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台湾通俗小说的主流，拥有完整而丰富的发展历史与过程，不仅作家、作品的数量庞大，作质量素也相当优秀，足以跻身于文学之列而不愧。本文首先介绍了台湾武侠小说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及相应作家、作品。
台湾武侠小说的蓬勃发展，实际上得力于诸多通俗媒体的推波助澜，其中尤其以武侠电影、武侠广播、武侠连续剧及漫画的影响最大。这些媒体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密切相关，共同缔建了特殊的武侠文化。 不过，相应的武侠研究，在台湾目前才正在展开中。武侠研究的开展， 金庸小说的解禁是一大关键，因此，1979年就成为台湾武侠研究的新起点， 无论是在侠客观念或专家专著的研究上，都有相当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 更可贵的是已经引起学术单位的重视。尽管在整个文类的探讨和武侠小说历史发展的研究上，尚有待加强，但也已经算是踏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目前，淡江大学中文系已成立全世界第一个武侠小说研究室，预计积极展开各种相关的研究。在整个世界趋于国际化的现状中，武侠小说所代表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相信是能引起全球汉学界重视的。
台湾通俗小说的主流——武侠小说
在台湾众多的通俗小说类型中[1]，武侠小说无论就流传历史、投入作家、作品数量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重要性都是首屈一指的。大抵从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以下年代均以公历标明）以后，武侠小说随着台湾光复后逐步兴复的报纸，崭露了它一贯而独特的魅力，更在漫画、广播、电影、电视等声光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快速崛起成长为台湾最重要的通俗小说。
台湾的武侠小说，承继着大陆30年代的武侠风，但却拥有完整的发展历史与演变过程，其成就不仅超越前贤，即使相较盛誉一时的「新派金梁」[2]，也不遑多让。就其发展而言，约可分为五个时期：（1）先驱期：约当1946年至1956年，以衍传民初诸大家余烈为主，历史性较浓，不乏浅近文言的短篇作品，代表作家有取清宫历史，敷衍「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情节的郎红浣（1952，《古瑟哀弦》）、取材于历史传奇，铺陈民间侠慨的成铁吾（1956，《吕四娘别传》）；（2）发展期：约当1957年至1961年，此期台湾重要的武侠名家陆续崭露头角，卧龙生（1957，《风尘侠影》）以宏伟的结构、精巧的布局崛起；司马翎（1958，《关洛风云录》）以缜密的思致、严谨的推理见长；诸葛青云（1958，《墨剑双英》）以斯文的雅致、缠绵的情致取胜，鼎足而三；其它如伴霞楼主（1958，《凤舞鸾翔》）之精警生动、上官鼎（1959，《芦野侠踪》）之新颖出奇、古龙（1960，《苍穹神剑》）之初试啼声、萧逸（1960，《铁雁霜翎》）之新艺侠情、东方玉（1961，《纵鹤擒龙》）之变化莫测、柳残阳（1961，《玉面修罗》）之铁血江湖，亦皆缤纷可观，于传衍民初诸家外，复能渐开新局，属发展时期；（3）鼎盛期：约当1962年至1976年，上述诸家，锐意兴革，迭有佳作，陆鱼于1961年作《少年行》、司马翎于1962年作《圣剑飞霜》、古龙于1964年作《浣花洗剑录》，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纪元，并且为后来为期十年以上的「古龙世纪」铺奠了深厚的根基；（4）衰微期：约当1977年至1990年，此时虽有温瑞安之《四大名捕会京师》（1977）广获瞩目，古龙亦仍不时有新作诞生，然多数作家皆渐告引退，武侠小说寖渐步入衰微；1979年，金庸小说解禁，以「旧作变新说」，造成至今仍影响深远的「金庸旋风」，更使名家却步；1980年，李凉以《奇神杨小邪》始作俑，引领出一批批标榜着「香艳刺激」的「伪武侠」充斥坊间，武侠小说几乎到达不堪闻问的地步，是为衰微期。（5）蜕转期：从1990年至今，此时台湾的武侠小说在沉潜了十年后，由于受到学界开始重视武侠小说的刺激，也逐渐有转型的需求，不过，整个主导的力量，已转为香港如黄易与温瑞安等作家，未来的开创性如何，则仍有待观察。
总体而论，自1949年至今，台湾的武侠小说，据估计，至少有三百位作家曾经先后僇力耕耘过，产生了近三千部的作品[3]，尽管多数的作质量素不佳，但是如「台湾四大家」（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古龙）、「四维三大家」（柳残阳、武林樵子、云中岳）、「大美一美」（慕容美）及东方玉、伴霞楼主、独孤红、高庸、秦红等名家之作，在披沙检金之下，也可精选出上百部的优秀作品。武侠作品通常是长篇巨著，一般在60万字上下，最长的如卧龙生的《金剑雕翎》，则长达三百万言。以此数量或质量与其它包含纯文学的作品相较，不能不称得上是鼎盛一时。
别具一格的「文学小区」
假如我们以埃斯 皮(Robert Escarpit)的文艺社会学观点来看台湾的通俗小说，基本上，武侠小说无论是在「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上，与一般的纯文学作品都有相当明显的区隔：纯文学的「文化工业」以文学性杂志为重心，如《现代文学》培养了白先勇等现代派的作家，而其消费管道，则透过若干正式立案登记的书店；武侠小说则以报纸副刊及武侠专门杂志[4]为中心，在武侠小说全盛的时期，几乎台湾每一家报纸，都有武侠小说连载，而其消费管道，则是林立于街头巷尾，无照营业的租书店。
台湾报刊开始连载武侠小说，始于1947年创刊的《自立晚报》，其后各综合性的报纸在武侠风靡的情况下，无不以武侠小说为招揽读者的利器，这与金庸创刊《明报》，而藉《神雕侠侣》的连载为噱头，情形如出一辙。据统计[5]，在1996年以前，已有超过千部的武侠作品，在报刊上连载过，其中，《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三家最大的报纸，影响最为深远。1976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高信疆策划下，更推出「当代武侠小说大展」的专题，可谓将武侠小说推上了顶峰。
武侠小说的出版，拥有专门的出版社，其中以真善美、春秋、大美、四维、海光、明祥—新星、清华—新台及南琪店等「八大书系」[6]最为知名，各自培养了若干名动一时的专属作家[7]。其中的真善美出版社，创社于1950年，是台湾最早的专业武侠出版社，从50年至70年，共出版一百二十部小说，无论印刷、装订，乃至作品的质素皆为人所津津乐道。出版人宋今人生平于佛道理论及游侠生命多所推崇，故极力阐扬武侠小说，培养作家，台湾最富盛名的作家，如司马翎、伴霞楼主、古龙、上官鼎，都是由真善美一手栽培出来而卓然名家的。
出版社刊印的书籍，来源大体有二：一是与作者签约，将报纸刊载了一段时期且受欢迎的作品，直接迻录出版；或直接由作家供稿，按期出版。武侠小说篇幅向来很长，因此无论是报纸连载或直接供稿，都是随写随刊，一部完整的小说，刊期往往长达二年以上；一是出版社刊登稿约，征求作品。在武侠小说全盛时期，许多出版社不惜以重金为号召，网罗人才，甚至举办征文比赛，以此获得稿源。至于出版之后，则透过中盘商，发售至坊间的出租店。
