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

        我不喜欢补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我印象里就没有补过课。尽管上学还想着家里的那头猪没有喂，自己肚子也没有一点食，可因为从来不补课，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上课就是上课，不过那时候虽然不补课，实行的是单休，周六上课，周日休息，按现在的双休日说，就算是补了一天的课。

        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村学生，所以周日家里有更多的生活等着我们每个学生，猪食、羊草、放牛、砍薄荷、踩油菜、挑粪水，帮忙把地里草除铲紧，把山芋藤翻一遍等等。似乎有干不完的农活，而我们依然快乐，因为不要补课，没有那一份精神上的压力，累是有些累，睡一觉什么都恢复原样，就像蔫了的盆栽，浇点水立马全盘复活。

      八五年自己当老师之后，不知道怎么从上到下开始补起课来。本来想好周日去钓鱼的，只好放弃，毕竟那时年轻，好玩，记得余家坝、谭家坝都是钓鱼的好地方。说好哄几个女教师去郊游的，借机增加一下感情，也因此只好歇火。本来女教师就少，一个个刚刚分配出来的男教师，恨不得搬一张学生课堂上的木凳，坐在心仪的女教师宿舍门口守着才好，生怕别人抢了先。

      我几次跟校长也是我的高中老师张老师抱怨说，也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去谈恋爱噻。我们打光棍，也没有心思上课，不耽误学生吗？供销社、粮管所、医院的女孩子就像高贵的公主，眼睛都不对我们睄，还让外人把仅有的女教师钓跑不成？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消化内部的女教师啊。那时的老师，不像现在像一块香馍馍，我们却是臭老九，就像破鼓，还得敲。

      开始补课的时候，大家都有怨言，但很快被半天五块钱的补课费征服了，甚至积极主动地要求补课。因为副课补课少或者没有安排补课，一度引起某些老师的强烈不满。谁都不能说自己清高，一旦生活拮据乃至于困难时，什么自尊什么颜面在五块钱补课费面前都不是事。

       有一段时间不仅不准补课，还不许在班级里有插班生。而那些有远大志向的学生，和一些有志向无能力的学生，几乎是当头棒喝，一夜之间希望成了从板凳头上滚到水泥地上的鸡蛋和无处可去的孤魂野鬼。像我们这样一个乡下学校如果没有插班生，仅靠被县中二中选拔剩下了的末脚货（无意贬损，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给学校高考增光，的确难上加难。

      我所在中学除了普通高中外，校园里还有不要分数就可以进来的职中（农业口子学生，即农学班学生。他们在一起一掺和，学风立马丰富多彩：涂口红的，躲进西边小竹林的比比皆是。在这样环境里，不补课，高考几乎没有一点希望。

      为了让在我们手上几个已经毕业的有点希望的学生能参加高考，还考一个好学校，我们几个主课老师在街上一个老教师不用的一间屋子里，给他们补课。

      大约五六个学生，在学校拎一块小黑板，这个容易，学校多的是。这样开始了我们游击战或地下式的补课活动，其实我内心也是朝那几块钱的补课费看的，真正哪里肯补课哟，年轻人谁不想放松一下，谁不想和好友出去聚会。

       那时，每天晚上乘着黑夜，顶着星星，遛过白马中学通往集镇大约六七百米的马路，沿着路牙，悄悄进发。越过白马桥，拐进一条小巷，试探着坑坑洼洼的小道，再转几个弯，进入一座外面漆黑碉堡一样的方形平顶水泥屋。里面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五六个学生早已坐在那里，用渴望的眼神盯着从黑暗中出现的我，就像我严厉的看着迟到的学生。大家都互相警惕的看一眼，就像当年地下工作者的接头。余话不多，直奔主题，开始两个小时的补课。

       没有想到，补课经过反反复复，明躲暗防，尽管经历坎坷，既有大众的口诛笔伐，又有明令禁止的扼杀，但就像水塘边的水花生和路边的一枝黄花，除之不尽，依然蓬勃生长。谁都恨补课，谁都在悄悄的搞。老师、家长、学校和学生谁都不喜欢补，可谁都怕落后，生怕我老实我吃亏。

      暗地里补课依旧，为同学、战友、亲戚的孩子偶尔补一下，明目繁多，都有借口，且都不“收费”。好像大家谁都是补课的受害者，当然，所有环节中，最后我只为老师感到庆幸，毕竟谁都不会让老师辛苦，付出总有代价。这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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