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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思中学是一所创造神奇的乡村中学
“洋思”进城
1.“洋思”进城的标本意义
    2.进城:一个无奈的抉择
    3.城市:拥抱洋思的并不全是繁华
    4.洋思以不变应万变
    5.洋思:在变化中与时俱进
    6.洋思进城必须回答好三个问题
【专题名称】中小学学校管理
【专 题 号】G30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版》(南京)2008年03期第4~14页
【作者简介】张俊平,朱从卫,王伟,《江苏教育》记者


    策划人语:“洋思”进城的标本意义
    张俊平
    2005年,从江苏省泰兴市传来消息:洋思中学斥资1.3个多亿,整体搬迁进城。无论从什么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爆炸性的教育事件。
    众所周知,洋思中学是一所创造神奇的乡村中学。这所曾是“三流的条件,三流的师资,三流的生源”的农村初级中学,在老校长蔡林森的带领下,他们秉持“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办学理念,践行“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上帝般令人敬畏”的办学效益:
    从小学校到大学校——1980年,洋思创办之初只有5个教学班、13名教职员工,到2005年,班级数已经增加到54个班,教职员工也增加到200多人,在泰州、江苏乃至全国农村范围内,都可称之为“大规模学校”或“超大规模学校”了。
    从薄弱初中到现代化示范学校——洋思创办之时,只有两排平房,办学条件简陋寒碜不说,师资队伍更是参差不齐,13名教职员工中就有11人是民办或代课教师,到2005年,洋思中学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不仅有了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餐厅,而且还有了让城里学校都羡慕不已的有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200多名教师,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省特级教师1人,省名校长1人,省、市级骨干教师21人,学科带头人45人。
    从默默无闻到闻名遐迩——创办之初,洋思中学在外仅有的名声是“薄弱”,时过境迁,到2005年,洋思中学早已是全省、全国闻名的品牌初中了。因为教育质量高,全国各地都有家长将在本地学不好的孩子送到洋思来;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数百名教师前来洋思考察学习,有的甚至住校半年、一年,长期深入研究。因为办学效益好,学校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教育现代化示范初中、模范学校、先进集体和文明单位等,教师中有7人获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省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老校长蔡林森更是两次受到中央最高领导同志的接见。
    将农村学校办进城里,洋思人创造了又一个“上帝般令人敬畏”的神话。
    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洋思:洋思的根在乡村,学校办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根据地,转而投向城市的怀抱?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离开乡村的洋思是否还是真正的“洋思”?人们将担忧的心情送给洋思:对洋思来说,城市是陌生和充满诱惑的,进了城的洋思人是否能摆脱农民李自成式的“进城即败”的宿命?1.3亿多元的搬迁债务,洋思人是否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经济负担?
    怀疑也好,担忧也罢,都挡不住洋思人进城的脚步。如今,洋思人不仅将学校办进了城里,而且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向世人证明:在乡村,洋思是一流的;在城市,洋思同样是一流的。目前洋思中学规模已发展到68个班,近3800名学生。尽管人们对“洋思进城”的争论远没有结束,但一个崭新的洋思毕竟已经毋庸置疑地树立起来。就洋思中学自身而言,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成功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洋思是一所办得好的乡村初中,本不应当背井离乡,这种义无反顾的“适彼乐土”,是否应当引起我们对中国乡村初中教育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深入反思,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深刻检讨?将乡村初中办进城里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选择,像洋思这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将学校办进城里的乡村初中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乡村初中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仍然也必须将根深深地扎在脚下那一片土地里,但是在社会日益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需要以怎样的情怀和毅力来守望乡村教育?洋思是第一个将乡村初中办进城里的学校,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对于那些后来人,洋思这个先行者在哪些方面给他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记者观察1:进城:一个无奈的抉择
    张俊平/朱从卫/王伟
    洋思为什么进城?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洋思人遭遇这样的问题,要么一笑而过,给提问者一个“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要么抛出3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学校与化工园区比邻,环境和空气都已经不适合办学;二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到位,泰兴市的人口每年都在负增长,加上区划调整、撤乡并镇,洋思的生源将会逐步萎缩;三是有人认为洋思的经验在农村搞搞还可以,到城里便没有市场和价值了,洋思人就是要争这口气,让人们看到洋思的一套在城里同样可以成功。其实,这些理由远不足以让洋思放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农村根据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讳莫如深、“家丑不可外扬”式的痛。
    还是让我们将目光回溯到上个世纪末,洋思中学校园内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办公楼一幢幢拔地而起,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也即将铺成,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喜形于色:我们的校园现代无比!但是,时任校长蔡林森却是一脸凝重。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多少年的梦想变成现实,蔡校长应当高兴才是啊?!在学校领导班子会议上,蔡林森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人去楼空。蔡林森的隐忧显而易见:房子盖起来了,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大家更不理解:每年招生,学校都要扩班,以满足全国各地渴望将孩子教好的家长的愿望;每天都有成百甚至成千的教师、研究人员和行政领导慕名前来考察学习,即使是收每人15元的“门票”,也挡不住参观者接踵而至的脚步。这样的学校怎么会没有人来?!蔡林森是深刻的,他透过繁荣看到了潜在的危机:队伍不稳。
    蔡林森的隐忧缘于几件事情对他的刺激:
    副校长曹伟林1992年进洋思,是一个与洋思一起成长、成名的青年教师,小伙子不仅书教得好,人也长得帅气精神,就是这样一个才干相貌出众的青年,在婚姻问题上却总是“老大不成”,直到逼近三十,才在朋友的全力帮助下与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喜结连理。婚礼上,曹伟林妻子同事的一句窃窃私语,深深刺痛了曹伟林,也深深刺痛了蔡林森:城里那么多好小伙你不选,怎么会嫁到洋思那么个地方?