租书店，有学者以「文化地摊」名之[8]，就地摊所陈列的货品性质与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而言，是颇能名副其实的。租书店原就是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最重要的流通渠道，反映了国人对「闲书」的基本观念——一种不值得典藏，却又偶然可能满足某些需求的作品；当然，读者群的经济消费能力，也不无影响，租书店以大约书本价格十到十五分之一的租金，低价供应读者之需。在台湾武侠小说最兴盛的时期，此类型的「文化地摊」，估计在四千家左右。租书店是无照营业的，通常与住家连在一起，七至八坪大的客厅稍微区划，四面墙上装砌上高层的书架，中间摆上简陋的阅览桌椅，一个登记柜台，门面挂着「小说漫画出租」的招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经营。租书店是家庭副业，多半由社会活动能力相对较弱的老人、妇女掌理，一应的文宣、广告，皆属多余，完全依靠读者的口耳相传。书本的引进，在初开张时，可能以顶替旧书店或自中盘商手中买进数量较多的旧书；至于新书，则往往会有相关出版社的业务员，定时提供，亦不费周张。陈列租售的书籍，清一色皆属通俗作品或漫画，偶尔有些聊备一格的古典说部，一般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则几乎不曾上架。至于前来租阅的读者，层面极广，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士夫，应有尽有。在这些读者群中，可能不乏愿意出巨赀购买纯文学作品的人，因此，诱导这些人进出租书店的迫力，很明显的是「闲书」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无论从整个经营的生态或流播层面而言，租书店都是别具一格的行业，独立于一般的文学小区外，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
台湾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动力，据笔者访谈所知，最主要的来自于经济效益，通常一个月的埋首创作，可以抵得上一年的收入。因此，不仅专业作家陆续投入，就是若干别无生计的「文人」（指稍通文笔者），也会偶然下海客串。台湾武侠作家数量庞大，而旋起旋灭，仅以一两部作品名世的也所在皆有。由于经济效益的推动，作者自身通常不具严肃的创作心态，不但在作质量素上高下悬殊，甚至许多作家浑然忘却了自己究竟完成多少作品。至于由此商业利益而导生冒名顶替、张冠李戴、代笔捉刀、出卖名义等怪现象，则几乎成为台湾武侠出版业的常态了。
除了经济效益外，另一个推动的因素则是作家对早期作品的喜爱与怀念。台湾早期名家，如郎红浣、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经谈起30年代的名家之作，无不眉飞色舞，有心继承前辈作家的事业，因此在风格上，颇多因袭模仿；至于中、后期作家，如上官鼎、古龙，均是从「读者」一跃而成为「作者」的。诸作家虽各有差异，但是，「武侠迷」却是他们共通的特征。
这些作家群与一般的文艺作家有很大的区隔，他们是真正「自由作家」，不曾加入过任何「协会」[9]，也无意藉此在文学上一展个人抱负，故也不计社会毁誉，只是默默耕耘，以他们所向往、所构设的「江湖世界」，与广大得读者作心灵交流。
相较于其它类型的通俗小说，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也是有所区隔的，首先，男性作家远胜于女性作家，这导因于武侠作品的阳刚气味，武侠小说不仅多半流行于男性读者，就是作家也以男性为主。据笔者所知，女性武侠作家，虽有如方娥贞、荻宜等少数几位（仅占1%），但均非专业武侠作者。其次，作者以外省籍居多，本省籍作家微乎其微，这是台湾通俗小说作家的共性，但是也应与武侠小说内容全以中国大陆为场景有关，自大陆来台的武侠作家，事实上也借着故国山川的摹写，表露了他们浓厚的思乡情怀。
武侠小说与通俗媒体
台湾武侠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台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影响层面既广且深远，颇得力于相关「通俗媒体」的推波助澜。所谓「通俗媒体」，指社会上传播通俗文化的载体，这些载体，通常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俨然是主导社会娱乐休闲的最大力量。依其影响，先后有武侠电影、武侠广播剧，紧接着是武侠漫画和电视连续剧。兹分别说明如下：
1.武侠电影
武侠小说转拍成为电影，始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其中的「火烧红莲寺」情节，曾有一举连拍十八集的辉煌记录。1949年以后，「广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盛行一时，连带着有关广东侠客的电影，也一一陆续开拍，其中老武师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即有百部之多。台湾是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之一，流行于台湾的香港武侠电影，自光复以来即盛行不衰。这些电影，初期仍以「旧派」或「广派」的武侠小说为蓝本，在台湾配上闽南语发音放映；至台湾武侠小说家开始崛起后，逐渐取代了旧派的势力，卧龙生的《飞燕惊龙》、《玉钗盟》、《无名箫》，诸葛青云的《夺魂旗》、《荳蔻干戈》，司马翎的《剑神传》、《金缕衣》、《八表雄风》、《圣剑飞霜》、《帝疆争雄记》等，皆于50年代搬上银幕。1966年，胡金铨执导的《大醉侠》，1967年，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张彻的《独臂刀》纷纷告捷，标识着武侠片的鼎盛时期。70年代初，武侠电影由于受到李小龙（Bruce Lee）《精武门》的影响，转趋为「功夫片」，一时之间，连西方也建立了「中国功夫」的观念，不过，传统以刀剑为主的武侠电影却因之而稍歇。1976年，楚原以古龙小说原著改编的《流星蝴蝶剑》一举成名，不仅创造了个人导演生涯的黄金时代，更开创了「古龙世纪」，在往后的十年间，古龙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曾改编为电影；1979年，金庸小说解禁，1980年[10]，楚原拍摄的《倚天屠龙记》正式以金庸原著为号召，金庸作品正式登台，从此和古龙双雄并峙，直到1995年为止，如《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电影，皆风靡一时。此外，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也颇受好评。
基本上，台湾的武侠电影，有三个高峰时期，一是1965至1970年，以胡金铨和张彻的武侠作品为代表；一是1976至1980年，以楚原的古龙系列为代表；一是1980至1995年，以金庸小说为代表。这三个时期，也正是台湾武侠小说受电影影响最大的时期。尤其是古龙和金庸的小说，每当电影上映，租书店就有供不应求之叹。至于1965年，则是武侠小说与电影关系转变的形态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数量，尽管较后来为少，且不名一家，不过就当时的出片率看来，数量还是相当可观，而「据原著改编」，充分尊重原著，是其最大特色，为配合小说长篇的故事情节，通常都不只拍一集，如《碧落红尘》甚至连拍了五集；自1965年以后，除少数影片外，几乎都是挂名改编，内容却往往与原著大相径庭。
