是有钱的寡妇，婚姻市场上简直太受欢迎了！财色双收（有财，无色亦可）谁不乐意呀？
就在寒酸的宋真宗年代，闹出了两位现任宰相争娶一位有钱寡妇的案子，让整个京城的上流社会好生欢乐了一番。
二位相爷，一个叫向敏中，一个叫张齐贤。有钱的小寡妇姓柴，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儿媳妇。
这一笔烂账，大概是这个过程：
柴氏丧夫之后，便与老公前妻生的儿子相看两厌，思量改嫁，明的暗的，搂了一大笔钱财，便去与那正好丧偶的张齐贤私定了终身。
前妻的儿子自然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传来柴氏一问，柴氏爆了一个大料，道是：宰相向敏中向自己求婚未遂，恼羞成怒，便捏造谎言，唆使薛家儿子来告后妈。
开封府一看，得，这事牵扯太广，不敢管。一球便踢到皇帝御座前了。皇帝一问，向敏中自是抵死不认。说我是才死了老婆，但根本不想再婚的呀，前妻尸骨未寒，男人也是重感情的呀！等等。
但是，官场上混，谁没几个仇人？这时，向敏中的一个仇人，就跳出来，扔了一个更大的反转——向敏中重个屁感情，他最近正在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小妹！
皇帝大怒，差点被你感动了，原来你骗我。来来，朕就陪你们几个没体统的东西玩一玩。皇帝一出手，向宰相、张宰相、薛家、柴氏，统统倒了霉。降职的降职，罚款的罚款，挨打的挨打。柴氏不仅没能成功嫁掉，还把藏的私房钱给交出来了。
对月流泪的柴氏：“手上没钱了，对象又不好找了……哎，现在的男人，都这么物质，这么拜金！”
注：
[1]：杨亿《武夷新集》“再乞解职表”
[2]：长编卷三十一 淳化元年十月乙丑条
[3]：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沈括《梦溪笔谈》））
[4]：《临川集》卷三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长编·卷二百三十三》）
[6]：《长编·卷二百四十八》
[7]：《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8]：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
[9]：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虞丞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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