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联系发了两篇帖子，都跟close reading和distant reading有关。很多朋友都说读了这两个帖子。好朋友姚达兑教授也在微信里表示，他从2015年开始教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课，都会讨论到Moretti的distant reading，而且他2021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文学理论导论》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随后，他发来了他这部书的PDF版本。
题记
今天我抽空把这部书翻了翻，发现姚达兑教授用了三章（全书共八章）涉及到distant reading这个问题，说明对他而言，这是对世界文学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根据阅读顺序，做了一些阅读笔记。如果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那么责任则在我，与作者姚达兑教授无关。如果有不明之处，请阅读姚达兑教授这部著作。
谁是莫莱蒂？
莫莱蒂，是一位意大利籍文学史家，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2016年已荣休）。他的专长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小说文体研究，其著作专门讨论现代小说的历史——尤其是小说作为一种全球性文体及其影响的历史。他在斯坦福大学创建了一个小说研究和文学实验室（The Study of the Novel and Literary Lab），使用科学（数学人文） 的方法来研究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个著名的实验室及其出版物，成为人文研究、计算机科学、数字人文等相关领域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莫莱蒂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人文领域。莫莱蒂的主要著作有《奇迹的先兆：文学形式社会学论集》《世界之路：欧洲文化中的成长教育小说》《现代史诗：从歌德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图表、地图、树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布尔乔亚：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和《远距离阅读》。其中， 《图表、地图、树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和《远距离阅读》两书，已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数字人文等领域学者的必读著作。莫莱蒂对现代小说文体及其全球性扩张有长年累月的研究，其主编的五卷本意大利语小说史巨著《小说》（Il Romanzo，2001—2003） 收录百余篇论文，是这一领域的杰出成果。鉴于国际学术界的英语霸权地位，英语已是世界性的学术语言，意大利语著作明显没有英语著作的影响力大，莫莱蒂从五卷本的《小说》中挑选了一些论文，组织了一些人翻译成英语，经过重新编辑之后在英语世界以两卷本出版。 这个两卷本的《小说》（The Novel，2006），影响比意大利语版更大，可谓是研究现代西方小说的必备参考书。莫莱蒂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全球性扩张的研究，有助于其后续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
《世界文学猜想》及其他
在莫莱蒂诸多影响巨大的著作之中，有一篇短短的论文，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曾引起巨大的回响。这篇文章便是发表于2000年的《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此文一出，争议蜂起，引来了许多回应，以至于一些著名学者针对他的观念而召开了一些相关会议，而他在三年后再写了篇《更多猜想》（More Conjectures）来一一回应他人对他的批评。他这前后两篇文章中提出的种种理念和方法，可谓是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尽管存在着各种不足，也引来许多批评意见。
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本身几乎就是无法把握的概念。莫莱蒂关于世界文学的主要观点及其思想来源情况如下。莫莱蒂理解的世界文学，是指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学作品。但这是一个不可把握的范畴。这与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1958—）的“大量未读” （great unread)概念相关。科恩指出，在文学史提及的作品之外，曾经存在着大量的作品，但自产生之日起便被遗忘或者如今已无法再看到了。世界文学研究，应回应“大量未读”的问题。
其一，历时性地看，18世纪是世界文学的分水岭，决定性的因素是世界市场的形成。这是对马克思“世界文学” 概念的推进。因而，前后存在着两种世界文学。
其二，18世纪之前的世界文学，单个文学传统是“树” 的形状，从天空鸟瞰全世界文学的图景则是一种马赛克式的拼贴。这个观点受启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其三，18世纪之后的世界文学，主要是以“波浪” 的形式存在。这还附证了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是“一个但不平衡”的体系（one but unequal system），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正是这样的存在。
莫莱蒂所论的“世界文学”，是全世界各国、所有民族、所有语言写成的所有的文学，这是一个无法把握的范畴。所以，世界文学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大难题。面对这样的世纪难题，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工具，来给予解答。
莫莱蒂借用了文化史研究的两个有趣隐喻（也是两种分析模式）———树（tree）和波浪（wave），来帮助理解“世界文学”。“树”，或谱系式的树状图，代表的是一个相对完整而自足的体系，展现了多元分支的亲缘关系。莫莱蒂其实质疑的是，许多文学研究仅见“树叶”，不见“树”的整体，更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文学”这样一座“森林”的面貌。“树”的隐喻，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可追溯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用以解释物种的演变及其多元分化。生物进化论的“树状” 图谱，极好地解释了物种的进化（演变）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这正可以借用来观察文学史上比文学作品更大（文类、体系） 或者更小（词汇、主题、修辞） 的分析单位，从其共时性的布局和历时性的演化，来看作品或文类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