2.广播与电视
台湾光复初期，经济尚待发展，有声传播以广播为主，1954年至1964年为台湾广播的鼎盛时期，各大小广播公司达八十家左右。其间武侠广播剧是特别受到欢迎的节目。
武侠广播剧以剧团担纲演出，通常是直接取武侠小说原文，叙述部分以主讲者陈说，而对话则分由团员模仿书中人物声口道出，从头到尾，就等于复述原文，几乎可以对照小说原文而听。当时的武侠广播剧究竟播演过几出，目前还未有人做研究统计，可是据笔者亲身经验，其中卧龙生的《飞燕惊龙》、《风雨燕归来》、《无名箫》等名作，均曾搬演过，而且广获好评。在当初的环境下，听广播剧已经成为民众夜间唯一的消遣（时段在夜晚七至八时）。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广播剧都是以闽南语开播，这对向来富涵传统中国意味的武侠小说在台湾立稳根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台湾的电视事业，始于1962年台视的开播，其后1969年中视开播，1971年华视开播，挟着声光媒体无与伦比的势力，迅速取代了广播的角色，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成素。1969年，中视开播，以一出「晶晶」的连续剧，衍生了至今犹为电视台重头戏的连戏剧传统。1974年，华视以武侠连续剧「保镖」，造成欲罢不能的收视风潮，引发了三台武侠剧的竞争，一时武侠名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高庸、独孤红等，也先后投效电视事业，编制武侠连续剧。
武侠连续剧往往也改编小说而敷衍，卧龙生的《玉钗盟》、《神州豪侠传》，都是由他自己编制而上演的；甚至金庸的《鹿鼎记》，也曾被改头换面，盗用其中的情节播映。
由于武侠剧的风行，社会舆论「好勇斗狠」的批判声浪极大，因此在70年代的末期，一度遭到禁播，1980年，中视甚至取消了连续剧，改播带状的益智性节目。但是经不起广告量的锐减损耗，终于还是屈服在观众的喜好之下。
1982年，在台湾武侠连续剧「保镖」影响下催生的香港武侠连续剧，取古龙脍炙人口的《楚留香传奇》，改编成「楚留香」，回馈台湾，一时风靡全台，由黄沾作词的「楚留香」主题曲——「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几乎无人不唱，不但在电视史上兴复了武侠传统，更直接缔造了武侠小说的「古龙世纪」。其后，古龙的《陆小凤》、《绝代双骄》陆续制播，一直收视率居高不下。1979年，金庸的武侠小说解禁，《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名著，也一一搬上荧光幕，直到现在，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虽然已是再度制播，依然魅力不减。
在武侠名家之中，卧龙生、古龙、金庸与温瑞安四位，是连续剧的「大宗师」，几乎相关名著，都已经制播过连续剧。每逢连续剧播映武侠片，坊间租书店的小说，立刻供不应求，充分显示了小说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3.漫画
台湾的武侠漫画，始于1958年的叶宏甲漫画《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和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改编自墨余生的《琼海腾蛟》）。其中，叶宏甲的「四郎真平」是武侠人物偶像化的开始，不过，真正以武侠漫画引起瞩目的是陈海虹不计其数的作品，以及他的弟子游龙辉、南台湾名家许松山。在1967年国立编译馆执行「审查制度」以前，武侠漫画风行全台，如洪义南、陈益南、泪秋等漫画家，也画了百部以上的武侠漫画[11]。这些漫画，部分取材于电影、电视，不过大多数都是由武侠小说简化而成，其中陈青云（《血魔劫》、《残肢令》）、田歌（《武林末日记》、《车马炮》）等所谓的「鬼派」小说家的作品，最为漫画家所青睐。「鬼派武侠」的特色在于情节简单、人物众多而无足轻重，血腥杀戮气息极浓，颇适合以画面造成惊耸效果，在漫画的助成长下，鬼派也名噪一时，也可以略窥武侠与漫画间的互动。
台湾的漫画界，在国立编译馆审查制度的扼杀下，自1967年以后，几乎停滞不前，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由日本盗印翻版的东洋漫画。与金庸武侠小说的解禁同时，由于受到香港黄玉郎所画的《中华英雄》、《如来神掌》的影响，武侠漫画又告复苏，郑问以中国水墨式的画风，于1985年绘制了《刺客列传》，其后《斗神——紫青双剑之一》、《阿鼻剑》陆续面世，成为当代武侠漫画的大家。不过，目前流行的武侠漫画仍以香港为主力，而且金庸武侠一枝独秀，如黄玉郎的《天龙八部》、黄展鸣的《神雕侠侣》、马荣成的《倚天屠龙记》、李志清的《射雕英雄传》、何志文的《雪山飞狐》，都吸引了许多读者。此外，新武侠名家黄易的《寻秦记》，则正在拓展他的影响力。
武侠小说研究概况
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以其所挟持的巨大影响力引起瞩目的，因此，相关的评论，亦在武侠小说恩怨情仇或刀光剑影的昂扬乐声中，翩翩起舞，可以见到明显「随时以宛转」的现象———亦即武侠小说流行面愈广，相关的评论意见也愈多。就学术研究的立场而言，这种充分受限于「流行」的评论，显然缺乏一种独立与严肃的精神，由其是武侠小说在内容上向来为学者所不屑于齿及，而其产销机制又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因此整个评论的倾向，以讥弹批判为多，真正的「研究」，反而未见成熟———不仅强烈的反面意见，可以凭主观顺口而出，就是正面的肯定观点，亦笼罩在一股商品化的氛围中。
台湾的武侠评论，基本上可以皇甫南星在1979年发表的〈忍不住而说的几句话〉为断限，分成两个时期，而其间金庸武侠作品的解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金庸由于个人政治立场与台湾当局有忤，其作品之流传，向来被改头换面的以司马翎的名义出版（如《鹿鼎记》即割裂成《神武门》与《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为任大同），除了少数专家外，一般人并不晓得个中缘由，更无人撰文介绍讨论。1979年，台湾当局正式解禁金庸作品，并由政府出面延揽他参与国建会，中时、联合两大报纷纷抢刊其作品及相关讨论，迅速形成了一股「金庸旋风」。皇甫南星的文章，正是以反对的立场，企图「力挽狂澜」的，以目前仍方兴未艾的「金学研究」看来，此文以鲁阳挥戈的姿势，为自民初以来的「武侠压抑」，写下了一个句点。
在1979年以前，台湾相应的武侠评论，除了冯承基、罗龙治及叶洪生少数评论者外，基本上延续的是30年代左翼文人的观点，关心的是武侠小说内容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12]，从而将之定位为「次级文类」[13]，主张以「文艺控制」的手段，遏止小说的流行。这类的评论，尽管文章并不多见，论点也很主观，但由于大体透过报纸社论或新闻报导的方式宣传，并直接付诸相关行动（例如影视、漫画的审查制度及几次的查禁项目），却产生极大的舆论压力，足以使学者望武侠而却步。
