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斩获四项大奖后，好像什么都变了，可有些东西依然顽固得可怕。
比如说，几乎每一年的媒体报道中，总有一篇在控诉，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又没有女性。 奥斯卡办了92届，只有5年例外。也就是说，足足87次，最佳导演全是男性的角斗场。唯有在遥远的2009年，凯瑟琳·毕格罗凭《拆弹部队》，真正捧回了小金人。
《拆弹部队》，导演毕格罗 今年的奥斯卡，《小妇人》也许曾有希望。
它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六项重要提名，但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却没被纳入最佳导演的竞争中。
许多观众也对此感到不满，不少声音认为格蕾塔今年的表现完全可以取替掉《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诚然，导演奖不同于其他关于影片本身的奖项。它更多的是对电影创作者、统筹者、掌控全局者的全面性肯定。
可悲的是，这本来就是个死循环。在好莱坞，有机会拿到执导筒的女性远远少于男性，更不用说，又有多少女导演能筹得足够的资金，拍一部足够进入学院视野的电影。
《小妇人》片场中的格蕾塔 而微妙的是，电影《小妇人》正是女性创作者剖析女性创作者的故事——一个女性作者手中的笔，如何被时代观念所左右的故事。
导演格蕾塔在描画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路易莎在描画爱写作的乔，而在彼此身上，她们又都倾注了自己。 女作家，光是这个概念就包含着动荡。
女，作家。在一些时代里，这是带着矛盾感的构词法。前者是被要求缄默的性别，而后者所握住的笔杆子，又代表了发声、创作的权利。 去拆解这个概念，对女性创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吧。而这种诱惑中，又潜藏着多少反抗与自我身份认同呢？
1.作者还是书中人 原著《小妇人》，可以算是儿童名著。在许多人的中学时代，《小妇人》是“读一本英文小说，再写读后感”这项作业的首选，这足以证明它的入门性质。 所以这么家喻户晓的故事，能翻出什么新意呢？ 格蕾塔把故事的结构，全改了。 原著故事中，乔一家姐妹四人，与母亲一起努力维持着清贫而温馨的生活。这种苦行僧、合家欢式的故事，在这个爆米花电影盛行的年头，实在不稀奇了。
甚至，路易莎本人都不愿意写这样的故事。
她的性格就像乔，拥有过于充沛的精力，不愿受拘束，常常挽起裙子在树林里疯跑。这么一个带着教化意味，歌颂家庭价值观的故事，她并不喜欢。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可她欠了一屁股债，加上出版商直接去找她的父亲，声称如果路易莎愿意写一个关于女孩的故事，便也会帮父亲出版他的书。在经济和家人的双重压力之下，她把自己关在果园屋，开始创作这个故事。 路易莎与姐妹之外的同龄女性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她对结交闺蜜没什么兴趣，更别说写一个足够“女孩”的故事了。
但对于自己的姐妹，她确实怀有亲昵的感情和美好的回忆。于是，她将自己代入乔，又分别把自己的三位姐妹，写进了故事中。 那么电影呢？不像前作《伯德小姐》，格蕾塔没有安分地把乔成长、结婚的故事平铺直叙地顺序展开。她利用了半自传小说的暧昧性，让乔代替路易莎本人，成为了《小妇人》的作者。
乔奔跑的镜头既像路易莎，也令人想起格蕾塔主演的《弗兰西丝·哈》 一开头，长大成人的乔正在写这部《小妇人》，不同从年少时的圣诞节开始的原著。《小妇人》里的故事，既是回忆，又是创作。它们与电影中的“现实”相溶、交叠，又与真实的“现实”，即路易莎的创作相呼应。 原著的结尾，独立叛逆的乔最终还是嫁做人妇。这个“圆满”的结局，放在今天来看有着说不出的丧气。 格蕾塔抓住了这种无力感。电影里，乔的出版商告诫她，女主角的结局，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结婚，只能二选一。乔不服气：她不和任何人在一起，不行吗？ “那不会有人看的。”出版商很坚决。于是，乔安排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示爱，让出版商享受得要当场化成一滩水，而她却始终保持着假笑般的表情。
