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共读《三国志吴书》卷二的“孙权传”。
孙权在《三国演义》中被人斥为“搅浑水之人”。而在历史上，这个擅长“浑水摸鱼的两头倒”却是个“勾践式人物”。那么，
“勾践式人物”究竟有何特点呢？
孙权自小便长相清奇，不仅形貌奇伟、骨体不衡，而且目有精光。待到长大之时，又长出了标志性的紫色须髯，这也许是一种长寿的表征吧，毕竟孙权最终活到了71岁，在古代已经算是高寿了。
建安五年，未满20岁的孙权被孙策指定为江东基业的继承人。
从一个无所事事、在父兄庇佑下生长的少年，到统领江东、坐拥六郡的守成之君。似乎一夜之间，孙权不得不长大，也不得不承担起这份重任。
在面临“土地流失”和“人才流失”的双重危险下，年幼的孙权每日痛哭不止，既是思念父兄，也是一种担心恐惧。
内忧外患，主幼国疑。历史上有许多朝代因此而衰弱。但东吴却是个例外，只因孙权身边有着两个可以改变江东命运的人物——张昭和周瑜。
张昭、周瑜以及孙氏旧臣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境遇下，苦撑起了江东的大局。对于人才问题，有张昭、周瑜等具有影响力的名士的笼络，许多“宾客”愿意成为“孙氏之臣”；对于山越问题，则采取了把诸多名将都下放到各地县城基层去当县长的方法，既保险又有成效。
经过三年的夙夜忧寐，江东又重新安定下来。孙权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从而把目光对准了他的邻居兼仇人黄祖身上。
孙权对黄祖的三次用兵，既是彰显为孙坚报仇的决心，也是进据荆州的试探。建安8年，对黄祖进行了第一次进攻，消灭了黄祖的水军主力；建安12年，第二次讨伐黄祖，俘虏了大批人口；建安13年，第三次讨伐黄祖，屠城并斩杀黄祖。至此为止，孙权终于报了杀父之仇、定了内部动荡、灭了近敌黄祖。
然而，时局变化之快是孙权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就在“新造之吴”刚刚解决了内部问题，正准备采取鲁肃的“进占荆州，全据长江”战略时，曹操却以迅雷之势抢占了先机，本来怀着“杀刘备、占荆州”目的的曹操，此时是一不做二不休，想要顺带着解决这个毫不起眼的紫髯小子。
孙权本想借着给刘表吊丧的由头，派鲁肃刺探一下荆州的形势。没想到，鲁肃还没到荆州，曹操就已经到了，而且兵不血刃地接受了刘琮的归降。刘备则是见机不对，立刻南奔。荆州形势的突变完全打乱了江东君臣的原本计划。于是鲁肃急中生智，迅速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联刘抗曹”。
作为江东真正的战略家，鲁肃面对着席卷而来的曹军，不退反进。终于在当阳长坂遇见了南逃的刘备等人，并与刘备、诸葛亮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谈且达成了联盟抗曹大计。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周瑜、程普领军三万与刘备屯聚在夏口的二万兵合力迎敌，于赤壁、乌林大破曹军。曹操引军败退，留下曹仁固守南郡、江陵等荆州重地。
周瑜、刘备自是不会放过乘胜追击的好机会，联军齐头并进，一直杀到江陵城下。于此同时，孙权也没有闲着，他亲自领兵攻打曹魏的重镇合肥，又派张昭攻打当涂、九江一代的亲魏势力，可谓是全线对曹作战。
曹仁被周瑜打得大败，弃城跑回了襄阳，而周瑜则顺势攻占了江陵、南郡；刘备趁机夺了荆州南部四郡，且屯兵于公安，与屯兵夏口的刘琦互为声势。
赤壁之战后的一分荆州格局正式形成：曹操分到了江北的重镇襄阳、樊城，孙权分到了荆州的中心江陵，而刘备则占据了大半个荆州的土地。三家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而孙权在其中是最为不利的，因为江陵已经被曹刘完全包围起来了。
针对这种不利状况，孙权派了鲁肃屯兵陆口，为周瑜声势，而自己则到建业建起了石头城和濡须坞两大军事工程设施，以便防御曹军。
建安19年，孙权终于攻克了梦寐以求的皖城。从此，曹魏南方一线最后的屏障只有合肥和襄阳了。
打败了曹操的孙权，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静下心来一想，便认识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自己的江陵还被曹刘包围着呢。于是孙权提出了二分荆州的建议：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陵零、武陵以西归刘备。
从表面上看，孙权得了便宜，毕竟土地变大了，不再被包围了。实际的最大受益者却是刘备。刘备得以占据了隆中对战略的荆州之军北伐曹魏的出口——江陵重镇，且在荆州之地形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版图体系。与刘备相比，孙权就是得了点偏远土地，曹操则是眼巴巴看着别人分赃而无能为力。
在分割完荆州后，孙权可能觉得不太划算，于是他准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顺便领军攻打了一下合肥，结果于逍遥津惨遭张辽、乐进的痛击，险些丧命，从此留下了“张辽恐惧症”。
孙权攻打合肥屡次受挫，刘备却混得风生水起，不仅得了汉中，还称了“汉中王”。在强大落差的刺激下，他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
建安22年，孙权主动与曹魏修好和亲，而另一方面则对关羽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