皇甫南星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视为前期评论的典型[14]：
…………武侠小说之所以不值得过分重视和提倡，倒不是因为它全凭虚构或不能反映现实的社会人生，而是在武侠小说中我们很少能找到伟大的理想和优美的情操足以提升我们生命的； …………古时纣用象箸而箕子为之深忧，因为有了象箸必配以金杯，有象箸金杯必配以玉案华筵，有了玉案华筵必配以乐舞，如此类推下去，商朝危矣。一双象箸是侈靡的开始，而商纣果然因此而亡。武侠小说的提倡更甚于一双象箸。因为从此以后，大家可把读武侠小说看作高级的事， 把逃避现实当作正常； ………我们社会供人排遣闲暇的东西已太多了，从连续剧到东洋漫画都是，武侠小说充其量不过其中一种，不值得也不该提倡； ………哗众取宠，混淆视听，更增国家处境的艰窘，于人于己，两无裨益。
皇甫南星的隐忧，于文中历历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的发表很明显是针对着金庸小说解禁后所流行的「金庸旋风」而来，然而，时移世易，已经无法再说服人心了。台湾的武侠评论，也自此后开始逐步真正展开。
事实上，尽管社会舆论的压力庞大，若干家长甚至「禁止」青少年阅读武侠作品，不过，自由而多样化的作品风格、商业社会的个人心理需求、娱乐媒体之缺乏等等因素，皆有助于武侠小说迅速地攫获了大量的读者，就连若干表面上可能断然否定武侠小说的文人学者，也曾是其中之一。于是，武侠小说的地位就显得尴尬而暧昧起来，一方面，它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作品；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让人正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此时的社会状况较诸民初的扰攘，已大相径庭，不可能再有强力规范的文学控制出现，因此，也就在武侠小说的尴尬与暧昧中，武侠评论展现了另一个发展的契机。
此一契机的展现，是从企图「发掘」武侠小说的「优点」着眼的。在浓厚的武侠压抑氛围中，欲冲决而出，势必须有新的视角，冯幼衡的〈武侠小说读者心理需要〉，于1978年，以社会学的方式，调察访问了武侠小说的读者，从读者的心理需求，印证了寻求娱乐、认同、对传统价值的肯定、发泄情绪、逃避现实、补偿心理等读者阅读心理的假设，并以为「现代武侠小说虽然还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其对民间的影响，将来未必不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15]，就是一次颇具意义的尝试；罗龙治〈武侠小说与娱乐文学〉一文，则从武侠小说类型风格的特性————无论是取材、内容、笔法，皆充满「思古之幽情」出发，肯定了武侠小说所传布的传统伦理价值，并自「娱乐」的角度，宣称「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的寂寞景象，也都变成了现代大众的娱乐消遣品」[16]，也是一种新的视角。在此，「娱乐」一词被重新界定，超越了纯粹肉体感官美感的追求，而与心灵体会结合为一，十分具有前瞻性。可惜的是，类似的篇章不多，亦缺乏后继者的发挥。
不过，假如将此时批评者所透露出来的侠客观念作一番省思，却是极富意义的。大体上，此时期的整个批评趋势是倾向于「反武侠」的，然而此一「反武侠」却未必是「反侠客」，事实上，清代所建立的义侠形象，在港台等自由地区，非但未受质疑，反而在武侠作品多姿多采的刻划下，塑造成了一种新的偶像————无论面貌、武略、文韬、智慧、道德、异性人缘，皆无懈可击的人物，方足以当得「大侠」之称。此类经由文学美化而成的侠客形象，往往先入为主地影响了学者对历史上之侠客的认知，1967年，旅美学者刘若愚著成《中国之侠》一书，尽管以历史研究的态度分析游侠的「信念」，但仍无法避免这个缺失，即是一个例子。刘若愚的著作，直到1991年才有周清霖和唐发饶的中译本，不过熟习外文的学者，如唐文标、侯健等，皆曾阅读过，应亦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1976年10月，高信疆主持人间副刊，别开生面的举办了一次「当代武侠小说大展」，许多学者型的作家降尊纾贵，各以自己心目中的侠客为基准，撰写短篇武侠小说，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现象，一方面也为武侠小说的研究开启了新机。
武侠研究的正式开展
1979年，金庸的作品解禁，两大报纷纷以大篇幅介绍金庸，并刊登了著名学者如曾昭旭、孟绝子、段昌国等人的评介文章，为武侠时代的来临，揭开了序幕。1980年9月，远景出版社正式发行金庸十年修定后的作品《金庸作品全集》，7月，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出版，为武侠时代掀起了高潮。此后，文人学者一改旧态，津津乐道，敢于放胆畅论武侠，虽然其间不免含有浓厚的商品化色彩，且几乎都以金庸作品为评介核心，但也汇聚了菁英的文人学者，为武侠评论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不但金庸的作品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它武侠名家，如梁羽生、古龙等，逐渐浮出台面，成为一时重镇，连带着，相关武侠的讨论也一波一波展开，以下将几次重要的讨论胪列，以窥其一斑：
1983年，联经出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并附多家评论。
1984年1月，《中国论坛》制武侠专题。
1984年10月，《联合报》制《侠之美》专辑。
1986年4月，《幼狮月刊》制作《武侠纵横谈》专辑。
1986年9月，《联合文学》制作《武侠小说专辑》。
1990年5月，《国文天地》制作《永远的中国侠》专题。
1992年4月，淡江大学中文系主办「侠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2年春，叶洪生编《台湾十大武侠名家代表作》，并作评介。
1996年9月，淡江大学开设「武侠小说」课程，由林保淳授课。
1998年5月，淡江大学、东吴大学及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中国武侠小说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8年11月，远流出版社与中国时报举办「金庸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外，1987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国际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1989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主编《武侠小说论卷》，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虽非在台湾举办，但参与者不乏台湾的学者。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即能有多次的集中讨论，盛况可谓是空前的。[17]尤其可贵的是，学术单位不惜「降尊纾贵」，投入武侠讨论的阵营，香港中大、台湾淡大、东吴、汉学研究中心皆主办了武侠学术性研讨会，1992、1993、1995、1997、1998年6月，龚青松以《蜀山剑侠传————异类修道历程研究》，林建扬以《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研究》，杨丕丞以《金庸小说「鹿鼎记」之研究》，许汇敏以《金庸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罗贤淑以《金庸小说研究》，陈康芬以《古龙小说研究》为题，分别取得了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淡江开设「武侠小说」课程，都是一个极富前瞻性的开始，至此，武侠小说研究方始称得上是研究。
