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系小学生
2021年9月21日，我妈妈在家族聊天群发了条信息：“妮蒂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妮蒂是姨妈的女儿，我们打记事起就认识了。但我和妮蒂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我在美国新泽西州郊区出生、长大，妮蒂则一辈子生活在印度首都德里（德里分新德里和旧德里，但几乎所有印度人都称首都为德里）。在我眼中，妮蒂和她的双胞胎姐姐普列蒂自带大城市光环。她们出席婚礼时总是戴着时尚的大号太阳镜，穿着色彩柔和的旁遮普服。她们的面容和我母亲很像，细长形脸、高颧骨、杏仁眼。二人个性倒是不同，普列蒂善于表达，总是说个不停；相形之下，妮蒂要内向得多，事情一般都藏在心里。
妮蒂真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吗？我们都觉得这不合理。40岁的妮蒂不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是瑜伽教练和健身房的常客。其他信息也说明事情没那么简单。妮蒂离世那天，她12岁的女儿加斯琳一大早就发现妈妈没了意识。她赶紧让爸爸和爷爷送妈妈去医院，但他们不肯。加斯琳随即打电话给妮蒂的哥哥苏米特、双胞胎姐姐普列蒂和健身教练。普列蒂和健身教练赶了过来，将妮蒂送到了医院，苏米特是在医院跟他们会合的。三人都很纳闷：妮蒂的丈夫帕万为何没将她送到医院？帕万后来给出的理由是，他妈妈摔倒了，疼得厉害。
在大家印象中，帕万是个温柔体贴、彬彬有礼的丈夫。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对谁都客客气气。尽管如此，妮蒂突然离世这件事还是过于蹊跷，她哥哥和爸爸为此要求尸检。
9月25日，尸检报告出来了：妮蒂胸口有一处火柴盒大小的伤口，口腔内部有划伤，肺部有大面积出血现象，舌骨发生了骨折。此外，舌头和大脑表面有多个细小的紫色斑点，这表明她的血管因为持续施压产生了破裂。妮蒂的死因并非心脏病，而是窒息。
在妮蒂去世的40多年前，也就是1979年，抗议者涌上新德里街头，要求“停止焚烧女性的恶行”。那一年和往常一样，有数百位妻子被活活烧死，区别在于当年有几位受害者走进了公众视野，引发了抗议活动。沙希巴拉·查达是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被烧死的；坎昌·乔普拉过世前一天，她哥哥报过案，说妹妹有性命之虞，但警察还是把他打发走了。最受关注的是塔文德·考尔，她和妮蒂一样，住在德里北部的富人区。1979年5月15日，考尔看电视的时候，她婆婆突然将煤油浇在她身上，紧接着，她小姑子扔过来一根点燃的火柴。烈火焚身的考尔跑起来大声呼救，等被送到医院時已经奄奄一息。她刚跟警察把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就因烧伤过重离世。据说在此之前，考尔忍受了长达五个月的霸凌、针扎和言语侮辱。她结婚时带了不少嫁妆进婆家，包括坐垫、餐具、一个大衣柜和一台电视，但婆家并不知足。有报道称，他们还想要黄金、一辆摩托车以及支持家里生意的资金，而且毫不掩饰地向考尔提出了诉求。
1979年以前，这样的惨剧都是按意外处理，比如谎称煤油炉出问题了，或者干脆说死者是自杀身亡。若不是印度妇女解放组织，或许根本不会有人关注到考尔。那年，组织成员走上街头，到考尔家附近游行，高声呼喊：“女性不是用来烧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进而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大型集会。1983年，印度修改《刑法典》，新增法律条文，明确丈夫及其亲属对妇女实施虐待是违法的。
印度也出台过其他保护妇女权益的法规，比如《印度婚姻法》（1955年）、《取缔嫁妆法》（1961年）、《反家暴法》（2005）等。然而，法律上的进步似乎并没有提升印度女性的地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印度在146个国家中位列第135位，排在孟加拉国（71）和斯里兰卡（110）后面。这不禁让人发问：印度为何对女性如此不友好？
不过，直接给印度贴上“对女性不友好”的标签并不客观。印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拥有上百种语言和全球1/6的人口。印度卡西族就重女轻男，更愿意要女儿。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表明，印度女性的识字率是66%，低于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但印度内部各地区的差异很大，喀拉拉邦女性的识字率就超过了90%。
印度也有悠久的反父权制历史。早在4世纪，就有印度作家质疑不让女性继承遗产的做法。我生在锡克族家庭，对锡克族的历史较为熟悉。据传，锡克教第三代祖师阿玛尔·达斯曾批判过不少恶习，比如妻子自焚殉夫、民间杀害女婴以及强制女性戴面纱。他还选拔过一批女性做传教士。矛盾的是，锡克人并没有改变这些陈规陋习。锡克帝国首任国王兰吉特·辛格有22位妻子，1839年他去世被火葬，有11位妻子殉葬。如今，绝大多数锡克人生活在旁遮普邦，这里性别比严重失衡，失衡背后其实是杀害女婴的恶习以及性别选择性流产。对女性而言，投胎到旁遮普邦恐怕是下下之选。
提及女性受到的压迫，我们会想到父权制、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这些在印度都有体现，但都没法精准解释印度女性的处境。1979年杀死塔文德·考尔的并不是男权主义或性别对立，而是她婆家的两名女性。她们为什么要对同性痛下杀手？这和杀婴、家暴、嫁妆的逻辑是一致的，即女性是负担。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女性称作“至高礼物”，印度人却习惯于将女性看作经济负担。印度北部有一句谚语：“女孩吃的是面包，但等她长大成为女人，就会吃父母的肉。”要想在印度争取妇女权益，光靠反暴力肯定不够，还要设法让全社会认识到女性的价值。不过，这件事为什么做起来这么难？
