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父亲一生所做过的关乎我们全家的大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都算得上是“很有眼光”。

老家蜗居在临近状元庙的一个山沟道里，半坡半川。近山但不全是山，有水但不很丰沛。耕地按照肥力被分成了一等地、二等地和三等地，一等地土质好，肥力足，最关键的是可以用水灌溉，大旱天气也保收。但一等地很少很少，一家按人口每人最多可以分到七八分地；三等地是纯山坡地，土黄色拳头大小的料礓石很多，肥力薄，种的庄稼都是齐刷刷营养不良的干瘦干瘦模样，全凭雨水存活。三等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数字听着多但产量极低的，就像人，个儿大没力气的那种。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贫穷就像时下的雾霾，把家家户户的生活笼得严严实实。老家所在的偏远贫瘠小山村，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情况更糟糕。

自打记事时起，我就感觉全村人似乎日日夜夜不停地忙碌，都是在为着一个字——“嘴”。穿戴都是家织黑蓝粗布大褂衣裤，脚上都是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大家都不怎么讲究，可是，肚子总是要填饱才可以的。吃了上顿就得想下顿饭的着落，家里好几张嘴都在等着，逼着你去刨腾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来号人，只有父亲和爷爷是主要劳力。

那一天，爷爷和奶奶把父亲叫到一边，心疼地拉着他的手，说，“家大人口多，你负担太重了，把家分了吧。”

父亲在家里是老大，孝心很重。他十六七岁的年纪就随着爷爷他们进深山打柴扛木头，身子骨虽然单薄，但干的活儿不比大人们轻省多少。“长兄为父”。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村里人会笑话的。”父亲说。

“笑话啥？我们长辈叫分的，又不是你们小字辈儿吵着要分的。”——那时候在农村，很多分家都是儿子儿媳妇吵着要分的，所以分家会被看做是家庭不和。所谓“树大分叉，儿大分家”的说法，其实带有暗示家庭不和的贬义的。

“咱不管他，你把一家五口操心好就行了！”爷爷奶奶态度很坚定。

就这样，我们分了家。父亲什么都没有要，领着我们一家五口搬进了生产队一个四合院，作为暂借地临时居住。

四合院里是两排对开的厦房，跟早先单位职工宿舍一样，只是面积还要小些，仅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案板，箱柜只能蜷缩在逼仄的拐角处，锅灶须得安置在房檐下。那样的拥挤状况，摆在父母亲面前的最紧迫任务就是赶快盖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把家安顿下来。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母们那些日子有多么急，只是觉得我们早上和晚上都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早上吃饭的时候，父亲早已经吃过饭，出门忙去了，小方桌上只有我们兄妹仨和母亲四个人。晚上吃饭，小方桌上还是四个人。——母亲要留一大碗饭热在锅里，等父亲晚些回来吃。

吃了晚饭，我们要入睡了的时候，母亲还在炕头一角纺线，或者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缝衣服。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锅里留的饭还热着没有，我们都不得而知。

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父母心里的焦急，是像火一样炙烤着他们的。我那时候还不到上学的年纪，就觉得早晚见不到父母，只好自己在院子里玩儿。

我们对面和隔壁住着来村里下乡的知识青年，七八个人，男男女女的整天说说闹闹。他们晚上睡得很晚，聚在一起玩牌聊天，嘶喊到半夜才各自安宁下来。早上都是半上午才起床，一个个歪歪扭扭蓬头垢面的走出门，然后圪蹴在水池子下面刷牙洗脸。

那时候，看着他们满嘴冒白沫儿我就感到很奇怪，再看他们男男女女的用了香皂把脸洗一遍又一遍，然后一股清香味儿飘过来，特别好闻。心里就很羡慕从很远处而来的城里人，小小的心里有了要走出去到远方的念头。

那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忙得脚不粘地，不多的见面都是急急火火，走路像刮风一样，吃饭像打仗一样。——总感觉父亲的肩膀上仿佛掮着一份很重的东西，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着事情。

今年，我四处给儿子看房子，体会到了父亲当年承受的压力，一个家的重任，他只能自己扛着。我读懂了父亲给我最早的一课：男人一定要心里有责任脑子里有事情肩膀上有担子，扛得起事，撑起这个家。什么是家？家的概念里，首先得有个一家人立足起居的房子。

第二年的春三月农闲时节，村里几个大婶大妈们逗我们，“快去，你家要盖房子了。”那时候，在农村，谁家盖房子那真是天大的事情，村里人都替他们高兴，赶着帮忙，表示庆贺。——一家盖房，全村同喜同乐！

