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之为用，越来越新奇。在一社交场合，听友人介绍：“如今我只找朋友做生意。碰上圈子外的，好不容易订下合同，可是到头来钱啦物啦都可能有去无回。”另一友人跟着自嘲：“小说投稿也跟上潮流呢。你没进入那个主编的圈子，就不灵，进入了，准行。”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乡村全是彼此看着长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里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愈近愈密，愈远愈疏。
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边界，务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有纠纷找法律”成为共识，欲找老兄老友老关系，难矣。
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处对象也找老乡介绍……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庸俗哲学，群居终日，则不可。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乐此不疲，主要心思盘桓在自己脚下围出的圈圈内，热衷勾肩搭背、推杯换盏、私相授受。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即：“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原文刊于9月9日《学习时报》，有删节。原题为《“圈子情结”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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