在这波武侠研究的风潮中，值得住意的是武侠小说原来具备的商品化特征，借着评论的展开，更获得了印证[18]。我们几乎可以说，武侠研究是在一种商品化的机制下受到催生的。在商品化的催生下，金庸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几乎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象征。金庸本身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由于政治立场上的坚持，使得他在海峡两岸的对立中，处境尴尬，两面为难，但自从两岸关系「解严」后，此一尴尬，反而成为纵横捭阖于两岸的凭借，无形中已成为媒体的焦点，甚具新闻价值；而他的武侠作品，又能突破两岸政治禁忌的荆棘，流传不歇，连带着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目标。现代文学作品的商品化，藉助于新闻的性质，远较过去为重，金庸此一新闻价值，自然成为其作品促销的一个基础。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全集》，显然经过充分的规划，一方面鼓励、邀请知名学者，于各大报间发表金庸武侠评论，以作先声，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筹划出版事宜，更在短短几天之中，邀请金庸好友倪匡，在五天内即撰成六万字的《我看金庸小说》。由于媒体上的宣传，再加上金庸小说潜在的魅力，遂使武侠时代成为了「金庸的时代」，远景出版社欲罢不能地出版了二十几本畅销的《金学研究丛书》，正是明证。
「金学」的商品化性质，从严肃的评论立场而言，是具有重大瑕疵的[19]，因为这些「急就章式」、充满个人随性主观认定的评论，不免会混淆了武侠小说的真实面貌。事实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不等于武侠小说的成就，过分推崇金庸，甚至类似「古今中外，空前绝后」[20]的阿谀之词，无异即以金庸作品横扫一切武侠小说，以金庸作品为绝对的标准，宣告了武侠小说的死刑，同时更埋没了其它武侠作品的价值。因为，金学研究，充其量只说明了「武侠小说应该如何」或「可以如何」的问题，但对「武侠小说究竟是如何」的问题，却无法显现出来。毕竟，是武侠小说，而非金庸的武侠小说造成近一甲子以来的武侠小说盛况。
然而，武侠评论的商品化，却也对武侠研究开启了一条坦途，毕竟，评谈武侠既是众所关注的焦点，其间自必亦有些较严肃、较学术性的文字，而即使是歌功颂德式的评论，亦难免有吉光片羽之处，如珍珠之出于瓦砾，弥足宝贵。就在此一坦途上，我们可以看到武侠研究实际已有了相当大幅度的进展。
「武侠研究」诸面相及相关问题
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武侠」原就是个诱人的题目，此所以尽管在对武侠小说极力批判的浪潮中，依然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究所谓「侠客」的面貌，从章太炎的〈儒侠〉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开始，冯友兰（1935，《原儒墨》）、陶希圣（1937，〈西汉的客〉）、顾颉刚（1940，〈武士与文士的转换〉）、钱穆（1942，〈释侠〉）、郭沫若（1943，《十批判书》）、劳干（1950，〈论汉代的游侠〉），到刘若愚（1967）、孙铁刚（1973，《古代的士和侠》）、唐文标（1976，〈剑侠千年已矣〉），都曾针对此一问题发表过重要的论述。不过，「武侠小说」既属一种文学类型，被界定成「武＋侠＋小说」[21]，自然不能仅仅讨论其主要人物形象的历史意义，而需就文学层面作更深入的考察，在此，文学的主体性是必须获得强调的，否则，谈不上是文学研究。然而，民初武侠小说自兴起以来，尽管负荷着许多学者专家的批判与关注，只是，他们关注的面向，并未从文学的主体性出发，例如题材选择的自主性、侠客文化的形成、小说实际的文学艺术成就等等，反而过多的以社会功能的角度，针对武侠小说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提出批判或辩护。文学社会功能的相关讨论，原是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无论是持正、反两方面理论的学理，都以不同关注的焦点，提出了颇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自不能以此指摘学者的不是。然而，文学理论本身，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一个「可能依循的准则」，而非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文学创作者于此有依其意志作自主选择的权利；过度强调其功能性的一面，姑不论所谓「功能」的诠释，往往随时递变，难以划一，例如「教化意义」与「娱乐消闲」两种对峙的观念，从功能角度而言，即大有讨论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支撑的观念，一直是一种超于文学层面的「威权」，此一威权，非但决定了作者「应该写什么」，更规定了读者「应该读什么」，即此，文学的自主性，殆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成为文学的致命伤，最终就演变成「题材决定文学艺术性」的局面。很明显的，这种观念忽略了在整体文学构成环节中的「读者」要素，读者的多面向需求遭到抹煞。质实而论，这些学者所要求于文学的，无非是在模塑出他们心目中所认可的「合格的国民」而已！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将彻底粉碎此一观念。只是，这种观念挟着传统文学观的力量，早已形成一种「颠扑难破」的文化迫力，至今仍深入人心，难以锄拔。一部分的学者，可能连几部武侠小说都没看完，即敢放言高论，肆意讥弹；即使有若干学者明知此论所隐藏的危机，同时也真正心仪某些作家与作品的丰采，也怯于冒天下之大不讳，不敢提出异议，顶多以玩票性质，针对某部作品，聊抒心声罢了。
从1979年至今，情况大有改观，武侠研究的进展相当迅速，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出现，无论是短幅、长编、专著、论集，甚至鉴赏辞典，皆琳琅满目，斐然可观。大体上，此时武侠小说的地位和价值，虽然未必已形成共识，但一股将武侠小说重新定位的趋势，已然无法遏止。为清晰眉目起见，我们可以分以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1、侠客意义的厘清