我听了很新奇，随着他们跑到沟坎下面一排人家，果然看到父母和邻家很多人在忙着起土挑坑，大人们说说笑笑，工地上热闹热闹的景象，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人情味儿很浓。无论谁家过大事儿，比如盖房，孩子结婚，都是全村齐动，没有什么工钱之说，主家给管顿饭就可以了。——现在看来，社会风气反倒是倒退了，帮忙都是计工钱的。

房子盖得很快，在我跟着乐呵瞎跑的日子里很快就撑起来了。两间瓦房，山墙是胡砌垒就的，外面用和了麦秆的泥巴抹光。那时候砖瓦是极缺的东西，父亲在房檐头和墙底根儿都用了青砖，屋脊顶也压了一层砖。——一座当时最时兴的泥墙青砖碧瓦的新房吸引了全村人来围观。

新建的房子潮湿，记得屋子中间燃了几堆火烘烤了半个多月，我们才搬进了新家。——一个真真正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父母亲很开心，爷爷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

那两间瓦房里，盛满着我的小学到中学时光。屋子里地面虽是土地面，但时常被母亲扫得干干净净，家里一直都是要过年或者过会待亲戚的模样，惹得四邻都喜欢来我家闲坐拉话。

后来，我读高中，读大学，父亲和母亲一起努力打拼，家里的两间房子变成了三间纯砖瓦房，再后来又挪到了坡下面大路边，成了带屋脊的红砖碧瓦两层，再再后来，后面增添了自行设计的小两层楼房。我们家的日子，随着住房的逐渐变好，也慢慢好了起来。

在我大学毕业前的1993年左右，父亲在县城给我买了一套50平米的房子，是小县城1986年第一批商品楼，好让我工作之后，在县城有立足之地。

那时候，大家都住单位宿舍，在县城买房子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虽然只有2万多一点，但却是工资的100多倍。父亲为我们买房子的远见，即便现在，很多人都竖大拇指敬佩。

“有房住，才叫有个家。”这是父亲的观点，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共同的观点。几十年来，在我们家房子的越来越好的变化中，父亲教给了我们一副坚硬不屈的肩膀和腰杆儿。

生活的忙碌，让父亲的话语不多。为数不多的只言片语，往往都出现在一些大事件的关键时候，很结实的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这是他一个乡下农民在自己几十年人生命运的摸爬滚打中咂摸出来的道理。

父亲的另一个见识，那是比铁还坚硬的，那就是要我们好好读书。在供养我们读书方面，父亲的态度比盖房子还坚决。

 “咱房子哪怕小点儿烂点儿，迟盖几年都不要紧，上学的事情不能受耽搁。” 父亲时常跟我们叮嘱，“咱这山沟里坡多地薄，庄稼都难养，更难养人。不管咋样，都要考出去！”

父亲很忙，但无论多么忙，他总要隔几天去学校见见老师，问问我们兄妹的读书情况。这在当时的农村，很少见，连老师们也很佩服：对孩子的读书很重视，作为一个农村人，真难得！

我小学时候多有调皮捣蛋玩性十足的“劣迹”。记得那时候学校被搬到了邻村的医院里，那时候教室门都是老式铁将军，门框上钳入一个铁环。我真是鬼点子太多，一个人玩着玩着，就把左手中指套进了门拴里，越急越拔不出来。由于胆子小，不敢跟老师说，怕挨批。看着同学们都要放学回家了，我却只能被拴在门边无法动弹，干着急，没办法。

更糟糕的是，父亲忙完了事情，顺道来学校找老师。

透过玻璃窗户，远远地看到父亲一步步走近，我又怕又没有办法。父亲进来看到我，问我怎么回家，我不敢吭声，又不能不动。父亲过来拉我，才发现我的手指已经红肿指头尖儿发青。

我怕父亲发脾气，头低得抵住门框不敢大喘气儿，准备挨揍。父亲却一反常态的弯下腰，把门栓摇了摇，然后叫我放松，然后趁我不注意，猛一使劲儿，把我的手指轻松地抽了出来。

“一天尽瞎玩，看手都肿成啥了？赶快揉一揉。”父亲严厉而又心疼地说。记忆中，那是我在学校里捣蛋真该被揍却没有挨揍的一次。

一九九一年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一心奔着数学及格就可以稳稳当当上大学的。但那一年陕西省招办在阅高考试卷被盗一案，彻底撕碎了我的身心。——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不幸成为被盗者之一，在7月7-9刚刚参加了高考，紧急仓促复习了几天，又在8月2号补考。我们被火山炙烤之后，又在油锅被狠狠地过了一遍。