因而莫莱蒂说：“进化论对文学史的启示便在于：这是一种理论，其核心问题在于这世上存在的形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分化（divergence）和分支（branching）的结果，而分化则是建立空间分隔（spatial separation）的过程。
在莫莱蒂的比喻里，世界文学的扩散便是在这样的世界体系（请参考Immanuel Wallerstein的相关论著）中进行。
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分析方法之一便是远读（distant reading，或译“距离阅读”）。远读是与细读／近读（close reading） 相对而言，是细读的有益补充。细读在新批评之后已是传统的文学分析手段，究其实质却是《圣经》阐释学式的细致分析（莫莱蒂嘲讽地说：细读是一种准神学训练）。通过细读／近读，可发现单个（或一组）作品的内在特征、意象和象征意义、叙述技巧等内容，对其分析的结果也曾产生了一大批文学理论。然而细读，只见“叶子” （作品），不见树木（单个的文学传统），更无法窥探到“整个森林” （世界文学）的面貌（请注意这个比喻）。换言之，很难观察到更宏观的或更微观维度的文学世界。远读，要求研究者暂时忘掉单个或一组作品，而是凭借计算机对成千上万的文献（大数据） 进行多层次的深度分析，在这里“距离是一种知识的条件”，以便从中发现“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策略（devices）、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当然这样的远读分析带来的代价便是肯定会丧失一些东西，尤其是原本细读方式得出的观点。这一点我们下一章再详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远读，其实也受启于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所谓的“多年分析、一天综合”的历史书写方式。
因为世界体系中各地区的不均衡发展，中心对边缘的影响便会非常大。波浪不喜欢障碍，有席卷一切、吞噬一切的可怕力量。波浪从中心出发，给边缘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这呈现出了由扩张带来的相似性（或“同质性”）。莫莱蒂援引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1876—1960）的话说，“'扩散在人类历史上是强大的保守（而非创新） 力量。’ 这一点千真万确”。扩散并非繁殖，而仅是一种形式扩大了其占有的空间，这样无疑减少了所有形式的总和。因而，受主潮影响的文学，反而没有多少创新性。也即是说，对于波浪的中心来说，那些边缘的文学并不具有创新性———这是相对而言。反过来说，一个文学传统之树中生长出来作家，再经受外来的冲击，借鉴外来文学的良好书写方式而创作出了新的作品，在文化中心而言是缺乏创造性，但站在这个受影响的文化传统中看则是具备了某些创造性。站在另一个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一个文学传统之树，通过分化而产生新形式，这种新形式的多样性，其实仍然是内部的，因而也难以称为较为彻底的创新。
作为文化史隐喻的“树”与“波浪”，皆是单独而论，但在现实中则可能是两者交缠、相互作用。“树”，代表的是民族国家或单个传统的文学，而“波浪” 则依赖于世界市场，更多的影响元素则不是“文学的”。“树”，强调“异”（分支、变化），而波浪强调“同”（同质、同类）。“树”，解释多元分化，而“波浪” 显示出单一的轨道，仿佛是一个极权世界的唯一准则。
大数据与世界文学：细读、大量未读、远读与不读
大数据，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最简单的界定就是数据规模之“大”，大到无法通过人工计算来理解，需要凭借计算机的超强运算能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处理、获取或管理，并转化成人类所能理解的信息。大数据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数据之大，而在于庞大数据中隐含着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人们发现历史规律和预测某种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关键的作用。
大数据至少应包含如下四种特性，可简称为“4V”，即volume（大量／多）、velocity（高速／快）、variety（多样／杂）、value（价值），同时具有可量化、可衡量、可对比、可评估等特性。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避免的是被数据淹没，所以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项“value”（价值）。我们要问的是：数据如何为我所用，尤其是运用到人文学的研究当中去。我们可以在海量数据中探索文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也可用大数据来做历史考证，以求发现一般文本细读分析发现不了的秘密。
２０世纪伊始，西方文论从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批评”，到布拉格的语言学派，再到美国由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 经由语义学入手而兴起的“新批评”，一路高歌猛进，发展迅猛。自英美新批评以来，“文本细读”便作为文学批评的根本法则席卷了西方的文学研究界。这种批评方法舍弃了过去以作者为中心的看法，而提出以文本为中心，强调对文本本身进行透彻分析。新批评强调批评要从作家转向作品，从诗人转向诗作本身，完成对文学文本的圣洁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做法便是：极为严格地分析文本，即所谓的“细读”。新批评虽已是“明日黄花”，然而细读已变成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手段。无论是新批评还是解构主义，聚焦的仍都是经典的文本。莫莱蒂嘲讽地说“美国是一个细读的国度”，所指的便是美国的新批评及其影响之下的文学研究现状。然而，莫莱蒂指出，新批评的分析单个文本的细致程度，其实带有一点“神学意味”。也即是说，当你试着对一个文本的字、词、句等修辞展开关于联想、暗示、隐喻深入分析时，其实就是经学阐释学的方法。千百年来“圣经学” 这么做，中国的经学也这么做。这么做其实意味着，你认为这一部作品要比其他作品更加重要，地位犹如《圣经》的章节，包含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神圣的） 内涵。然而，你凭什么坚定地认为这一部要比所有其他的作品更为重要？须知你所能阅读的作品，只是非常少的量。即便是文学史提及的经典作品，全部加起来也不算很多，但也已远远超过一般读者的阅读量了。
