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友
《孙子兵法》是兵学经典，被称作“百代言兵之祖”。《孙子兵法》言兵，不仅讲究用兵，探讨战争艺术，也谈到了如何治兵，形成了《孙子兵法》的治兵之道，而且孙子本人有着丰富的、成功的治兵实践，这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孙子兵法》开始，一直到《曾胡治兵语录》，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的治兵之道不断充实、丰富、完善，蔚为大观，是一笔很值得我们今天珍视、借鉴的兵学遗产。
一、爱兵如子弟，官兵同甘苦
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也是体现军队战斗力的第一要素。如何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让士兵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历来是兵家考虑的首要问题。
孙子最早提出，治兵之道，首先是要做到上下同心共生死，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孙子说：“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①这是说，将官看待士兵如同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兵便可以与将领共赴生死。治兵以爱兵为先，爱兵如爱子弟，这是千古不灭的真言。晚清名将胡林翼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对此，蔡锷评论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②这是因为：把将官比作父兄，把士兵比作子弟，父兄惟恐子弟愚蒙无知，必谆谆教诲；忧虑子弟饥寒苦痛，必呵护有加；若子弟放荡无行，必严加惩戒；若子弟不克发达，必悉心培养。士兵知道将官“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③士兵与将官之间，有了真情、真爱，才会做到“至诚无伪”；将官不为己谋，全为士兵谋，才会做到“至公无私”。
爱兵如子，官兵一心，官不怕死，兵肯用命，这是用兵打仗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凡为将帅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十分感人的爱兵事迹。兵家的另一著名人物，几乎与孙子齐名的吴起，就是爱兵的典型。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他担任将领的时候，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行军不骑马，自己背粮食，一点不搞特殊化。有一位士兵生了脓疮，吴起竟为他用口吸出了脓血。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哭了，有人问她：“你的儿子不过是一无名小卒，吴将军亲自为他口吸疮脓，你还哭什么呢？”这位母亲说：“我不哭这个呀。过去，吴将军曾为孩子的父亲吸疮脓，孩子的父亲打起仗来勇猛无比，绝不后退，结果死于战场。如今，吴将军又为我的儿子吸疮脓，我不知我的儿子又要战死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才哭啊。”吴起爱兵如此，赢得了士兵的心，士兵不惜战死沙场来报答吴起。这是吴起治兵的成功之处。
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在爱兵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训练出来的“岳家军”，英勇善战，常常以少胜多，几百人打败金兵几千人。金兵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治兵，一方面强调“严”，一方面更强调“恩”。他的部下生病了，岳飞会前往探视，亲手为其熬汤煎药。他的部下远征出发了，岳飞会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关照他们的妻子。他的部下战死了，岳飞会参加葬礼，凭吊死者，慰问生者。所以，在“岳家军”，从士兵到将领，都对岳飞感恩戴德，愿以死相报。“岳家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与岳飞的爱兵有很大关系。
爱兵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优秀传统。我军创立后，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并赋予新的内容，予以发扬光大。历史上的爱兵，着重一个情字，以情动人，强调爱兵如子，把士兵看作是子弟，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所以，我军的爱兵，不是把士兵看作是子弟，而是看作是兄弟，官兵不是父兄子弟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强调官兵一致，官兵平等，官兵之间始终是心心相连，生死与共，同心同德，紧密团结。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继续保持这一光荣传统。
二、从严治兵，依法治军
两军作战，胜者往往是战斗力强的一方。而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要求单个士兵顽强、勇敢，不怕死，而且，还须进一步要求全体士兵听从指挥，步伐一致，协同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严治兵，法令必行。
孙子充分认识到从严治兵的重要性，着重强调一个“严”字，把“严”作为将领的一项基本素质，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又说：“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对于士兵“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②这是说，对待士兵就像骄子一样，溺爱放纵，不加约束，故不可用，用则乱，乱则招致失败。从严治兵，最重要的是要号令统一，令出必行，如胡林翼所说：“兵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③。只有号令统一，听从指挥，队伍整齐，步伐一致，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取得战争胜利；否则，军队一盘散沙，虽有百万之众，战则必败。
军令如山。军令必须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贯彻执行。无论是谁，违抗军令，必遭严惩。《尉缭子?武议》篇曾记载了一则吴起军中执法必严的事例。吴起指挥军队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战，有一士兵逞强斗胜，只身闯阵，杀死两名敌人。吴起不但没有嘉奖这名士兵，反而下令处斩。军吏进谏说：“这是一名优秀士兵，不可斩。”吴起说：“不错，是优秀士兵，但是，他不听从命令，必须处斩。”在战场上，全军的统一号令，比单个士兵的勇敢更重要。为了严肃军纪，必须严惩违抗军令者。
孙子在从严治兵上，有认识，有实践。孙子刚刚到吴国的时候，吴王阖庐读了他的十三篇兵法后，还想看看他的治军能力，于是选出了180名宫中美女让他训练，吴王亲自在台上观看。孙子接受了这一挑战。他把180名宫女分成两队，让吴王的两名宠姬分别担任队长，然后申明军纪。训练开始后，孙子下令向右，宫女们嘻嘻哈哈；孙子再下令向左，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以为是游戏，不听号令。孙子果断下令斩了两名队长，接着起用排序第二的两名宫女做队长，再次指挥操练。这时，两队宫女听着孙子的号令，左右前后，跪下起立，都中规中矩，不敢出声。孙子见此，报告吴王说：“兵已训练整齐，请大王下来看看。大王欲用兵，让她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一则孙子治兵的生动事例，千古传颂，说明孙子有着非凡的治兵才能。
从严治兵，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前提。接下来的问题是，依据什么来治兵？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一致认为，必须依法治兵。这里所说的“法”，指军法。孙子认为，治兵既要“修道”，做到上下同心共生死，又要讲“保法”，时时检查“法令孰行”的问题，保证军中法令畅通无阻。吴起进一步提出了“治”的概念，认为依法治军才是“治”。《吴子?治兵》篇记载了一则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魏武侯问：“兵怎样才算胜？”吴起回答：“以治为胜。”魏武侯又问:“不在兵之多少吗？”吴起回答说：“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令退而不止，令进而不行，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这是吴起从用兵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司马法》的作者总结了军中立制、立法的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军法”的概念，认为军法必须严明，将领依法治军，士兵必须服从，否则就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有了军法，除了执法必严之外，还要做到执法公正，赏罚有信。无私才能公正。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秉公执法的时候，赏罚必行、必明、必信，赏不偏私于一人，罚不避权贵。只有这样，才会让士兵心悦诚服，树立起军法的无上权威。齐国名将司马穰苴精通军制、军法，他做齐国将军时，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做监军。庄贾一向恃宠骄贵，司马穰苴第一次与他约定：中午一起到军中，他却不急不忙，与亲戚朋友喝酒，以致误事而迟到。司马穰苴先到达军中，申明军法约束后，见庄贾迟到，即依军法处斩了庄贾，结果“三军之士皆振栗”，谁也不敢再违抗军法、军令①。
从严治兵，依法治军，是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共识，是为将统兵的基本要求。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从严治兵，依法治军，才会造就一支优秀的军队。这是由军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军队是武装集团，行军打仗必须保证高度集中统一。只有从严要求，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才能确保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我军历来有着从严治兵、依法治军的优良传统。每一位战士都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军上下统一意志，统一号令，统一步伐，这是我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根本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