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徐占俊是在被盐城人称之为“东海”的黄尖镇花川港出生的。一个城里富商家的阔少，一个东海边地主家的千金，两人怎么走到一起的，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不解之谜。直到我五十多岁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让我如愿以偿地解了密。
我的父亲母亲，在芸芸众生的社会里，不论怎样说，还只能算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高学历高文化，没有惊人的业绩和不寻常的故事，尽管这样，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总是有很多与人不一般的地方。
我常风趣地说，如果将我父母亲比作“医生”，那么，我的父亲是非常标准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而我母亲呢，无疑就是一位典型的“内科医生了”。他们两人都能忠实地执行各自的“职业操守”，从不越雷池一步。每天清晨，总是我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行色匆匆地去菜场买菜买早点。鸡鱼肉蛋，青菜萝卜，大饼油条，油盐酱醋，都一一采购，满载而归。回到家后，父亲随即将东西往厨房里一放便完成使命了，其他事情，一概不管。早饭后，“内科医生”开始“上班”。她一声不吭，兢兢业业地洗菜剥葱，杀鱼切肉，淘米做饭……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始终如一。现在回忆起来也真有意思，我父亲一生中几乎没有烧过一次饭，洗过一次衣服。而我母亲一生中几乎没去一次菜场，买过一样东西。这在社会上或许是不多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下来，“内科”“外科”虽然分工明确，但配合得十分默契，可以说，从我记事起，我从未见过父母亲拌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这一点，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既欣慰又骄傲。
我父母亲虽然平凡普通，但对人尤其热心坦诚。别人家的大事小事，只要找到我父亲，他只要能办到，总是满口答应，从不拒绝。而且不论理由，不求回报。事情一旦应允，他总是笑嘻嘻地去东奔西簸，乐此不疲。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但从他的笑脸上，我似乎明白了他乐于助人的那种心理满足。
母亲更有意思了，来的都是客，笑脸相迎送。我有同学朋友来玩，聊聊天，迟了，我随口一说就在我们家吃饭吧。母亲听了，二话不说，回头就去厨房烧菜做饭，不一会儿，几样小菜端上桌来，我与同学朋友把盏小酌，海阔天空，而母亲却早已不声不响地回她自己的房间了，数年如一日，从无一句怨言。今天想起来，我心中真是有说不尽感激和愧疚。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她儿时曾裹过脚，后来走路总有些吃力，她一生很少出门。然而，她却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原来，所有到我家来玩的人，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同时又喜欢与人家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地拉家常聊天。久而久之，盐城街上，张家长李家短，社会上的趣闻轶事，她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有时候，连我这个做记者的儿子都感到惊讶和佩服。
我是独生子，儿时的幸福那就不用说了。睡觉前，我床头有个红色的小瓷鼓，里面全是我最喜欢吃的糖果糕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知道，饿了就吃，冷了就穿。父母亲对我真是溺爱有加。我十岁那年，家里给我做了一件藏青的夹克衫，我穿起来，特别神气，心里也特别开心。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到映红照相馆，特地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特别特别喜欢那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就贴到了我初中的学生证上了。
就这样，我在鲜花和阳光，欢声与笑语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然而，1966年的那场暴风雨打破了眼前的一切。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在单位受了不少批判，吃了不少苦，成天心事重重，惶惶不可终日。我呢，本来学习成绩也不错，在班上还担任了学习班委，正雄心勃勃地准备考高中，将来考大学时，一切都被颠倒了。我被同学写了大字报，说是“林家铺子”的后代，资产阶级出身，黑七类的子孙……我悲伤，我愤怒，但我又无奈，只能回家对着父母亲发发牢骚。有几次，我甚至幼稚地问父母亲，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去经商做生意呢？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的红色家长那样去参加革命呢？实在不行，哪怕就做个工人也好啊，今天，我不也就能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吗，也能像他们一样斗志昂扬地上街游行、造反、革命了吗？每每我大发雷霆时，父母亲总是低头不语，默不作声，偶尔深深地叹一口气，相对苦笑一下。