2001年，20岁的妮蒂经媒人介绍认识了25岁的帕万。双方父母觉得二人很般配，但妮蒂坦言，自己对帕万不感兴趣。“她最后是迫于家人的压力才嫁给了帕万。”普列蒂告诉我。两家都是富商家庭，帕万是家中独子。他爷爷认识不少达官显贵，在德里的锡克人圈里也挺有影响力。
婚礼在2001年11月25日举办，奢华至极，宴席一连摆了五天，宾客总共有上千人。按照印度习俗，新娘成婚后要和新郎一家人住到一起。这意味着今后和妮蒂一起生活的除了丈夫帕万，还有帕万的父母以及帕万的爷爷和叔叔们。婚后，妮蒂和帕万生了两个孩子，分别是2002年出生的加普琳和2009年出生的加斯琳。
妮蒂并没有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后生活。帕万家虽然富有，但过得相当节俭，给妮蒂提供的生活费更是少得可怜。她为了改善生活，卖过巧克力，当过瑜伽老师。不过，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婚姻，錢的问题虽然烦人，但普列蒂从未想过这会危及妹妹的生命。
妮蒂的死改变了人们对她婚姻的看法。尸检报告出来没几个小时，帕万就被警方带走审问。他告诉警察，妮蒂的死是二人争吵后的意外。妮蒂总去健身房，他对此心怀不满。妮蒂去世前一晚，二人因为女儿的事吵了起来，说了很多气话，但吵完架就正常吃饭睡觉了。
凌晨一点半，帕万起身，“我把她叫醒，问她为什么那样跟我讲话。她被吓到了，大喊大叫起来，我就把她嘴捂上了。她把我推开了，我让她安静点，再这样下去会把孩子吵醒的。”
“你是否察觉到她死了？”警察问道。
“没有，我为什么会那样想？我又没下死手。我只是用手堵住了她的嘴，让她别喊了。她把我推开后，我打了她一拳。”
警察问帕万为何不带妻子去医院。他是这么回答的：“她倒下了，呃……我的意思是，她在床上躺下了，因此我没再说什么。我以为是血压问题，等早上就没事了。”
妮蒂父亲觉得事情的起因早已埋下。妮蒂去世前一个月找过他：婆家向这位亲家提出了新要求，让他买辆车，给他们换新家具，并提供2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2万元）的现金。他跟女儿说自己现在手头没钱，得等上几个月。9月19日，妮蒂去世前两天，她又来找父亲，向他哭诉，说婆家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妮蒂父亲还说，女儿结婚20年来，亲家每年都会伸手要钱要物。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妥协。他向警察出具了买珠宝和买车的发票。2020年，妮蒂从他这里要走了7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6.5万元）。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别把事情闹大。”普列蒂说。女性一旦出嫁，就要调整自己的期待值，凡事都要按婆家的规矩来。“我们的妈妈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种思维方式在印度极为普遍。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离婚不可想象。父母会劝女儿不要离，他们觉得等结婚久了，经济条件好一些，有孩子了，女儿的日子自然会好过些。我母亲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那时，她大学刚毕业，本想找份工作，但没多久就有人上门说亲。媒人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深受长辈信任。于是，家里人没征询我母亲的意愿，便直接答应了。
几个月后，我妈妈和她的未婚夫第一次见面。“他身上没有任何吸引我的地方。”她说。为了让父亲取消婚约，她甚至以死相逼。“我似乎别无选择，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不接受，就有损家庭声誉，我妹妹将来找对象也会受影响。”她回忆道。
1976年2月，我母亲结婚，两年后和丈夫搬到美国，在保险公司上班。后来，二人感情破裂。1981年，我妈妈决定离婚，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外公。我妈妈回忆道：“他是这么说的：'不行，绝对不行。你别跟我说这些，你能不能想想你妹妹，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你。’说来说去，还是当初强迫我结婚的那一套，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劝我继续维持这段糟糕透顶的婚姻。我告诉他说什么都没用，我已下定决心。”
嫁妆的存在会助长两种暴力：其一，杀害女婴，一个家庭如果生太多女儿，就要准备很多嫁妆，部分家庭为了减少负担，会选择杀害女婴；其二，为了拿到更多嫁妆，婆家有可能虐待儿媳。
我母亲和妮蒂的婚姻都不幸福，但她俩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我妈妈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时候没有孩子；她早就离开了反对离婚的社会，搬到了美国生活；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些区别对她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你如果问别人：女性为何在印度过得如此艰难？他们大概率会跟你说一些和父权制有关的陋习：女性婚后要住进夫家；对父母而言，女儿迟早都要嫁出去，成为外人，父母因此重男轻女，不愿在女儿身上投入太多；印度社会不鼓励女性工作，没工作意味着没收入，没收入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离婚虽然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印度人对这件事还是相当忌讳，觉得离婚有辱门楣。其次，女性即使真的离婚了，没有职业技能，还是难以生活。