    不管怎么说,曹伟林还是幸运的,他毕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生命的一个使命。对于洋思更多的青年(特别是男青年)教师来说,被人瞧不起、找对象难,成了他们人生迈不过去的坎。语文骨干教师小杨眼看到了而立之年,婚姻问题依然“八字没有一撇”,他自己并没有觉着什么,父亲母亲却是焦急万分:女大当嫁,男大当婚,这婚姻大事可万万耽误不得的。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跑到学校,甚至不惜一切,动用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一次又一次恳求蔡林森放他们的儿子进城。蔡林森没有为难他们,因为他深知婚姻对一个青年及其家庭的重要意义。但是,蔡林森心里愤愤不平的是:为什么农村青年教师的婚姻就这样难?
    一方面被城里人瞧不起,另一方面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削尖脑袋往城里钻,成了乡村中学洋思大多数青年教师挣不脱的一个集体宿命。其实,婚姻并不是青年教师离开洋思的唯一理由,他们进城,更多的还是因为心灵对城市文化、文明和繁华的向往。据统计,从2001至2005年,洋思中学每年都有十几个青年教师离去,其中包括一位副校长的儿媳、一位分校长的妻子。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是成熟的骨干教师,他们的去处无一例外都是县城学校。有些教师为了进城,宁愿屈下身子教小学也在所不惜。好不容易有一个青年教师刚刚成熟起来,很快就会有一个甚至更多的骨干教师轻轻地挥一挥手离去。孔雀东南飞,骨干教师城里去,成了挡不住的一股暗流,也成了校长蔡林森心头挥之不去的痛。
    于是,蔡林森与他的领导班子想尽办法为自己的队伍补血——招聘优秀师范毕业生进洋思任教。每年四五月份,蔡林森与他的领导班子都一一披挂上阵,奔赴招聘教师第一线,华北华南,华东华中,哪里有师范毕业生招聘会,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召开优秀师范毕业生座谈会,与有意向的师范毕业生签订合同。为了吸引优秀师范毕业生前往洋思,蔡林森甚至不惜夸下海口,许下学校两三年后就搬进城区的诺言。尽管如此,优秀的师范毕业生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将脚步迈向洋思,有的虽然与洋思签下了就业合同,但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便临阵脱逃。小卜是徐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的优秀毕业生,毕业之前就早早与洋思签了合同,就在学校等待她来校参加暑期培训时,她却单方面撕毁合同,转而投向城区一所向她抛来绣球的学校的怀抱,尽管有3000元的违约金,依然挡不住她对城市的向往。
    人往高处走,教师对城市的向往和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师资却成了洋思中学必须迈过的坎:成熟的骨干教师留不住,优秀的师范生不肯来。2001年,洋思中学由21个班一下子扩张到47个班,成倍翻的教师从哪里来?蔡林森找到市里,最终由市教育局出面,要求每个乡镇调一点、学校分配来一点以及洋思中学所在镇的小学6年级的教师选拔一点,洋思中学才勉强开了班。蔡林森和他的领导班子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批好教师就没有所好学校,学校办不好,谁还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洋思这所乡村中学来?如此下去,不用几年,洋思路上便会断了后来人,偌大的洋思中学校园,可能就空荡荡地剩几幢大楼独立寒秋了。蔡林森和洋思中学不是哈姆雷特,但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实实在在摆在他们的面前。痛定思痛,洋思人终于作出了一个痛苦和无奈的抉择:进城!
    记者观察2:城市:拥抱洋思的并不全是繁华
    张俊平/朱从卫/王伟
    洋思是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走进城区的。
    或(学者)曰:树洋思这个典型是因为三个“三流”创造了一个“一流”,如果洋思进了城,在硬件设施上,把洋思武装到了牙齿,这个典型有何意义?