格蕾塔的乔，当然不会和任何人在一起，她只不过在自己写的小说中，为读者结了一次婚。 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路易莎头上。《小妇人》是分上下两部完成的，写完第一部后，便有不少年轻姑娘强烈要求乔和劳里结婚。
这种声浪，让路易莎气哼哼地在日记里写道：“好像结婚就是女人唯一的目的和结局似的……我才不会让他俩结婚去取悦任何人！”
于是，她恶作剧般地让乔嫁给和劳里截然不同的教授弗里卓克·贝尔。正如影片中乔戏谑地让他们在雨中拥吻，以符合出版商的肉麻想象。 话说回来，路易莎真正想写的是什么呢？她爱写悬疑小说，爱写自由奔放的女子。
为了发表这些文章，她专门起了个男性化的笔名，A.M.巴纳德。如果让当时的读者们知道这些作风大胆的奇情故事是个姑娘写的，他们大概会昏过去。
因为在那代人的眼里，姑娘倘若拿起了笔，那落笔的只能是些姑娘找到好归宿的故事。 2.她们握住笔，从来不容易 她们握住笔，从来都不容易。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1612年生人，诗人。她在诗里写道：“我深受那些饶舌利齿所苦，说我的手更适合握住针，说我配不上诗人的笔，这是对女性智慧的轻视。”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 但即使如此，当妹夫拿着她的诗去伦敦出版，收获热烈反应之后，她坚称事先不知道有出版这回事。 其实，她大概是知道的。只是在当时，人们不接受女人有志成为作家。她握住了笔，但只能背过手去。 乔治·艾略特，1819年生人，小说家。她其实不叫乔治·艾略特，她叫玛丽·安·埃文斯。她担心如果署上女性化的名字，会被笃定只能写小情小爱，而她还想写宗教，写政治，写社会。 伊迪丝·华顿，1862年生人，普利策文学奖第一个女性获得者，凭借那部后来由马丁·斯科塞斯改编为同名电影的《纯真年代》。
早在15岁时，她就翻译了海因里希·卡尔·布鲁格施的诗并发表，但家人不希望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章上，怕显得抛头露面，坏了名声，便借用了熟人的名字。 后来很长时间里，她发表文章，都是化名或匿名。 时间回到今天。J.K.罗琳，1965年生，福布斯第一个亿万美元作家。 当年她要出版《哈利·波特》时，出版社认为，她的本名乔安娜·罗琳会赶跑大部分小男孩读者，于是便有了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很长时间以来，女作家都是“地下工作者”。无法以女性身份上场，个个木兰从军，以躲避成见甚至攻击。 她们中，或许乔治·桑来得最干脆，不仅以男性笔名闻名于世，更穿着男装出入社交场合。她不再逃避了，而是堂而皇之地表明，自己的能力足以进入这个男性世界。 长久以来，以女性身份写作都是一件遮遮掩掩的事。如果拿起笔已经这么难，更别提随心所欲地挥毫泼墨会是何等奢侈。
《小妇人》中乔所面对的问题，完全符合当时的现状。他们“恩赐”她的这根笔，只能用来维持既定的秩序。 如果不能用笔来反抗这种秩序，便只能用行动。如果用笔创造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不成体统，那么成为贤妻良母也非她们所愿。 其实，正是他们让成为“女作家”还是“母亲妻子”成了一道不能两全的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她们。 当时的女作家们，不少抱定独身，成婚的也未必幸福。电影《小妇人》的结尾就暗示，真正的，而非小说里的乔，不会跟任何人结婚，就像作者路易莎一样。 尽管，当劳里迎娶妹妹，乔心碎欲绝；尽管，她在阁楼里向母亲痛哭，孤独折磨着她。
但她不能退后。从来没有人“坦然”接受无法幸福，但如果拥抱幸福，就要冒着放下笔，放下自己的风险。这个代价，她们承受不起。 不过是两害取其轻。 3.