建安24年，前方传来了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消息。关羽的不可一世，不仅使得曹操如坐针毡，也使得孙权坐立不安。于是一场打着“讨关羽自效”的阴谋在关羽的身后悄然开始了。
在吕蒙白衣渡江、进兵江陵与糜芳、士仁的卖国不抵抗的双重作用下，荆州全线溃败，关羽身首异处，孙权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荆州。
如果说荆州之战是巩固了东吴的疆土，那夷陵之战的胜利则是正式确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夷陵之战”打得刘备“仅以身免”，打得孙权信心十足，更打得曹丕坐立不安。
此时的孙权走上了人生巅峰，“天下之雄，一世所惮”的曹操、刘备都曾经败于己手，更何况是区区的曹丕呢？魏吴“中洲之战”就在孙权的满怀信心下开始了。
这次战斗规模很大，影响却很小。双方架势很猛，但却草草收场。最终朱桓于中州击败了曹仁之子的先锋部队，曹仁撤军，接着魏军全线撤退。就这样，曹丕又来长江边逛了一圈，而孙权的信心则膨胀到了极点。
魏军退了、刘备死了、孙权终于可以放心了。
黄武二年，蜀汉派遣邓芝前来和谈。黄武三年，孙权派遣张温返聘于蜀汉。吴蜀两国再一次建立起“攻守同盟”的邦交。
黄武七年，在取得石亭之战的胜利后，孙权做出了正式称帝的决定。“东吴大帝”的诞生，标志着三国的正式开始。
新皇即位三把火。这对于后期好大喜功的孙权而言，更为显著。
第一把火，便是迁都。
孙权再一次把都城从武昌迁回到了建业，而武昌旧都则留下了太子孙登和上大将军陆逊留守。内部的杂务皆交由二人处理。那么身为皇帝的孙权干什么呢？
当然是去烧第二把火——开疆扩土。
蜀汉是同盟，不能动；曹魏太强，动不了。算来算去，能体现东吴大国之威的地方也就只有偏远地区了。于是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乘船浮海去攻打台湾、海南一代的土著居民，顺便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二人只带回了海岛上的几千岛民，大帝一怒之下，给二人来了个“办事不力、下狱诛杀”。
寻求长生一事如果算是孙权的昏庸，那么接下来这事就是十足的无道了。异想天开的大帝居然相信公孙渊的一面之词，派人将兵万人，携带无数珍宝去招降公孙渊，结果宝贝让人扣了，人头让人砍了。大帝盛怒之下，竟然要发兵跨海攻打辽东，幸好因群臣劝阻而作罢，否则必然损失惨重。
孙权在对外的战略上多有失策，使得吴国国力收到了巨大打击，然而真正的危机起于萧墙之内。
吴国国政向来以用法深刻著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施行仁政，陆逊曾多次上书，然而并没有得到孙权的认同。
正是由于这种压迫式的统治，使得孙权后期“盗贼蜂起”，但他仍是不思反省，一面下诏令诸县城治城郭、起高楼，一方面重用术士王表、纺绩诸人，事事问于神道。而诸多政治上的不当举措，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吴国的长期动荡不安。
与蜀汉的丞相大权独揽相比，孙权实行了集君权、压相权的手段。他在登基后，力排众议，弃众望所归的张昭于一旁，转而任用孙邵、顾雍、步陟等默默无为的人来担任相位。其中顾雍更是凭借着“不管事、不多嘴”做了19年的“伴食宰相”。
相对于挂名丞相的不作为，吴国设立了两个权力极大且十分作为的机构：尚书选曹和校事府。“校事府”是一种类似于后世东西厂和锦衣卫的监管大臣的机构，其校事吕壹更是个奸险小人，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连诸多国家重臣也不能免，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尚书选曹，是东吴选举管理的用人单位，尚书暨艳是个“至清无鱼”之人。他选举标准就是“惟德是举”、“沙汰众官吏，惟留清议”。对于一切贪污腐败的官员是毫不留情的，只要有一丝污点，在他面前这辈子都升官无望了。
公正地说，这是一个具有大理想、大正直的清廉之官，可惜他没能遇到一个好的世道与君主。群臣与公族的不满、小人的挑拨，孙权的猜疑，使得这个力图打造一个清明盛世的理想家冤死于狱中，东吴也从此陷入了混浊腐败的深渊中。
孙权末年的猜忌无道，直接导致了朝政混乱与正臣流失。这与其前期的用人方针截然不同，可见孙权是个割据之主，而非治世之主；是个败家子，而非真正的好儿子。
孔子有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孙权正是如此，在一些小的方面，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例如对着周泰的伤口痛哭流涕，把陈武的小妾殉葬，养育凌统的孤儿，亲自查看吕蒙的饮食等。但我们来看，孙权功臣的后代，又有几个得到了善终？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前半生的他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后半生的他果于杀戮、堪称无道。
孙权像极了勾践，能善始不能善终。其实又何止是勾践，在这个世间有太多的人不懂得坚持，有太多的人因半途而废而前功尽弃。能咬紧牙关、持之以恒的人方是真的英雄，显然孙权只能算作乱世中的一个枭雄。
东吴持续的内政动荡并没有因为孙权的去世而改善，反而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都要从孙氏兄弟的“二宫之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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