    或(领导)曰:老蔡,你在农村搞十轨制就不错了,扩大规模、到城区那是找罪受;再说城区优秀的学校太多了,洋思进城,你的优势在哪里?你还是原来的洋思吗?
    或(家长)曰:老洋思地处偏僻之地,周围没有网吧、游戏厅,没有其他娱乐场所,是学习的好地方,我们正是冲着这一点才把孩子送到洋思来的。洋思搬进城区,孩子们能挡得住城区的诱惑吗?
    或(当地干群)曰:洋思是办在家门口的好学校,进城之后,不仅自己的孩子以后上学不方便了,而且还连累经济发展——洋思面向全国招生,每天都有数百甚至千人的参观考察,他们的消费使洋思周边成了“小香港”。如果洋思进城,当地的老百姓不就从此断了财路?
    或(城区学校)曰:洋思在农村可以死揪,可不遵循教育规律,可不遵循教学常规,可不开齐开足上好课程……因为在那里别人不知道,到了城区,一切透明、公开化,看他们如何吃不了兜着走?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话去。洋思人的脚步最终还是迈进了城区。2005年,在一片荒芜的开发区土地上,崭新的洋思中学矗立起来。当然,城市拥抱他们的并不全是繁华。
    洋思进城,虽然不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却也要奋力度过一道道难关。
    一是如何化解1.3个多亿的债务?洋思整体搬迁进城,征地、建筑、装备,总投资1.3个多亿。洋思这些年不断扩张,自身在经济上并没有积累,这1.3个多亿,或是由建筑工程队垫资,或是向银行贷款,或是向教师集资。新学校很快建起来了,洋思的债台也筑起来了。据统计,参与洋思基建的大小包工头有96个,每天要债的不离门,2006年,秦培元接任校长的第一天,就有几十位包工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要钱,有的包工头甚至扬言:“如不给钱,就带民工来锁学校大门。”银行的贷款、教师的集资款有的眼看就要到期,如果还不起或者发生挤兑,那就真的无法收拾。病急乱投医,学校因急于融资,结果两次上当,不仅没融到资,反而前后花掉了几十万元。学校被沉重的债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学校第一年收的学费全部都用来还债了,正常运转只能靠卖“门票”卖资料的钱。连续两年,教师的奖金都是打的“白条”——每学年结束,先由教务处与各个年级的老师算好奖金,然后再由财务处向老师开出借条抵算奖金,并承诺待学校有钱时再按银行利率清账。奖金打的是“白条”,福利基本上都是空头支票,因为学校没钱,领导说要发给老师的节日福利结果都没有兑现。教师看不到希望,人心浮动,有的甚至传言,说洋思办不下去了,要由一所民办学校接管。
    二是如何在城里立住脚跟?泰兴城区主要有5所初中,这些初中盘踞城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点和优势,成为泰兴初中教育优质资源的主要集中地,特别是济川实验初中,有优先招生的权利,不仅生源可以挑全市最好的,教师也可以选择全市最优秀的,教学设备更是全市一流。洋思中学是陈奂生进城,他们凭什么“与狼共舞”,在与城区这些传统势力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另一方面,城区的老百姓在为孩子选择初中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首选济川实验初中,然后再选其他初中。城区许多家长对洋思的印象就是“揪”、“死揪”、“往死里揪”,他们教育孩子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再不听话把你送洋思去”,也就是说,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把孩子送到洋思中学去。虽然这是对洋思的误解,但洋思人必须直面与正视。现任校长秦培元说起当年进城时的艰难,无限感慨:我们想方设法与城区百姓沟通,试图让他们明白,洋思不光能教好“学不好的学生”,同样能教好“学得好的学生”,但很难——最痛苦的是城区老百姓不相信你。
    三是如何适应城区环境管好师生?学校进城了,办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老师们来说,在老校区可以说是整天足不出校,全身心待在校内,先学生起身之前起身,后学生睡觉之后睡觉,除了教学就是辅导学生,每天工作近15个小时。而进城以后,与城区其他学校比较,别的学校的老师7:30上班,上完课就可以回家,晚上从来不需要晚办公,但洋思老师却因洋思中学的特殊情况,需要五点多就起身,晚上还要工作到近十点。不比不知道,一比心就跳,洋思的老师心理难免有些失衡。另一方面,城区学校的老师由于不需要到校晚办公,有的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做家教,每个晚上可以有几百元的收入,而洋思看一个班的学生晚自习费只有5元钱。还要本班几个老师一起分,巨大的收入反差同样让一些老师心理失衡。此外,洋思在老校区时,由于学校离城区较远(大部分老师家在城区),老师们回家相当不便,因此基本上都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家里人也都习惯了。但是进城以后,老师离家近了,从学校到家最远的也只需要十多分钟,却有家不能回,整天扑在学校,孩子老人无暇照料,家人于是有了怨言。在新的环境里,如何让老师无怨无悔、继续讲奉献?