莫莱蒂有一天在一个图书馆里翻到一部1845年的书目，发现该书目中记载的大部分书籍已经不存在了。假如现在的文学史经典序列中的19世纪英国小说是200部，这可能只占当时英国小说出版总量的0.5％，而其他的99.5％则自出版之日始便消失了。这便是马格莉塔·科恩指出的“大量未读” （great unread） 现象。世界文学研究、国族文学史的写作或修订，都必须考虑到大量未读的问题。
世界文学研究中如何解决“海量的难题” （the problem of abundance），即对多种语言、大量作品进行研究的困难？即便是读得多、读得好，并不能解决世界文学的难题。在莫莱蒂看来，细读只能解释个别的、经典的文本，对于世界文学则是无效的。莫莱蒂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与“细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建立一种全新的“远读”模式，通过量化的方法，对海量的文本体系中的类别和形式元素作深入地分析。
莫莱蒂的“远读” 模式首先处理的是世界文学中“大量未读”的问题，针对的是被“细读”（close reading）忽略的问题。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莫莱蒂及其他“远读” 提倡者们所强调的，其实并非以“远读”来代替“细读”。在他那里，文学研究的“量” 与“质” 两者相辅相成，因为对文学的质的定位需要经由细读来完成，对量的分析则需要远读。其次，“远读”打开了“细读”预设的封闭环境（文本自足），打破了文本与文本间的壁垒。“close” 这个英文单词，除了“接近”（意味着近距离阅读）一义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封闭。“文本细读”这种考察文学性，即以语言为前提和起点的批评思路，培养了人们线性的阅读方式。阅读者充分尊重原文的顺序与逻辑，详细阅读文本内容，倾向于关注单一文本中深蕴的而非显著的信息、少见的而非广泛存在的写作模式，关注差异性、独特性而非同一性和普遍性。文本因而也就成为一个自足但却封闭的语言有机体。因而可以说细读分析，往往只见内部，而不见外部，更缺乏语境化、历史化地研究。新批评以降的细读把文学批评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了单个的文本之上，而忽略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莫莱蒂所要处理的恰恰是文本间性的问题。也即同质性的问题。他试图通过“远读”的模式，从不同的文本中抽出共同的要素进行系列研究，以发现文学跨时间、跨空间的整体演化过程、演化形态及演化规律，对整体范围上的文学档案作出新的预判。此外， “远读” 也打破了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壁垒，在颠覆过去“分散式” 的文学分析同时，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 的文学观。新批评的“文本细读” 强调文本就是一个自足独立的存在，并从语音、语义、词义等角度切入文本批评， “着重于对语言、技巧、情节等所谓内部要素的审视，而排除作者、社会、情感等传统文学批评常常使用的角度”。莫莱蒂不满足于这种文学内外研究的分裂，而呼吁一种整体论的文学观，将文学看作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分散的、零碎的个案之和，并不能帮助理解文学的整体，而应当将文学当成一个整体的系统去理解。
莫莱蒂提出一个疑问，文学史上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是否便足以代表其所在的时代？这是0.5％与100％的数量对比的问题。这巨大的数字差别使得莫莱蒂的质疑更有说服力。因而，文学史必须面对“大量的未读”的问题，这一点对世界文学史写作（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是如此。大量的未读，使人时不时怀疑文学史的常识或许有一小部分便是建构起来的。那该怎么办？
莫莱蒂调侃地说，我们批评家早已非常熟悉细读的方式，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学会“不读”或“远读” 了。“细读” 以文本（单个或少量的作品） 为中心，而面对世界文学，我们要做的是以比作品更大的或更小的单位来看待文学，才能发现一些久被忽略的新内容。
在数字人文研究世界文学方面（新型的合作关系），莫莱蒂于2010年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一个“文学实验室”（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致力于利用“计算批评” （computational criticism）来分析文本、验证假设、建模与量化分析。他参照了网络分析理论，把《哈姆雷特》的情节用网络关系表达出来，从而发现了霍拉旭（Horatio）在整个剧中的重要作用几乎不亚于哈姆雷特，因为霍拉旭这个看似毫不重要的人物竟然是官僚国家的象征，连结了丹麦京城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莫莱蒂借助这个案例表明，类似的网络分析可为探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兴国家的分化与独立提供时间信息、帮助识别书中人物权重、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材料、启发新的研究。这其实便是数字人文对传统文学研究的作用的最好诠释。
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思想，为文学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契机，使文学研究逐渐走向了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融。尽管莫莱蒂在2000年《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中，并没有提及数字人文，但其现象的理念却为数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撑。反过来说，数字人文中的文学研究，本身就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最好例证。莫莱蒂的远读方法和世界文学猜想，曾引起了持久的讨论，现在几乎变成了数字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和未来发展的新出发点