那天雨出奇的大，街道成河，车如行船，我是把裤子挽到大腿部位才走到考场的。单科补考弱科数学，我彻底蒙圈了，万分紧张，考得一塌糊涂。我只记得自己在铃响时候出了考场，是在雨里稀里糊涂懵懵懂懂走到租住房的，然后一头栽倒在床……

我醒过来是在两天后了，母亲坐在床边淌眼泪，父亲圪蹴在门口，从来不抽烟的他，笨拙的叼着一根烟，被呛得起着劲儿地咳嗽。

“咱先回家。”父亲说，“再难走的路也挡不住脚。”

回到家里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出门。这样的打击，足以击碎我破釜沉舟一年补习生涯时候心中的梦想，还有高考之后信心满满的期待。家里的空气很压抑，门窗也都是紧紧地关闭着，全家人说话都是轻声轻语，走路也是轻脚慢步。很少能看到父亲的身影，他比以往更忙碌，忙碌中还带着许多无奈和焦灼。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领取高考成绩单那一天。

一大早，几个同学来约一起去学校，父亲让母亲给我十元钱，催促让我好歹去看看成绩，顺道在县城好好转转，散散心。

去的路上我无精打采，更多的是绝望和痛恨。学校发成绩单，是两个老师隔着窗户喊名字叫的。我不敢靠近，站在老远处，提着心吊着胆。待听到老师在窗户里喊到自己的名字，侧着耳朵听到自己的分数，意识到自己以超过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录取时，才不敢相信似地走过去领过了成绩单。

那天我没有在县城转，骑着车子飞一般地奔向家里。家里去县城三十多里地，十多里上坡路，心底的兴奋让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直把车子骑进了屋子中间。

家里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愣了几分钟，才恍然大悟似地拿过我攥在手心的成绩单——已经被汗水浸得有点潮湿。

那天，最开心的是父亲，他破例拧开了一瓶酒，喝了一杯，尽管呛得脸红脖子粗，嘴里不停地哈着气，但发自心底里的高兴，让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地在家里转圈儿。

爷爷奶奶看着父亲的样子，第一次难过的直抹眼泪。

母亲说，我憋在家里不出门的二十多天里，父亲天天出去跑。原来，父亲怕我受打击太大受不了，到处找关系托熟人，想让我当兵——那时候，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出路只有两条：考学，当兵。父亲一心要我离开这不打粮食的穷山沟！

从来不求人的父亲，那些日子里找了公社武装部，找了县武装部，把能搜罗到的熟人和关系都用上了。那种低三下四求人的情景，我现在想来都觉得心疼。——让一个男人弯腰低头，是最大的精神折磨。

无论家里日子多么艰难，无论自己受多大难场，父亲要我们脱离山沟的心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跟我们说过，“咱这里的坡地，是长树的好地方，但不是用好料地方。”

今年高考刚过那几天，我跟父亲又聊到自己高考的遭遇。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时候咱没有法律意识。要是在现在，我能把省招办和省教育厅大门用华商报给糊了。”

父亲也为我痛惜，但比我想的开通多了。他说，“咱农村人要求不高，也不会胡来，只要考出去了就行了。”

是的，父亲一生的要求不多，也不高，但心里的主意很坚定。

大学的时候，班里同学问我，“你爸是不是教师啊？”我说，“不是，他是农民，但教给我们的东西跟老师教一样多一样管用。”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父亲七十多岁的年龄了，头发全白了，腰身也弯曲了，但决定我们家发展的两样事情，让他的影子在我们心里越发挺直，倒显得更高大了：一是供我们读书上学，心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二是盖房子，一次比一次更好，决心从来没有泄气过。

思想从未掉队，努力从不停止。这是父亲教给我们的人生道理，伴着我走过了不怎么辉煌但却很坚实的人生路。

 (作者简介:陈启,教师，乒乓球爱好者。文风力求散淡，干净。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酸汤挂面》、《一件棉袄》《吃搅团》《吃麦饭》等发表于《教师报》。诗歌《船夫之歌》《向往北方》等发表于文学陕军。个人今日头条“西安陈启老师”，个人微博号“正能量的西安陈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