    与教师管理一样,学生管理也遇到了新的问题。洋思进城后,学校周边环境与在乡村时明显不一样,正如当初一些家长所说:各种娱乐游戏场所增多,对学生的诱惑增大,学生还能像以往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吗?洋思在乡村时,就有学生受不了严格管理而偷偷跑出校园,现在进城了,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交通便捷,学生出校更容易,校外灯红酒绿,学生身心安全问题怎样保障?此外,洋思进城后,生源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主要是施教区的“子弟兵”和来自全国各地、在当地“教不好”的学生,现在的洋思,更有泰兴市区及其他乡镇的学生,学生的整体素质比以前高了,以前偏向于严格管理的方式能否适应?怎样创造一个适合不同类型学生的管理?
    记者观察3:洋思以不变应万变
    张俊平/朱从卫/王伟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挑战,乡村中学洋思凭什么在城区安身立命?洋思人给出的第一份答案是:坚守和坚持。所谓坚守和坚持,用现任校长秦培元的话说就是坚守和坚持洋思办学传统和办学文化中具有先进生产力意义的精神、思想、理念和模式不动摇。
    之一、坚守和坚持“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为每一个学生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不变。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为每一个学生发展服务”,是洋思的立校之本,发达之本。新《义务教育法》强调教育均衡发展和公平发展,更加坚定了洋思人坚持自己这一办学理念的信心,尽管现在生源结构有了变化,但这丝毫不影响也不会改变洋思的办学理念。把人人合格放在第一位,坚持从最后一名抓起。因材施教,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最适合他的教育,让中下的发展成好的,让尖子发展得更好。
    林生是泰兴市一位原副市长的孙子,是城区初中有名的“三不”(上课不听讲,放学不回家,回家不做作业)学生,爷爷听说洋思中学“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并能“让每一位家长满意”,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孙子中途转入洋思读初二。林生进入洋思后,老师针对他好面子、脑子灵活等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使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7年中考竟以720多分的高分考入省泰兴中学。从此,只要与人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位原副市长都会说:将孩子送到洋思中学,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学生在洋思学得让家长满意,生活得也让家长满意。2005年,一位回族的学生家长迫切想要把孩子送到洋思读书,但又担心孩子到洋思吃饭吃菜成问题。学校了解情况后,决定为该生单列一张餐桌,每天的饭菜单煮。家长很是感动:洋思中学就是为了孩子着想。这位回民家长从此成了洋思的义务宣传员,这两年,他一个人就先后介绍了十多名回民子弟到洋思来读书。在洋思的校长、老师心里,装得最多的就是学生家长,就是为他们孩子的发展服务。平时家长打来电话,即使是像学生宿舍电话很难打进、不能与小孩联系这样的小事,学校也都当做大事来办,立即解决,从不拖延。2005年,学校刚进城区,学生早晨起床后,由于用水高峰,学生宿舍5楼、6楼有时水压低,供水不足,家长电话打到学校,学校立即研究解决方案,当天就把事情办好了。家长们都说:没想到洋思中学把家长的话、孩子的事如此放在心上,很了不起,把孩子送到洋思没有错。
    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成为洋思中学校长和老师心中的信仰和行为的基本法。2006年,家长反映一位语文老师体罚学生。学校查实后,责令这位老师检讨整改。但是,没过多久,这位老师旧病复发,学校领导讨论后,决定辞退。尽管这位老师找了许多人,甚至通过市教育局一位领导说情,依然没有动摇洋思领导班子的决心。短短两年多时间,像这位语文老师一样因为“让家长不满意”而丢了饭碗的教师就有3人。校长秦培元说,信仰是神圣的,谁都不能亵渎,基本法是刚性的,谁都不能触摸。否则,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
    之二、坚守和坚持“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不变。
    洋思能将别人教不好的学生教好,除了得力于先进的办学理念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这就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模式。洋思人深知学生学得主动、教师教得有效对提高教学效益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称为“看家本领”,现在进城了,这个传家宝不仅不能丢,而且更加强调,要求全体教师“学而时习之”。为此,学校一是硬性规定,不会用洋思模式不算是洋思人;二是对新教师实行“导师制”,由“老洋思”向他们传授洋思模式;三是领导听课要求教师按洋思模式上;四是好课的评优标准就是洋思模式的标准;五是开展两课一评活动,新老教师按洋思模式同上一节课,然后进行评比。当然,“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只是一个基本模式,进城之后,洋思鼓励教师结合学科和自身特点,形成基于“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的变式,从而丰富、发展这一模式。
    之三、坚守和坚持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不变。
    洋思的生源不是最好的,洋思的师资也不是最好的,但教育教学质量却在最好的之列,究其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洋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洋思的管理不是一般的严格,以至于有人说它不人道、不文明。其实,那是他们只看表面,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他们的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在他们的教育方法、学习方法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之前,就需要用制度进行约束和规范。
