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魏巍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
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嘴角右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朋友的家里。在她的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
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亲近呢?我们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哟哟，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罗!”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 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
“你要去干什么?”
“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么?”
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啊！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转到县立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了。
再塑生命
海伦·凯勒
安妮·莎莉文老师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那是 1887 年 3 月 3 日，当时我才六岁零九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
下午的阳光穿过阳台的金银花，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心儿怦怦直跳，惟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可是，一个陌生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带我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萝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利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画。当我最后能正确的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
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模仿莎利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pin）、“杯子”（cup）、以及“坐”（sit）、“站”（stand）、“行”（walk）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
有一天，莎莉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
这天上午，我和莎莉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dol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破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莎利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皮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利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
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譬如“父亲”（father）、“母亲”（mother）、“妹妹”（sister）、“老师”（teacher）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企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
繁花似锦的夏季来临，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纳西河的岸边，望着田野、山坡，人们正在田间地头翻土播种。我们在河边温软的草下，开始了人生新的课程。在这里，我明白了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也懂得了松鼠、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
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从那粗壮的树木，那细嫩的草叶，还有我妹妹的那双小手领略美的享受，然后才教我画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同花同鸟结成愉快的伙伴。但是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发现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慈爱可亲。
那是一个明朗的清晨，我和老师散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天气变得闷热起来，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在路旁的树下小憩。最后一次歇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树枝茂盛又好攀登，莎莉文老师用手一托，我就上了树，找个枝杈坐了下来。树上真是凉快舒畅，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这儿吃午餐。我乐坏了，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
忽然间风云突变，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泥土里散发出一股怪味。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常有的预兆。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种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紧紧地抱着树干，一阵阵发抖，心中祈盼着莎莉文小姐快快回来。
一阵沉寂之后，树叶哗啦啦齐，强风似乎要将大树连根拔起。我吓得抱住树枝，惟恐被风吹走。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向我打来。虽然我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却又不敢动弹。我觉得大地在一阵一阵地震动，像有什么沉重的东了地上，这震动由下而上地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我惊恐到了极点，正要放声大叫时，莎莉文小姐赶到了，她抓着了我的手，扶我下来。我紧紧抱着她，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发狂。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利爪哩！
经过这次惊险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甚至一想到爬树就浑身发抖。直到有一天，抵挡不住那繁花满枝、香味扑鼻的含羞树的诱惑后，才克服了这种恐惧心理。
那是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独自坐在凉亭里看书，一股淡淡的香气迎面扑来，仿佛“春之神”穿亭而过。我分得出来那是含羞树的花香。我决定去看看，于是摸索到花园的尽头，含羞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含羞树的花朵在阳光下飞舞，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青草上。那些美丽的花儿，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纷纷掉落。我穿过落英缤纷的花瓣，走近大树，站在那里愣了片刻，然后，我把脚伸到枝桠的空处，两手抓住枝干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又被树皮擦破了，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别人造的小椅子，日久天长，已成了树的一部分。我在上面呆，好像空中凌云的仙女一样。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月宫仙桂上尽兴玩耍，冥思遐想，遨游在美妙的梦境中。
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急于想加以运用。
通常，有听力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语言。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与学习，并且摹仿着说出口。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慢慢 才能学会。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由期期艾艾地发音，进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像。
起初，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我很少发问。由于我知识有限，概念模糊，字词掌握得很少。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加，词汇也多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常常对一件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探个究竟，想了解得更多些。有时从一个学习的新词，常常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问起“爱”这个字的意思。当时认识的字还不很多，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莎莉文老师。她很高兴地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愿意让别人吻我。那时候，莎莉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上拼写出了“我爱海伦”几个字。
“爱是什么？”我问。
莎莉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用手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心脏但是对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
我闻了闻她手里的紫罗兰，一半儿用文字，一半儿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吗？”
我又想了想。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
“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是太阳么？”
当时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它的热力使万物茁壮生长。但莎莉文小姐却连连摇头，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
一两天过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结果老是弄错，莎莉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串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串好。莎莉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字原来指的是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
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寻求“爱”的解释。那天，乌云密布，间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又问老师：“爱是不是太阳？”
“爱有点儿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老师回答说。她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是困惑的，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知道，在经过一天酷热日晒之后，要是花和大地能得到雨水会是多么高兴呀！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到她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
刹那间，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
我的老师
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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