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过去了，我的文章依旧写市井琐事，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除了“放噱头、讲故事、寻开心”，还镶嵌了更多的人情世故。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上！
《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忧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戆，也没有学到今天不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 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出版第一辑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鞍山六村，迁入高尚地段，但我忘不了大杨浦，所以在离鞍山六村一箭之遥的江浦路上，开了一家器宇轩昂的六艺茶馆。为什么开茶馆，而不是咖啡馆？咖啡馆是上只角的，是淮海路的，不属于我。茶馆才属于中国，属于大杨浦，属于平头百姓。开茶馆不赚钱，但我从未想过关门，因为茶馆老百姓进得来，隔壁邻居进得来，这个地段也方便，有绰号、有缺点、有不良嗜好的朋友来往，我可以在此喝茶、采风，感受世俗的率真。
对面蒋家浜里的混混，偶尔也衣帽端正地到我茶馆，因为女经理很漂亮，他们对着女经理虚张声势地感慨道：“捺老板流氓做得大额。”“啥意思？”“阿拉‘头上生疮、脚底淌脓’，做人算得上坏到底了”，说着张开五指:“侬看：吃、喝、嫖、赌，即便再+上——偷，也不过五毒俱全，捺老板号称‘六艺’。”经理指着他们笑着说：“呶呶，没有文化了伐？”蒋家浜的马上截断：“哎、哎、哎，阿拉懂格，网上查过了，孔夫子的六个才艺，就是六只混饭吃的生活（沪语：本事）呀。”
自从有了互联网，知识唾手可得，连流氓也很文化，知识不再奇货可居，学富五车成为多余，大学生武功废掉，真可怕。这样的朋友才有真性情，不藏不掖，襟怀坦荡，在那里，我可以推杯换盏、杯盘狼藉地喝酒聊天：“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诗酒文章才有性情，才有趣味，才有“同臭同趣味”的读者，这样的读者越多，我越兴奋，吃瓜群众夸道：“阿Q真能干”，阿Q干得更起劲。
每个人心中，往往落满昔日尘埃，日常琐事，文学描写苦难，对象往往瞄准民间、市井，而不是庙堂。社会是金字塔，底部永远是最大的，这样的读者也是最多的，知音也最多，我的文艺观：为吃瓜群众写作，写社会底层的角角落落，写社会底层的喜怒哀乐，与市井百姓同起博、共心跳。
我这个人还保持了老山东的侉子味：有点直、有点傻，不会装。看见长巾披肩宽檐帽的，侧目以视，嗤之以鼻：“帽子党”。咖啡店里有，茶馆店里无，在茶馆里，我可以隐入市井，与本色在一起，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茶馆使我的文章有烟火气、无烟霞气，我的文章就是在六艺茶馆一篇篇拟就，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再在书房里精雕细琢，添加点儿书卷气的雅、灵光一闪的噱，勾兑成雅俗共赏的李氏随笔，然后刊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我在其中有个个人专栏：五颜六色，一写快二十年了，因为我不耻于俗，所以永远浸泡在市俗场景里，用老朽的文艺观来说：下基层，有生活，这要感谢大杨浦的六艺茶馆，还要感谢三教九流的的朋友们，尤其七歪（沪语：读hua）八斜（沪语：读qi）的朋友们。
12年过去了，我的文章依旧写市井琐事，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除了“放噱头、讲故事、寻开心”，还镶嵌了更多的人情世故，上海话：做人的“软硬筋”。用学术语言概括：比第一辑深刻了。用读者的信表述：比第一辑醇厚了，用朋友的话来说：“要学做人，尤其上海人，请读迪格‘胖友’的随笔”，那里充满了人情世故的细节，尤其新上海人，这是一本迅速发酵“上海化”的“悦读”教材，值得新上海人睡前翻翻，但饭前“忌”读，喷饭！当心呛着。它不仅仅是开胃点心，还可以治忧郁症。
相比《上海市井》第一辑，多了些世故，持笔者好像长胡子了，毕竟持笔者也虚长了12岁。又到了本命年，但这只狗，比前只狗，狡猾多了，这也反映在第二辑中，除了噱，还有些思考，这就是文章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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