在唐文标于1976年发表〈剑侠千年已矣〉[22]之前，「侠客」一词往往是笼统而暧昧的浮现在学者主观的意识中，无论是持若何观点的学者，皆很明显地忽略了在长达二千年之久的「侠客存在史」中，各个时代所赋予的侠客意义是绝不可能一致的，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基本上是一种主观意识的投射，与历史上的侠客未必吻合，任何人企图以一种单一的观念去作诠释，皆不免顾此失彼。唐文标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
「游侠」这些现象，在各个朝代是有不同意义的，粗略来分，也许可以 分为先秦时代，两汉时代，晋唐时代，和宋明以后的现代。最少，也应分为唐以前，唐以后的不同。
尽管唐文标并未细论侠客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意义究竟如何，但此一顾及时代殊异性的区分，显然是相当睿智的，尤其，他指出了唐代————文学史上小说体裁的划时代————的重要性，暗示了「历史之侠」与「文学之侠」的分野，是一个极具关键性的启示。因为，这对我们研究判断古典侠义小说或探源现代武侠小说精神的根源，皆有直接的影响。韩国学者崔奉源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正因为忽略了各时代的殊异性，所论固然可谓卓然成家，亦难免令人遗憾。1987，龚鹏程的《大侠》，以唐人小说为主体，针对此一问题，开始有了明晰的划分和进一步的探讨，可谓相当能醒豁时人耳目。1992年，笔者于淡江论剑时发表的〈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中国古代侠义观念的演变〉及后来的〈唐代的剑侠与道教〉，皆陆续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当然，相关的问题还很有讨论的空间，众人所论，亦未必就是定论，不过，侠客的形象至此已不再模糊笼统，亦足谓是一个进展。
侠客观念的厘清，是台湾武侠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环，相对于大陆的武侠研究，仍依违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意识形态中，很明显是超越许多[23]。
2、「专家＼专著」的研究
相对于过去武侠评论的对象，往往皆是「泛论武侠小说」的性质而言，此时对单一作家或作品的关注，明显是一大进步。金庸的解禁，几乎造成了「武侠时代＝金庸时代」的特色，在商品化机制的催生下，1980年，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其后81年到84年，从《再看》到《五看》，共出了五本专门讨论金庸作品的小说，推动了金学研究的热潮。此后，大量的金庸研究专书，纷纷出炉，港台方面，有杨兴安《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三毛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一至五集、温瑞安《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苏墱基《金庸的武侠世界》、陈沛然《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潘国森《话说金庸》、薛兴国《通宵达旦读金庸》、舒国治《读金庸偶得》、丁华《浅谈金庸小说》等，二十余种；大陆方面，仅陈墨一人，即有《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的武学奥秘》、《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等书，其它则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董焱《金庸小说人论》，亦陆续出版。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中，金庸已俨然成为一种「典型」，至今，「金学」也还是一种「显学」。
大体上，台湾的金庸评论者，皆属「金学」的爱好者或拥护者，从金庸自身的经历、金庸的武侠作品，到作品中的人物、爱情观、历史意识，无一不是令人津津乐道的关注焦点。不过，这些评论所表现的方式，大多是以「读者欣赏」的角度出发的，主观的情绪充斥于字里行间，较乏严肃的研究态度，同时，歌功颂德的意味过浓，是否即能当作金庸的「盖棺论定」，尚待考验。相对于大陆的陈墨，以十数年精力钻研金庸，成就不免逊色。
无论从作品的成就或受享的盛誉而言，金庸都是一个异数，除金庸而外，其它作家所获得的关注，明显相形见绌，梁羽生在创作的声誉，仅次于金庸，但所谓的「梁学研究」，尽管有人炒作，但无论是在台海两岸，都一直无法形成气候，1980年，韦青已编有《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一书，但目前所知的专著除佟硕之（罗孚）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潘亚暾及汪义生合着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赏析》外，尚有待发掘。至于台湾，连单篇短论皆很少人提出，显然梁羽生并未受到台湾学者的钟爱。
号称「武林怪杰」的古龙，际遇亦差不多，大陆曹正文《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是第一部研究专著，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及周益忠〈拆碎侠骨柔情————谈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者〉、龚鹏程〈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古龙精品系列」导读〉则是较具独到眼光的单篇论文；笔者指导学生陈康芬的《古龙小说研究》，虽成果犹待加强，却是唯一的学术专著。此外，笔者、杨晋龙、叶洪生对司马翎情有独锺，分别有〈蒙尘的明珠————司马翎的武侠小说〉、〈《孟子》在司马翎武侠小说中的应用及其意义〉、〈世代交替下的武林奇葩———司马翎「武侠美学」面面观〉诸文。除此三家外，其它的作家皆明显未受到重视。
在台湾诸多评论武侠作品的名家中，真正能展现武侠评论功力的，恐怕还需首推叶洪生。叶洪生早年以〈武侠何处去〉（1973）开始表现出他对武侠小说的关怀，二十年来，陆续发表了三十篇以上关于武侠小说的评论文字，除了具体呈现他对武侠小说深刻的认识外，涉及内容甚广，包括了武侠小说的定位、武侠小说发展史、名家名著剖析、主题与情节之分析、当代评论之评论等，更实际负责规划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台湾武侠小说十大家》等丛书的出版，成果斐然，有目共睹。尤其是在「专家＼专著」的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1982年，《蜀山剑侠评传》出版，可谓是继徐国祯〈还珠楼主论〉之后的唯一一部讨论还珠专著。最重要的是，他不名一家，举凡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点」的作用的作家、作品，皆曾投注过研究的心力，1982年的〈惊神泣鬼话蜀山〉、〈悲剧侠情之祖————王度卢〉、〈侠义英雄震江湖〉、〈倒洒金钱论白羽〉诸作，对民初武侠小说既已有所论列；1994年，于《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中，除了民初作家外，更对其他从来乏人问津的作家，如司马翎、古龙、卧龙生、慕容美、上官鼎、高庸等，一一作了介绍。无论其所论述的内容是否能够自成一说，至少，在为武侠小说史上建立「据点」上，是初步做到了。