荒谬的单选题
但也因为不甘心地接受痛苦，她们一瞬间的悔意，才成了沉重的质问：为何这个世界，逼得这两者是冲突的？这太荒谬了。 描写她们的电影，和《小妇人》一样，从来就不会放过这样的瞬间。 简·奥斯汀生平资料极少，但仅凭她和汤姆·勒弗罗伊语焉不详的互相倾慕，便有了《成为简·奥斯汀》，这部半虚构作品。其中的简，在与汤姆私奔的最后关头放弃了。
她总能在作品中计算好谁继承了什么，那些爱情不会难以为继，正因为无需经受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她和汤姆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她只怕最后，爱没有了，笔也成了原罪。 现实中，简·奥斯汀真答应过一位富有先生的求婚，尽管只有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便反悔了。她没法为爱情结婚，就更不能为财富结婚了。她是谁啊，是看到生了11个孩子的嫂嫂，就忍不住哀叹“可怜的动物”的人。 写出《弗兰肯斯坦》的玛丽·雪莱结婚了，但病痛、债务、抑郁伴随着她。她并非无可指摘，但多情的甩手掌柜珀西无疑加剧了她的痛苦。
艾丽·范宁的《玛丽·雪莱》提供了这样一种解读：玛丽笔下，弗兰肯斯坦正是珀西·雪莱的化身，而玛丽，就是被珀西制造出的怪物。
影片里，玛丽把《弗兰肯斯坦》的手稿交给珀西，珀西读完兴奋不已，却只提了一点要求：为什么创造出来的，不能是个天使呢？ 他们永远不肯放弃创造无暇天使的幻想。 波伏娃应该够潇洒了。她终生没有结婚，始终和萨特保持开放式关系。情人可以许多，性别可以不限，但soulmate只有萨特一个，彼此嵌入对方灵魂中。 她也够通透了，她认出了女性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轻视藏在不易察觉的细节中，藏在对月经的厌恶，对脂粉的追求，对神话中女性的圣洁化中。 但在《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中，她明明清楚女人，清楚自己，是“被后天塑造”的，但仍然摆脱不了对萨特女伴的嫉妒。
甚至于，在情人奥尔格伦要求同她结婚时，她动摇了：“我渴求他的欲望，即使那是个陷阱。我一生只冲动这么一次，在我的年纪，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说出这话的，可不是别人啊，是刚刚写出《第二性》的波伏娃，是抨击了男权秩序的波伏娃，是心知肚明那点甜美，要付出更多代价的波伏娃。
她不愚昧，也不软弱，她只是太孤独了。 当然，最后波伏娃仍是同萨特一起，写了一辈子。但据说，临死时，她的手上还戴着奥尔格伦送的戒指。 为什么在写作与美满爱情中，只能选择一个？为什么在职业与妻母中，只能选择一个？什么时候，她们才能不必畏惧婚姻消磨了自己？ 结尾.
当然，这个世界已经好了太多，虽然可能只是过去太糟糕。 奥斯汀、路易莎们，还在写女子终将得到美满归宿的故事。波伏娃，已经在深入审视，现有的婚姻秩序，是如何拖累了两性。 还有法拉奇，揣着写小说的心，不情不愿当了记者，说卡扎菲的政治宣言太没有分量，“可以放到我的粉扑里”；诱使基辛格夸夸其谈，让他后悔接受了这档采访。
奥莉娅娜·法拉奇
她写出的小说，《好莱坞的七宗罪》、《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人》，议题远超出婚姻与爱情，更多关于社会、政治、生命。
女性的思想同样复杂多样。女性作者，可以写女性，也可以写世界。
同一个王安忆，写《小鲍庄》时先锋、冷冽，写《长恨歌》时，在社会光景之外，也缠缠绵绵、鸳鸯蝴蝶。 但在女权主义被严重污名化的今天，我们也没有把握究竟还要多久，从业者和获奖者才能男女平分秋色；还要多久，媒体才不必再报道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又双叒叕”没有女性，“乔们”不必在笔和婚约中择其一。 不过，今年的奥斯卡倒是有另一桩轶事。
恋人格蕾塔和诺亚·鲍姆巴赫的导演作品，都入围了最佳电影，一个是抱定独身的《小妇人》，另一个是撕扯着离婚的《婚姻故事》。
诺亚·鲍姆巴赫和格蕾塔·葛韦格
明明是和和美美的一对情侣，不管男性创作者还是女性创作者，却都在讨论脱离爱情关系后的自我成长。 不知为何，很喜欢这种设定。 何必又要被任何身份束缚了笔呢？ 去写吧，去创造吧，无论男女，无论年龄，无论性向，谁都不该放弃表达的权利。握住笔，便早晚会有回响，有共振，有余音。
绝 美 友 情。
内容编辑：林蓝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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