    坚持一“包”到底。将“包”字引进校园,这是洋思人的管理创新。进城之后,洋思的各项工作依然“包”字当头:各年级负责人(初一汤宏程副校长、初二凌俊主任、初三曹伟林副校长)包各年级的教学质量,师生管理;后勤负责人(杜红先副校长、刘国琪主任)包全校的后勤工作,有效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教导主任(高正国主任)包全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常规管理;教科研负责人(刘金玉副校长)包全校的教研有特色,人人有教研课题,人人有教研成果等等;各备课组长包本备课组老师备、讲、改等教学工作按学校规定正常进行,包本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兄弟学校相比居上游位置,包本备课组所有老师教学质量均衡发展,差距小;班主任包本班学生的思想工作、纪律工作、卫生工作等。学校每学期都与“承包人”签订项目合同,明确权利和义务,确认奖罚标准。切莫小看了这一个“包”字,它不仅强化了教师的责任感,而且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在洋思,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立了功有人“领”,出了错有人“顶”。校园既秩序井然,又生动活泼。
    坚持师德规范与学生行为规范考核。对教师的师德进行考核,是洋思教师管理的一个传统,他们一直常抓不懈。洋思从出勤(上下班、开会出席、出操等)、师生关系(体罚、变相体罚、侮辱学生等)、教学常规(遵守教学秩序、课内规则、备课、作业批改、乱订私订复习资料)等方面制订“师德28条”,按月对教师进行师德考核,达标者不仅取得评优评先资格,而且还能获得每月200元的奖励;不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制),自然是两手空空。这种看似严酷的考核,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规范;既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动力。因为在“师德28条”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每个教师都自觉执行,坚持下来,最终成了洋思教师集体的行为习惯。与教师管理一样,洋思对学生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洋思把学生在宿舍、食堂、教室、操场的行为进行规范,制订百分赛,每天检查考核,次日上课前公布,扣分到班,班主任针对问题进行教育。以上纪律、卫生的扣分情况,学校每月一统计,评比出各年级的“纪律优胜班级”、“卫生优胜班级”,在全校公布表彰。把学生在宿舍的表现(守纪情况、讲卫生情况)进行百分赛考核,每月一评比,评出“文明宿舍”。把学生在餐厅的表现(守纪、值日、是否浪费粮食等)进行百分赛考核,每月一评比,评出“文明餐桌”。评不上“文明餐桌”、“文明宿舍”的学生期末不得评选“三好学生”。洋思能够把别人“教不好的学生”教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先从学会做人教起,教学生学会做人,就是通过上述行为规范考核一点一滴抓起,从这些一点一滴的地方改变着学生的一切。
    坚持“周周清”。“周周清”与“日日清”、“月月清”都是洋思提高教师教学效益的有力抓手,二十多年来,已经内化为洋思教师的教学常规。洋思的备课组长每周都要组织集体备课,统一教学进度、目标、深度、广度、家庭作业,抓好“周周清”工作,保证年级内各班级质量优质平衡发展,保证本备课组各项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学校根据教师“清”的情况(数量、质量),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发放“清”贴,以此保证全校教学工作正常、有序、高效地进行。
    之四、坚守和坚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的“洋思精神”不变。
    到过洋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洋思的老师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这就是洋思人引以为豪的“洋思精神”。洋思人说他们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精神的底子,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精神不能丢。
    洋思进城之后,依然实行全寄宿制。洋思很多老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从学校到家最多的也只有10来分钟,可是为了便于及时地管理学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大多数老师都食宿在校,以校为家。学校也给每一位老师准备了集体宿舍,单身教师3人一间,如果是夫妻双双,学校还会专门配备单间。与学生同住,已经成了洋思校长、老师的习惯,前任校长蔡林森住在学生宿舍,现任校长秦培元同样住在学生宿舍,每天都是先学生起床,后学生睡觉。洋思的每个班主任每天早晨都是6:00之前起身,和学生一起到教室,中午到餐厅管理本班学生就餐,督促学生吃饱,做好值日工作,每天21:00晚自习结束后送学生到宿舍,等学生都入睡后才离开,几乎天天都要工作到22:00左右。学校每个月放假一次。洋思刚刚进城,教师编制紧张,不少教师超工作量、超负荷工作,有的教师每天除了上课、备课外,还要改四套(二百多人次)的作业。
    洋思老师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却很少。学校给老师的补贴,早上3元、中午3元、晚上5元,就是这11元钱,还要几个教师分,可老师们从无怨言:我们的学生24小时在校,没有人照看怎么行?他们的家长怎么会放心?洋思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双休日不回家,学校组织他们搞文体活动,或者旅游,或者绿色上网、阅读等,这些工作都要教师组织、陪同,老师们双休日都很自觉地到校,完成各自分配到的工作,加班津贴也只有每天每人30元。面对外校有些老师双休日搞家教或从事其他第二职业所获得的高得多的、甚至几十倍的收入,老师们也从不向学校讲价钱,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学生24小时在校,没有人照看怎么行?他们的家长怎么会放心?