在诸多评论当中，我们尚可窥见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学者专家的探讨虽以个人的主观意识为主，但在方法及讨论的主题上，却是缤纷多姿的，叙事学观点、哲学性思维、历史文化角度、文学史角度、社会学探讨、心理学探讨、神话角度等，似乎无不可援引，1987年，远流出版的《绝品》一书，号称「十一位名家提出十二种金庸读法」，选录了舒国治、陈沛然、曾昭旭、陈晓林等十二篇文章，即非常具有代表性。假如能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其它武侠作家，武侠研究相信能够有更大的进展。
3.有待加强的类型研究与台湾武侠文学史
武侠小说是从小说此一文学体裁下区分出来的一种类型，与武侠并列的，可以是言情、侦探、历史、神怪、讽刺等等，分类的方式尽管可以不同，但无疑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性质可以掌握。武侠小说既是一种类型，则其类型特征为何？具有何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在整个武侠小说的评论中，这个理论建构上的问题，一直缺乏探讨。1986，笔者在〈从通俗的角度谈武侠小说〉中，企图自「正统（雅）＼通俗」的对立中，为武侠小说作定位，基本上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的文学，应有其自身的一个评价标准，未必可以纯粹自正统文学（甚至纯文学性）的角度，予以评议，但所论尚浅，不足称道。可惜的是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甚少，相对于大陆的研究，仍然是亟待开发的领域[24]。
武侠小说，即使不计古典侠义说部，至今也已发展了七十多年的历史，由于过去的压抑与漠视，几乎是一片尚待开发处女地，究竟其来龙去脉为何，鲜少有人关注。一旦武侠小说时来运转，成为因应市场需要的「显学」，比较具企图心的宏观学者，很自然地欲钩勒出武侠小说发展的全貌。于是，「武侠文学史」及「武侠史」等类型的著作，终将纷然呈现。
在大陆方面，1988年，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首度完成了具拓荒性质的著作；其后，1990年，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继踵而起；1991年，刘荫柏的《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1992年，陈山的《中国武侠史》、1994年，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相继出版，则不仅论述文学史发展，更广泛地触及了武侠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皆各有所长。大致上，这些小说史类型的著作，对古代侠义小说和民初时期的武侠作品论述较为翔实，见解亦周致，但是由于数据上的阙失，一触及港台武侠小说的部分，就舛误百出，尤其是王、罗二位，受讥为「盲侠」，实难以致辩。
学者热衷于武侠文学史的建构，宣示出「武侠时代」的来临，就从这一点上看，已具有非凡的意义。基本上，文学史的建构，是经由串联各时代个别作家的点，形成主线，再由同时代作家的点，铺陈为面，最后则以纵观的方式，为其历史发展作定位而形成的。在此，各别作家的点，无疑是最基础的。然而，如何选择点，却视建构者的文学发展史观、对作家的具体掌握之不同，而各异其趣。上述这些小说史类型的著作，「点到为止」的性格浓厚，但在其它方面，皆腾挪着相当大的空间，可供学者继续努力。更严格一点来说，或许连「点到为止」的工作，都必须再加强，毕竟，专家、专著的研究，也尚在拓荒。
至于台湾方面，有关武侠文学史的论述，龚鹏程的《大侠》、叶洪生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论〉是仅有的相关论述。以作为近数十年来武侠小说重镇的台湾武侠小说而言，这样稀少的论述，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据报纸所载，叶洪生正着手准备撰写《台湾武侠文学史》，希望多少能弥补这项空白。
期待一个「武侠研究」的时代
文学或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原始资料，武侠小说在长期遭受忽视之下，已有逐渐湮灭的危机，而且大多数的作者，寖将凋谢，如不及时加以整理，恐怕在五年、十年之内，纵欲研究，也将面临文献不足的困境，而使武侠小说从此只成为历史上令人怀想、遗憾的烟云。武侠研究目前尚可以拓展的方向仍然很多，例如东南亚华人地区、韩国等地，无论是翻译或原文刊载的武侠小说，皆曾造成当地相当大的影响，廖建裕〈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印度尼西亚〉、李致洙〈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的翻译介绍与影响〉二文，皆讨论过，是一个跨国界研究的极好主题，值得提倡。不过，笔者认为，武侠研究的当务之急，还是在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庋藏中心，广泛搜罗武侠小说的相关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在目前武侠小说研究中，往往受到忽略。至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究竟这七十多年来，武侠小说究竟投入了多少的作家、创生了多少作品，甚至连作者为谁，都不甚了了，于「论世知人」，不免是一大遗憾。近年来，大陆出版了若干鉴赏辞典，如宁中一编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胡文彬等编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刘新风等编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温子健编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宣森锺编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在介绍、保留武侠小说方面，固然卓有贡献，但是错误舛讹处，亦所在可见。基于此，收藏、整理武侠小说的工作，应是刻不容缓的。
在这方面，笔者目前在淡江大学中文系设立「武侠研究室」，拟从「文」（收藏、整理小说）与「献」（采访作家、出版家、评论家）双方面同时进行。在「文」的方面，由于出版上的种种问题，除庋藏、登录现有的武侠小说之外，为作家「正名」，列为相当重要的工作，因此，极力搜集报刊杂志及武侠专刊所连载的武侠小说书目，作为刊别正伪良好途径；在「献」的方面，鉴于老成逐渐凋谢，故已积极展开采访工作。至目前为止，粗略的〈中国近代武侠小说书目〉、〈台湾报刊杂志刊载武侠小说书目〉，及若干作家的访问记录，均有所斩获。此外，笔者亦留心于武侠小说的社会影响，目前亦针对影剧、漫画等通俗媒体，作相关的调查研究，并将与台湾中华电信公司合作，设立「中华武侠文学网」，所有相关的研究，都将于网络上呈显，其网址为：http://HiKnight.hinet.net。