学界对莫莱蒂的远读（或者数字人文的方式来研究文学） 有一些批评，主要是嘲讽他的“远读” 乃是一种“不读” （no-reading）。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笔者认为误解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是对将文学数据化的怀疑。远读首先将文学文本看作数据，多数时候通过远读我们仅能观察到一种同质性或关联性，但会牺牲掉个别文本的独特成就或个人的美感体验。这是不可避免的妥协手段，所以需要细读去补救。此外，文学始终是人学（humanities），不是数据，甚至可以说高明的文学作品天生地抵抗数据化处理。那么，这便产生了一大需要面对的难题：研究者怎么在远读追求的科学稳定性和人文本身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y of Humanities）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不过这并不是数字人文才有的问题，传统人文研究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程度上有差别。其二，是对方法和过程的怀疑。远读需要借助
二手阅读或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与他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分析。这里的问题是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否能被完全确证。他人的方法或计算结果有时又是无法完全保证的。如果二手研究成果不能确信，或者技术人员的计算方式稍有差错，那么整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仅仅凭借二手研究而没有文本细读、没有细节分析，没有详细考察文本所处的语境，整个研究过程也就会变得特别不可靠。
其三，在莫莱蒂看来，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写成的所有的文学，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文本都可称作世界文学，并不是每一个文本都能够展现外国传统的影响或者在他者语境中的影响，因而对文学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先对其进行种种限定和排除。
数字人文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范围的扩大和观念的更新。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数字人文采用数据建模、分析的方式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将许多传统研究中“未读”的、“非经典” 的文本纳入到研究者的研究体系中。
其二，随着数字人文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张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变得更加具有整合性和扩展性，文学研究逐渐与其他学科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实现跨学科研究，具备了传统人文方法无法企及的优势。
其三，数字人文为传统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两者应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当然，借助计算机的海量阅读分析，那些原本在细读中发现不了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品，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或关联性。其四，利用数字人文进行文本分析，将会触发一些新型的问题和新型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读图时代，在生长于电子阅读时代的读者成熟之时———因为阅读介质和方式的转换，也给读者／研究者带来了思维的转变。
此外，还有三点补充。
一是，要避免这样的错误认识：远读取代细读，数字人文取代传统研究，数据分析完胜人脑思考。
二是，要清楚意识到目前数字人文与世界文学研究还是初步阶段，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数字人文目前只运用于同种语言的文本分析上，在跨语言现象十分突出的世界文学的研究中则需要更长足的发展。跨语言或多语言交叉的文本分析，涉及翻译研究，也涉及阐释学，需要对所涉的两个或多个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或许随着技术的不断精进，这个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三是，中国学界应当看到在欧美许多国家已成立了一些数字人文的实验室，甚至专门的学院也完成了许多研究项目，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中国学界已落后于人。这种说法或许不算危言耸听：数据既关系到安全和发展，也隐含着一个文明的所有密码。
莫莱蒂的“世界文学”及其方法论
2000年后，莫莱蒂可谓是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并为这个学科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他在其开拓性的专著《图表、地图、树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中所使用的副标题表明了：这是“为了研究一种文学史而建构的多种抽象模型”。那些抽象模型正是数字人文分析的方式，而其结果则在于改写文学史，或者重写一部世界文学史。在该书“图表”一章中，莫莱蒂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1740—1900年英国小说的发展状况。数据方面，他依赖的是这一时段的一百余项研究成果／专著，而每一项成果中包括了大量的作品统计和细读分析。莫莱蒂对这一时段英国小说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而对数据的处理则呈现为一系列的可视化图表。
莫莱蒂经由远读分析而得的求爱小说的二分法（贞洁vs风俗）其实也不是完全确切无误，我们可用细读分析来进一步验证。帕西译本在二分法归类中应属于“贞洁” 一类主题，这个译本也确实存在着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在此之外，这个译本还兼及“风俗” 的主题，甚至可说“风俗”的主题更为重要。帕西译本一再提及“风俗”（manner）。前辈学者经过细读和深入分析后已指出，帕西如同启蒙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比如伏尔泰撰《风俗论》） 一样， “也关注的是民族的'moeurs’，以及风俗背后隐藏的民族精神与心态”。法语词“moeurs”，可译为英语词“manner”，也即“风俗／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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