嫁妆的存在更是进一步恶化了印度女性的处境。嫁妆在古希腊、中世纪欧洲一度非常盛行，发展到今天，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嫁妆往往出现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就是个典型。嫁妆的存在会助长两种暴力：其一，杀害女婴，一个家庭如果生太多女儿，就要准备很多嫁妆，部分家庭为了减少负担，会选择杀害女婴；其二，为了拿到更多嫁妆，婆家有可能虐待儿媳。
印度的父权传统将女性困在了婚姻里。世界卫生组织称，有25%到50%的印度女性正在遭受家暴；即便如此，印度的离婚率却只有1%。选择离婚的印度人的确比过去多了一些，城市的趋势更为明显，但印度依旧是全世界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这些现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放眼世界，一个地区如果历史上主要发展的是犁耕农业，就会更加重视有气力的男性而轻视女性，这种思维定式会延续至今。印度内部也是如此，该国西北部有一句民谚：“死儿子霉运来，死女儿好运来。”
部分专家坚信，国家富起来后，女性的处境会有所改善。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经济发展会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加自由和包容。他在专著《文化的演变》中写道：“国家变得富有后，生存的威胁就会远去，人们对男女平等和社会多元性的包容度自然也会提升。”
乍看之下，英格尔哈特的预言似乎应验了。1981年到2018年，印度极度贫困人口从60%降至11%；与此同时，女性识字率从25%升至66%；女性读高中的比例从20%上升到近80%，追平了和男性的差距。
不过，如果参考更多的指标，就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嫁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嫁妆按理说应该成为历史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欧洲，婚姻支付现象在工业化的推动下逐步消失，而印度却呈相反趋势。1961年，印度出台法律，取缔嫁妆，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上世纪20年代，1/3的印度女性结婚时要准备嫁妆；到了2008年，几乎所有农村地区的女性都要準备嫁妆。
除了嫁妆的进一步普及，印度还出现了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1981年到2016年，印度选择性打胎的数量呈持续攀升态势。受良好教育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上升了；但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占比反而从1990年的28%降至2021年的23%。2015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经济评论》指出，如果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的丈夫，女性将有更大概率选择不工作。这一点也再次说明，富裕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具有矛盾性。
争取妇女权益，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绝非易事。女性受压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譬如嫁妆、犁耕传统、司法腐败和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相比其他国家的女性，印度女性面前摆着两个非常突出的难题：一是社会对离婚的偏见，二是社会不鼓励女性工作。这两点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无法离婚，就越不会觉得有必要出去工作；越不会工作，就越难有摆脱失败婚姻的底气。只要这两个难题继续存在，女性就容易被视作负担，娶妻也容易被视为换取嫁妆的交易。女性哪怕婚姻不幸福，也别无选择，只能挺下去。
这个恶性循环困住了印度女性，她们只能迎合社会对理想妻子的期待，做一个顾家的贤妻。许多女性想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普列蒂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被束缚住。“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妹妹，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女儿。”她说，“我希望她将来做一位职场女性。”但矛盾的是，她又告诉我：“学历也不能过高，否则不好找对象。”
2021年9月30日，妮蒂去世第九天，帕万被捕第五天，家里为妮蒂举行了祭奠仪式。我通过视频直播参加了仪式。镜头从乐师扫到宾客，我看到了普列蒂，她疲惫地靠墙坐着，眼睛都哭肿了。
乐师在演奏锡克教创始人那纳克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葬礼上常放，主题是“青春易逝”。歌词将死亡和女性嫁人作了类比：“灵魂啊！你好比美丽的新娘，你难道没有听到远方的呼唤？你终究要嫁进婆家，娘家不能永远待下去。”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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