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学语文教师
第一节 从“大师教大学国文”说起
大学语文这门课能够百年不堕，离不开几代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教师们的努力，至今流传有“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说法，也屡见资料记载。先看大学国文教师的集体群象。
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教师师资非常雄厚，台静农、余锡嘉、沈兼士、周祖谟、陈君哲、朱希祖、魏建功、唐兰、赵玉生、启功、李维、许世英、柴德赓、余逊、戴君仁、牟传楷、牟润生、赵万里、褚圣麟、顾随、刘盼遂、夏宇众、孙楷第、梁启雄、朱泽吉、孙德宝、赵贞信、周国亭、刘汝霖、张鸿翔、苏晋仁、鹿辉世等人都先后承担过大一国文课的教学任务。
许渊冲回忆，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采；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徐中玉回忆说：当年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在此之前是沈从文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钟敬文、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门课，更老的前辈如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亦是如此。听说在过去的清华大学，还一定要最有经验的教师如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担任这门课，很多人想教还轮不上。
据笔者这些年收集的资料，民国时期教过大学国文课的教师，除上面说到的，还有唐文治、汪鸾翔、陈垣、冰心、陈柱尊、范文澜、方令孺、废名、黎锦熙、闻一多、李广田、谢六逸、杨振声、林庚、吕思勉、马鉴、马宗霍、钱谷融、钱穆、钱基博、阮真、沈启无、舒芜、苏雪林、陶光、王季思、王力、王佩诤、王统照、王瑶、吴孟复、吴晓铃、许维遹、杨树达、夏丏尊、叶圣陶、阴法鲁、游国恩、俞平伯、詹瑛、张舜徽、赵景深、周作人、傅斯年、徐中玉等等。
下面再具体介绍几位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教师。
无问西东汪鸾翔
汪鸾翔于1918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任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开办大学后被聘为国文学系教授。上世纪20年代初，在由学生主办的《清华周刊》上发生了一场关于清华国文的讨论，汪鸾翔应邀写了《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一文，文中介绍了自己从中学到西学再回到中学的求学和治学过程。他虽也曾热心科举，中过举人，但是后来却转而醉心西学，读了很多翻译的西书，将自己书房布置得仿佛似标本仪器室，俨然以西方培根、达尔文、赫胥黎自命。于是被各地学校聘去教授物理、化学、地理、哲学、博物等新式课程，还曾编写过两万字的《动物学讲义》。但是后来他发现社会科学风气大开，本国文学反而有存亡危急之状，若不亟加讲求，恐将陷于朴鄙不文的现象。他认为文字是变化人精神上的事，比科学偏之于物质方面，作用更大，因此放弃科学研究，重新做回了国文教师。汪鸾翔以自己这番经历，告诫学生们一定要重视国文学习。这非常像当年鲁迅、郭沫若等人弃医从文的经历，不过他也没有完全放弃科学，正如他为清华学堂做的校歌歌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钱基博的始业教育课
钱基博是钱锺书的父亲，他自己就是国学大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任国文教授。1938年他出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为一年级生讲第一堂国文课，亦今之所谓“始业教育课”。因为学校地点在湖南，学生大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这篇讲演就题为“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他说国文之在湖南，很有一番光荣灿烂的历史，震耀过全国的人文，诸生在这个文学灿烂的故乡，上辈有许多文学光荣的祖先，是何等的可敬可慕呀！接着他从屈原的楚辞讲到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讲到近百年来湖南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希望诸生像湘学先辈一样，在“看”“读”“写”“作”上下功夫，努力提高自己的国文程度。
这篇讲演极大鼓舞了当时的学生，也让我们学到怎样上好大学语文的始业教育课。
陈垣与启功
陈垣是史学大师，非常重视国文教学，常谓不能教国文，如何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他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青年教师来到辅仁，陈垣首先让其做几年国文教师，打好古文和国学基础后方可承担文史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他规定国文组教员每周要聚会一次，彼此交流教学心得，共同提高。陈垣自己每年也教一班国文课，为教师们做出表率，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教师们详细说明。年末全校国文课会考，则是陈垣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国学大师启功在《自述》中，回忆当年陈垣校长如何慧眼识英才，选拔他这个中学还没毕业的青年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课，手把手地教他怎样讲课，怎样板书，还亲自为他坐镇课堂。前面介绍过辅仁大学大一国文师资雄厚，这些教师都是像启功一样，受到陈垣校长的人格感召，得到陈垣校长的亲手栽培，终于形成“大师教大一国文”的集体群象。
新文学家杨振声
杨振声是五四运动干将，新文学作家，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学校“大一国文委员会”工作。他主持编写的西南联大《大学国文选》，分上中下三编，中编全是现代白话文。后来教育部推出一种“部定”大学国文教材，全是经史子集的复古选目，饬令全国高校使用。虽然部令难违，但联大另编了一本全是现代白话文的《语体文示范》，作为补充教材，杨振声为之题写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摆明自己的观点：一是大学生将来要从事于各种学术与技能以报效国家，从文学、科学、工业各方面努力来创造我们将来的新中国，所以不能只读古文；二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所以不能只读古文；三是近代的文明国家，没有不是语文一致的，所以也不能只读古文。尤其是下面这一段话，更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
呕心沥血朱自清
朱自清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也是民国时期主讲大一国文课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教师，一直得到广大学生好评。但是“大师教大学国文”并非都是光鲜亮丽，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以下是朱自清日记中的摘录：
1933年9月22日，上国文班，几怒。
1933年9月23日，上国文，讲错一句，惭愧之至！惭愧之至！
1933年9月25日，早上课改正前所误解者，心中实甚忸怩也。
1933年11月17日，预备大一国文，几费去一天。
1933年11月20日，准备大一国文，费全日。
1934年6月29日，早一年级不及格国文诸生来纠缠，或定重考、重作文、不上课办法。
1935年6月8日，主持大一国文考试。小有不怿。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1936年9月28日，大一国文课我上得不好。
1939年1月26日，整天批改学生作文。凌晨二时就寝。
1939年4月12日，一百二十五名学生的国文不及格。
1943年1月15日，在大一国文课上发脾气。——对学生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1946年5月3日，昨夜至今早呕吐不止，下午参加大一国文会及清华的主任会议……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他为大学国文真正做到严于律己，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闻一多的最后一课
1938年2月18日，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上午的国文课，闻一多先生来了，他是今天的主讲人。依旧是那件灰色的长袍大衫、依旧是那条洁白的羊毛围巾，闻一多踏着文学院教授们少有的那种急匆匆的步伐，笃笃有声地走上了讲台，拈起一支粉笔，旋过身子，在黑板上写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最后一课”。
“同学们，今天，校方告诉我，这里有一堂国文课，由我给大家主讲。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篇法兰西小说，名字叫《最后一课》。大家上中学的时候，一定已经读过这篇小说了。可是同学们，这篇课文，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读懂了？一个民族，当它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其愿望的时候，抑或它的子孙在肉体上依然生存着，可是，那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失去自由的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痛苦的代名词。用不着我说，大家都知道了，明天，我们又要去漂泊，去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无论你学的是电子物理、生物医学或者是拉丁文，这都不重要，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珍惜你们手中的那本教科书吧。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以来中华古国最灿烂最辉煌的篇章！……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是一个大题目，认真研究起来，每一个大师都可以写出一本专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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