    记者观察4:洋思:在变化中与时俱进
    张俊平/朱从卫/王伟
    洋思进城,给我们的感觉,一些方面是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而另一些方面则已经山不是那个山,水也不是那个水了。秦培元说,洋思进城之后,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都有了质的变化,老洋思的有些东西要坚守和坚持,有些东西则要改变和创新,正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变化之一:人文关怀多了。
    与洋思的老师们座谈,他们说洋思变化最大的是领导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多了。对此,现任校长秦培元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有特殊的精神需要。有一句俗话:“你把对方当人看,他就会愿意把自己当牛使。”作为学校管理者,就是要想法满足老师适当的、正常的需求,否则他们就会“造反”,就会消极怠工,就会一走了之。洋思许多教师的家属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学校进城之后,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带来了很多就业岗位,比如宿舍生活老师、食堂职工、图书管理员、实验室实验员、文印室工作人员等。学校领导在选聘人员时,总是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教师家属上岗工作,既解除了教师的后顾之忧,又增强了教师对学校的感情。学校不仅要求教师工作好,同时要求教师身体好。进城之后,学校要求教师在工作之余,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学校还定期组织教职工篮球赛,以前运动会是学生一个主角,现在运动会也开始有了属于教师的项目。洋思的青年教师多,孩子小,进城之后上学成了普遍的问题。于是,学校领导亲自出马,根据老师的要求一一联系落实学校,减轻了青年教师许多经济和人情负担。学校还与比邻的济川小学签订协议:洋思中学教职工子女到济川小学上学和济川小学教职工子女到洋思中学上学互免各项费用。对教师进修学习,学校也是积极支持,不仅安排教师代课,还提供交通工具或者报销差旅费。如此等等,都让教师普遍感觉到“领导把我当人了”,因为被理解,被尊重,被关心,所以工作、生活时的心情都感觉特别爽快。对学生的管理也更加人性化了。洋思的学生大多远离父母、家庭,只身在洋思,有时难免有孤独感,尤其是到生日那天,特别想念父母。对此,学校领导指示学校团委设立生日餐桌,每个周末将生日在本周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一起点燃生日蜡烛,一起吃生日蛋糕,一起享受成长的快乐。冬天就餐饭菜易冷,学校买来保温盒,使每个学生在寒冷的冬天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洋思每个学生都知道校长秦培元的电话号码,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只要给秦校长打一个电话,问题很快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变化之二:民主决策多了。
    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言堂不行,一个声音看似一团和气,其实是一潭死水。有了反对的声音,制度的制定或落实才能更科学合理。如今洋思每周一上午依然开领导班子例会,以往更多的是布置工作,现在更多的是讨论工作。每次例会,由校长提出主要议题,然后领导班子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谈想法提建议,大家对事不对人,只看对学校的发展有没有利,符不符合教育规律。每次决策的过程,都是一次研讨的过程,都是一次思想碰撞的过程,不仅科学地进行了决策,而且提高了班子成员的决策水平。在民主思想的引领下,洋思的教师也积极参与到学校管理的决策中来。2007年,洋思出台教学质量奖惩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在教师的建议下起草的,在教师大会上宣读草案后,又广泛听取教师的意见,最后才形成定稿,公布执行。洋思的学生午间休息,根据传统,一直在教室,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学生较以前也不同了,有一些教师提出应当改到宿舍午休。于是,学校领导组织全体教师讨论,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到宿舍休息。有些事情虽然决定做了,但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有问题,就重新改过。洋思曾经实行过三年的“分校制”,每个年级一分为二,全校分成六个“分校”,各自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是竞争激烈,激发干劲,但也有非常明显的不足:教研力量分散,无序竞争加剧等等。进城之后,是保留还是取消“分校制”,大家意见不一。为此,学校发动大家深入讨论,如果取消,那用什么方式替代?如果保留,那用什么方法完善?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当用年级负责制代替分校制,学校三个年级,由两个副校长和一个政教主任分别领衔负责。实践表明,现行的年级负责制效率更高,效益更好。
    变化之三:教学科研含量多了。