武侠小说是一种能充分展现出传统中国特色的一种小说类型，放眼全世界文坛，实在找不出类似的题材，无论是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或日本的「剑客小说」，均无法与武侠小说等量齐观。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文类，与中国这片广大土地上的民众，共息共存，影响非常深远。通俗小说在近十年来已逐渐受到国际的重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型式，毫无疑问必当能与世界性的眼光同步；而站在一个民族立场，武侠小说既充分展露了一个民族固有的特色，自然也应该是学者严肃思考、面对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笔者衷心期盼着一个武侠研究时代的来临。
[1] 所谓的「通俗小说」，指社会上普遍流行，具有浓厚商品消费、休闲娱乐性质的小说，台湾的通俗小说，以武侠、言情、历史、侦探、科幻为大宗，其它如豪客小说、传奇志异小说亦颇值得重视。
[2] 「新派」指的是以香港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武侠作家，言其「新派」，主要是针对30年代的「旧派武侠」而来。在一般看法中，金庸、粱羽生由于创作时间较早，且风格迥异于前，后来的作家，颇承其启发，故而有「宗师」之目。不过，此说恐仍须进一步商榷。就台湾而言，自有其整个发展的历史阶段，未必即受金庸、梁羽生多大影响。相关论点，可以参见笔者〈救救台湾的武侠小说—解构金庸及走出金庸体系的迷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2月，页18～20）
[3] 这个数据各家推断不同，但都缺乏具体实证，叶洪生认为「至少在两千部以上，而有四万集之多」（〈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流行天下》，页206，台北：时报文化，1992），已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4] 专门性的武侠杂志，基本上都是在香港创刊的，据我所知，有《武艺》、《武侠世界》、《武侠春秋》、《历史与武侠》等多种。不过，大多数的杂志都变成台湾作家的试金石。
[5] 笔者目前正积极进行〈报纸刊载武侠小说书目〉的整编工作，相关资料均由此而来。
[6] 「八大书系」之说，见叶洪生〈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一文。所谓「八大」，其实不仅八家，据粗略估计，台湾专业武侠出版社前后至少在二十家以上。
[7] 详见叶洪生〈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页206～222。
[8] 见林芳玫《解读琼瑶爱情王国》（台北：时报文化，1994）。
[9] 有关作家身份的分析，可参见翁文信〈从副刊连载看武侠的文学活动〉，《中国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页6-1～6-25。
[10] 有关武侠电影的研究分析，向来缺乏具体资料，笔者据梁良所编之《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一）》 —民国38年至71年》（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1984）统计，截至1982年止，属于武侠电影的部分，约有996种，其年份曲线图请参看附录。其中可以确定为自武侠小说改编者，约在百部左右。
[11] 关于台湾漫画的发展，请参考洪德麟《台湾漫画四十年初探》（台北：时报文化，1994）。
[12] 这些「负面影响」，大抵不脱离怪力乱神、逃避现实、好勇斗狠之类，最常见的批判方式，就是举社会新闻中的「逃家学道」、「荒废功课」为证。
[13]「文类等级」的观念，是自「文学类型」概念中衍生的，文学类型的区划，原是概括性的一种方便解说，其意义在于自类型区划的过程中，透过对某种类型特色的掌握————如取材、表现手法、历史成规等一整套相关的理论，更精确地体认到作品及其创作活动的性质。就理论上说，各文学类型之间仅具有相互影响、部分重迭的因素，并无所谓的「等级差异」，但是，由于时潮、政治、社会道德等种种观念的介入，乃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价值判断，于是就出现了「文类等级」观念，有意无意间将某种文学类型的地位褒崇或贬抑。在中国文学史中，「文类等级」的观念一直是深入人心的，例如古文、诗词、小说三者，就明显有抑扬浮沉的现象，民初由于梁启超诸人极力提倡小说的缘故，使小说在一夕之间，摆脱了传统被目为「小道」的束缚，跃居各种文学体裁之首，但在此时，却又在小说本身类型划分的争议上，再度浮现，此即「典雅小说＼通俗小说」的区划，武侠小说之被定位成「次级文类」，实际上代表了通俗小说的普遍命运。
[14] 引文见《书评书目》第二十六期，1986年10月，此处引述不连贯。
[15] 见《新闻学研究》第21期，1978年5月，页43～84。
[16] 见冯幼衡前文所引。
[17] 在大陆方面，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接受了港、台经验的洗礼，通俗文学创作从复苏到热潮暨销歇，可谓是港、台武侠小说发展的缩影。由于观念的转变，大量关于武侠的学术性、通俗性论著，纷纷涌现，武侠小说亦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由于信息的隔膜与旧有观点的阴影未能涤除，疏漏处颇多，但一股将武侠小说作理论架构定位的趋势，也已逐渐形成。
[18] 评论商品化的现象，也见之于大陆研究武侠小说的风潮中，武侠既成为社会时髦的读物，连带着武侠评论也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出版社既悬购重金以求，学者因禄利之迫，肯率然贩卖知识的，亦所在可见，于是一部部草率成书，破绽百出的「武侠丛书」，纷然出炉，叶洪生讥之为「盲侠」，实非无的放矢，深中其弊。
[19] 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笔者曾撰〈「金学研究」及相关论著目录〉一文，即将出版，可以参看。
[20] 见倪匡《我看金庸小说．自序》（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再版）。
[21] 见倪匡《我看金庸小说》，页9。
[22] 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9卷第4期，1976年5月，页44。
[23] 大陆学者在侠客的理解上，往往忽略了「历史」问题，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能摆脱僵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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