记得有一天傍晚，父亲回家后，一反常态，情绪明显地比以前好得多。晚饭时，他特意让母亲做了两个菜，出人意料地还倒了一杯酒，慢慢地自酙自饮了起来。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奇怪，父亲几乎是不饮酒的人，况且又不是什么过年过节或什么特殊的日子，哪来的这个雅兴啊？但这段时间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大家心中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压抑苦闷，也就没有花心思去多想原因，随他去了。
过了几天，我遇到了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我们聊了些学校和社会上的事，无意间，这位同学谈到了我的父亲，他说，前天在大街上，看到你父亲被戴了个高帽子，被几个人押着在大街上游街的……我一下子懵了，这位同学后来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回家的路上，我才恍然大悟，父亲那天为什么一反常态？原来他是要做出一个很平常的样子，不让我们有丝毫的觉察他白天的灾难，他把一腔苦水独自一人吞进自己的肚里了……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但那天晚上，父亲独自饮酒的状态，他脸上那复杂的表情，他眼中隐隐约约地噙着的泪花，至今仍像刀刻的一样留在我的脑海里。
1968年秋天，我随着知青大军来到南洋公社插队劳动，在乡下的时候，我隔三岔五地回去看看他们。我们虽然还能有说有笑，但儿时的那种纯真的欢乐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父母亲也一天一天地变老了。记得是1973年秋吧，随着福建的一名知青家长的一封信辗转到北京后，老人家作出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指示，随后，全国的知青才看到了一线曙光。
我是独子，理应在“容当统筹解决”的范围内。但城里传来信息，知青中独子很多，先要解决其中最困难的。怎么办呢？一位好友出了个主意，说能否以你母亲身体不好为由，或许能先照顾解决回城呢！
母亲一听，自告奋勇地说，就由她来“生病”吧，她可以“长期卧床”的，没问题，只要儿子能回城。那天，镇里一些领导到我家来考察时，母亲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那个现场，至今想起来，我都止不住要流泪。当时，母亲身子板其实硬朗得很，可是，为了我的回城……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年那月那些事，真是不堪回首，痛苦难言。
回城以后，我进了一家集体性质的小厂，工作虽不咋地，但总算稳定了，这时，我们家中渐渐地又恢复了当年的欢声与笑语。再接下来，就是我谈恋爱，结婚，生子。父母亲晚年的生活还算是安逸的，快乐的。1979年，我的儿子即他们的孙子出生了，父母亲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母亲（这时应该是奶奶了）忙里忙外地张罗着婴儿的衣物，父亲（应该是爷爷）又开心地倒上了一杯酒……当然，此酒非彼酒了，哈哈哈！
十多年前，我去台湾，到了堂叔家，聊天时，我好奇地问，我父亲与母亲素昧平生，怎么会喜结良缘的呢？堂叔笑笑说，那是日本鬼子打到盐城时，凌氏家族逃难躲到偏远的花川港，大哥才有幸结识了大嫂，也才有了后来的“外科内科医生”的最佳拍档。烽烟四起的年代，颠沛流离的日子里的婚礼，喜庆中总让人感到一丝丝的说不上来的滋味。
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八十三岁，那天，父亲久久地望着陪伴了他一生的我的母亲毫无表情的脸庞，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们只能看到他眼睛里隐隐滚动的泪花。
母亲去世后，我们将父亲接到身边住，我们尽量满足他，让他开心。又过了三年，父亲身体也不行了，那几天，病情急剧加重，当时，我儿子在南艺读本科，正紧张地准备期末考试和毕业论文。我十分犹豫纠结，考虑再三，我还是对父亲说，让孙子赶回来吧。父亲身体很虚弱，讲话很吃力，知道这情况后，不住地摇摇，说什么也不同意……几天以后，他老人家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多少年过去了，那天下午，父亲斜躺在床上的那微弱的，有气无力而无声地摇头，真的摇得我的心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难以自抑。摇得我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那是如山似海的大爱，那是无法报答的恩情。那摇头，最终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的定格。
父母亲离我们而去已有多年了，父母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也无法报答，谨以此文，聊表寸心。我只有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以告慰我父母亲的在天之灵……
【作者简介】凌震三，男，1951年出生，江苏盐城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盐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为盐城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书法作品入选全国八届中青展，全国首届手卷展。获首届江苏省美术节书法铜奖。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表彰为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全国先进个人。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羊城晚报》《书法报》《书法导报》等发表文章若干。出版：文艺随笔《永远的魅力》（15万字，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集《此生最爱是梅花》（20万字，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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