    对洋思的大多数教师而言,以前更多的是埋头教书,科研远没有成为他们教学的常态。有些教师虽然也有课题,也有开题、结题,却没有研究过程,课题没有真正成为研究教学、推动教学的生产力。进城以后,洋思人意识到,教育教学是一门科学,必须按照它的规律办事,出蛮力,用蛮劲,或许可以建功一时,却不能成功一世。为此,他们响亮地提出: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向教育科研要效益。为此,学校制定了《教科研工作计划》,重新修改了《教科室主任工作考核办法》和《教师教科研工作考核细则》,将科研纳入教师教学工作常规:每周一下午第一节课的备课组长例会,探讨教学中问题的解决策略;每周三晚上的课题研究例会,分析、反馈、总结、布置相关工作;每周四晚上各学科的“两课一评”活动,研究课例,分析得失,提高认识;每周五必须上交的“每周教学心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每周一期的《他山之石》,搜集、整理先进的教科研文章,印发至每一位教师手中;每个月出版发行《洋思教研》,为教师在校内提供教学研究平台。学校每学期都要对所有教师进行考核,评选出科研型教师。值得一提的,洋思人的教育教学研究都是“草根化”的,课题都是日常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成果也基本上都是教师拿来就可以用且能用得好的教育教学案例,比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洋思中学教育案例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洋思中学教学案例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洋思中学教学设计集》,等等,都是洋思“草根化”教育科研的充分体现。一位数次到洋思考察学习的外地校长目睹洋思教师工作和精神状态的变化,非常感慨地说,以前人们习惯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描写洋思老师的工作和精神状态,现在应该再加上两条,这就是“特别会研究,特别能创新”。
    时间如流水一般消失在深冬的风里,到2007年12月,洋思进城已经两年半了。当我们又一次在洋思中学的会议室里见到继任校长秦培元时,这位刚刚做了一年半校长的新当家给我们的感觉是信心倍增。秦培元说“洋思已经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秦培元之所以敢如此放言,一是因为洋思的债务大幅度化解——到2007年底,通过收取择校生的学杂费和对洋思老校区资产的有效置换,洋思进城的债务已经由1.3个多亿降到5000万元,这是一个洋思人可以承受的数字,毕竟他们办学每年至少可以创造2000万元的效益,用不了三五年,曾经压得洋思人喘不过气来的债务便就化为“乌有一先生”了。二是因为城区的学校接受了洋思——洋思进城,曾经给城区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的学校甚至将洋思进城喻为“狼来了”,但是,通过彼此之间真诚的交流、沟通,城区的学校普遍感觉到,洋思给自己带来的不仅是压力,同时还有动力,是洋思进城盘活并丰富了城区的初中教育,使城区初中教育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三是城区老百姓对洋思改变了看法——洋思的新校区就在市政府对面,每天中午都有一些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洋思食堂就餐,老百姓路过洋思,也会经常走进校园看看。走进洋思,他们才发现,洋思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只会“揪”,相反,洋思老师对学生的爱和奉献精神却让他们经常感动。2006年,洋思迎来了进城以后的第一次中考,结果成绩斐然,老百姓对洋思从此另眼相看了。
    洋思的成长让我们吃惊。说实话,洋思进城,我们曾经也跟许多关心洋思的人一样深深地担忧过,虽然没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那种悲观,但绝对没有想到,洋思这样快就在城区站住了脚跟。让我们更加感佩的是,洋思人并没有沾沾自喜。校长秦培元虽然性格与他的前任蔡林森迥异,但是骨子里都有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危机意识和理想追求。秦培元不止一次向我们坦陈困扰他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教师素养,造就名师?二是如何提升学校品位,造就名校?
    秦培元的设问是有道理的,洋思在城区站住脚跟,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进了城和进了后蔡林森时代的洋思,要想再现乡村中学和蔡林森时代的辉煌,还有漫长的路需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好。
    同行观点:洋思进城必须回答好三个问题
    王俊
    王俊,宜兴市实验中学校长
    从教育生态的角度来看一个教育家的成长、一所学校的崛起,有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办学者的教育情怀、教育理想,作为一所名校的领航人,应该具备超越流俗的人格力量;二是教育内部系统的协调,即学校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学校教育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由此来审视洋思进城,我认为他们必须回答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后蔡林森时代的洋思需要什么样的领航人?
    从两条信息中,我们感到了后蔡林森时代新洋思人的焦灼:一是洋思人提出了“捍卫洋思”的口号,二是秦培元校长觉得老校长蔡林森的光环投射到他的身上时,他感到了切切实实的压力。在这焦灼的背后,秦校长、洋思人、我们都在思索同一个话题:后蔡林森时代的洋思需要什么样的领航人?
    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思考这个话题:一是蔡林森校长作为一个“乡村教育家”的特质是什么?这种特质假如放在今天的新洋思,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二是秦校长能否在新洋思,从教育家办学的高度,引领洋思走向新的辉煌?
    蔡林森作为“乡村教育家”,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想无疑是他缔造洋思的根本原因,“乡村”两字有特殊内涵,朴素、坚韧、直接、实用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将这种理念和做法移植到今天城市环境的新洋思来,显然有些方面会遭遇更多的曲折。那么,作为新洋思的掌门人,秦校长能否在“乡村教育家”的基础上糅合进新的元素,在从乡村向城市进军的历程中,在守成与创新的过程中,建树自己更完备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想,在蔡林森的肩膀上,演绎“乡村教育家”向“教育家”的转变,打造一个新洋思呢?这无疑是秦校长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秦校长也为此不断地思索、努力着,在放大洋思效应、积淀洋思文化、创新洋思模式的同时,我们看到了这种种努力有了一定的回馈,但作为秦校长来说,在周边竞争日趋激烈、学校规模迅速扩张、学生管理相对复杂的情况下,如何用一种高度和信念,引领一支年轻而相对陌生的队伍,开辟新的制高点?
    名校之名,在于校长之名、教师之名,后蔡林森时代洋思靠校长、教师、学生的共同理想和不懈努力,校长的理想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校长的情怀成为大家心灵的归宿,这样的校园肯定令人神往、灿烂芬芳。秦校长多年以来和老校长蔡林森志同道合、同舟共济,他们在当年的天星镇洋思村,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上,经过多少“夜深篱落一灯明”的孜孜求索,创造了洋思的辉煌,今天,和蔡林森性格差异迥然的秦培元校长扛起了洋思这面旗帜,我们期待新洋思在“教育家”的引领下开始新一轮的辉煌!
    二、发挥洋思的品牌效应出路在哪里?
    我把新洋思的可持续发展和它的品牌效应合而为一来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本是“洋思”把握了怎样的教育真谛?它是否足以支撑洋思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泰兴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现在走向未来?
    从现象层面考察洋思进城:洋思进城源于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教师流失、生源锐减成为最大的困扰。这实际上是个教育机制的束缚问题,但不管怎样,“洋思”毕竟是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是优质教育的典范,在泰兴市天星镇这块土地上有它的文化根脉,有它独特的生存背景和价值。优质教育具有“流变”性,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继承的是正确的教育信念和优良的教育传统,在此基础上创新教育手段和方法,因此,洋思搬迁进城,在我个人看来,不是发挥洋思品牌效应、深化洋思发展之路的最终选择。
    从实质层面考察洋思进城:既然洋思进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动因,那么,支撑洋思从农村走向城市,延续中国名校的发展之路,也就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念和策略。
    名校的可持续发展,走的是可持续、延展性、累积式的发展之路。今天的洋思,是否解决了搬迁之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随着这些矛盾的化解,新的发展动力又在哪里?探究这样的新的发展动力,研究解决问题的新的策略,可能是对“洋思经验”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这样的“洋思经验”可能才是支撑洋思不断前行的支柱。
    今天的洋思已今非昔比,现代化程度之高让人惊羡。但中国名校的内涵绝非如此简单,洋思的发展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它必须寻找到引领它发展的新方向、驱动它发展的新动力。就我个人看来,洋思的进城显然带有某种被动适应的倾向,而要彰显洋思魅力、延续名校之路,更重要的是主动寻找到新的学校发展的生长点,更加关注人本和谐的教育主题,构建更加开放、融合、具有普适意义的教育生态文化,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独特的发展模式,真正把握基础教育的“真谛”。圈地、盖楼,向城市扩张,仅仅是被动适应,远非主动出击,我们期待有一天,洋思经验在其他地方也开花结果,到那时,“洋思”不仅可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泰兴走向全国,甚至可以从中国走向世界。到那时,我们何必要担忧“洋思”进城是否会水土不服?“洋思”品牌要“拼命捍卫”?
    三、洋思如何应对新的办学环境?
    从事物发展的适应转化原理来看,新洋思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如何适应和转化呢?
    学校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洋思的兴起和辉煌,有着独特的文化土壤,也有她独特的舆论氛围。淳朴的乡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对教育有着朴素而自然的崇敬,蔡林森和他的洋思中学在他们眼里,承载着他们最切实的希望,他们对学校可能会多一份包容和理解,而现在面临的环境显然已不再那么单纯,车水马龙、市井喧嚣,这其中是否会有苛责?
    从管理模式的角度看,学校搬迁之后,新洋思的学生80%来自泰兴本地,这样的生源构成会不会给学校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学校的周边环境对学生管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既然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本地,为什么还要实施封闭式的统一管理?在时间上的精细化和管理上的规范化背后,是否增加了孩子的教育成本?老师是否对此都很认同?周边学校在和洋思展开竞争的同时,是否会起而效之?洋思目前的“民办”体制是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口,那么,这样的体制是否一直延续下去?秦校长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若干年后,洋思中学还要恢复到公办中学的行列中来,那么,到那个时候,洋思中学的管理模式将作如何的调整?哪些当变,哪些当不变?这不只是洋思人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关心洋思、研究洋思的人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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