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散文大观

欧阳修与苏东坡

    北宋开国后的第二个五十年,才有了真正属于有宋一代的散文。这是欧阳修与苏轼的贡献。欧阳修是宋代文坛领袖,他奠定子宋文发展的方向与规模体制;苏东坡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整个宋元明情,几乎无人能超过他。         

欧阳修的平易自然

    欧阳修在为人方面,光明磊落,勇于任事,尤其注重政治品质。他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夷陵县任上,鉴于历任县官审案断狱上的草率塞职,造成平民百姓无数冤苦,曾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他一生始终严格忠于职守,从不以个人得失定进止。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这人,只要自已“光荣而饱”,就不会写那些怨刺之文了。所以欧阳一生从政,“达于进退穷通之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不以个人进退为喜怒。他尊重韩愈在中唐时期对古文的贡献,但对韩门师弟子行文的涩怪并不欣赏。他力倡平易自然的文风,既反对刻意骈偶藻丽,也反对刻意求险求怪;希望各去其短,两取其长。他既反对言之无物、言不及义的舞风月、弄花草,也反对食古不化、祟古说教,无文彩、无情致之文。他一上台主持科考,便“决意痛惩险怪奇涩之文”(沈括语),顶着巨大压力,录用苏氏父子的质朴文章。把场屋中流行的“太学体”一扫而空。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道学体”文章:时“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之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欧阳修视这种“空言心性”的道学为“诞者之言”,明确反对“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他说倘若要讲“道”,那么孟子是最知“道”的。孟子也不过是教人种桑麻、养鸡豚,以“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何尝空言“心性”、不切于事实呢?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这个“道”,是万事万物自身的理,并不深奥。他反对把经学神秘化,主张扫除唐以来经学注疏的守旧之风,倡导那种“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文章。于是他一面采取得力措施清理科举文坛,录用苏轼等人的文章,扫除险怪的“太学体”;一面又大力创作切于事实而又平易有韵致的文章来扭转文坛风气。相比之下,他对四六文的态度倒显得公允而平和,只是说“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而已。对四六大家杨亿,他十分尊重,从未攻击过。站在这位“古文领袖”的对面的,恰恰是古文界炒卖古文声浪最高的“太学体”和宣扬古道的“道学体”!

    一提“古文运动”,有的人便先入为主地认为都是针对骈偶的;殊不知情况并非如此。

    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功者,反对的恰恰是“道学” 文章!欧阳修既不标榜古道儒经 ,更不拘守古文家法。他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这种事信言文、以文载事的文学观,比起道学主张来,是非常通脱的。他是北宋百年文坛散文艺术的集大成者。欧公文章,对宋代文风的根本性转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是两宋文坛思想清通、文字平易的领袖。欧阳修对散文创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平易亲切的语言写切于事实的内容,形成一种自然而有韵致的文风,把宋代散文引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朱熹说他“只是平易地说道理,初不曾使怪异底字,去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苏洵说他“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欧阳修之后,宋人心目中的“古文”就不再是刻意模仿先秦经史文字的“古文”了,当然也不是刻意追求骈偶的文字。只是到了元明,道学大倡,“古文”概念才重又回到尊古崇韩载道的路子上去,甚至《岳阳楼记》也横遭摒斥。直到高步瀛先生编注《唐宋文举要》,还把《岳阳楼记》编入另册,可见其宗派影响之深。此是后话了。

    欧阳修散文自然恬淡怡和的风格,集中体现在《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文中。《醉》文写于庆历新政受挫之后、他本人因甥女事横遭攻击而被贬职之时,其心境之恶劣原本是情理中事;然而不然,此文恰恰体现了欧文的怡和之风。这决不是简单地依靠意志力的控制,或依赖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所能实现的,而出于其内心的坦然平和,性格上的谦和大度,对世事对他人的宽容理解,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之合理性”的认识。既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也就见怪不怪了,也就能以平静的心态处之了。难能可贵的是,欧公的平静中蕴含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支持他去改造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他坚持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风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变革,创造出“与民同乐”的天地来。因而,他不是怨天尤人派,也不是乐天知命派;不是宁折不弯者,更不是空谈心性者,他是一位春雨和风式的化育者。而苏轼的出现,正是欧的最大成功。

苏东坡对生活的情感反映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的道路前进的。他既反对宋初骈文的“浮巧轻媚”,“丛错彩绣”, 也反对古文派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至“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上欧阳内翰书》) 他十分佩服欧阳的平易自然,并找到了通往“自然”的艺术门径。他认为:“物固有是理”,就怕体认不着;只要认识到了,而且能“了然于心”,再求“了然于口、于手”,自然就可以作到“辞达”了。“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 打个比方,你要画竹,就得:一、朝朝暮暮饮食游歇于竹下,取得美妙的心理体验;二、揣摩物象物理,得“成竹”于心,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生动的思维形象;三、选择适当的表达式把这思维形象描绘出来。经如此一番“修练”,苏轼笔下的文字,便充满了审美情趣。

    苏轼文章传世的很多,正是其正确主张的最好成果。史论有《留侯论》《贾谊论》《孙武论》;政论有《刑赏忠厚之至论》《上神宗皇帝书》《论冗官札子》;文论有《答谢民师书》《谢欧阳内翰书》《与李方叔书》《文与可画偃竹记》;杂议有《日喻》《论养士》《厉法禁》;亭台记有《超然台记》《喜雨亭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赋有《赤壁赋》(二首)《艳预堆赋》等,表现出他对各体文章的娴熟驾驭,更说明了他对生活的全方位的关心与投入,文章全都播在人口。。

    苏东坡对政论文创作尤为重视。他在自己的《策略序》中宣布:“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已而不役于人。”要求文章反映自己的独特观察,独特见解,不必假补于圣贤,不必瞻顾于权势,“信已”“尽意”就行了。他认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已以遁人,务为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常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因此他自己为文,决不“看风向”。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直言种种“不便”,因而被疏远;司马光上台全面废除新法,引苏为同调。苏又反对一风吹,认为那将使老百姓无所措手足,于是又遭排斥。他求的是“信已”,不说违心的话。对于时政,他力主从现实出发,有步骤地实施政治改革,从而摆脱社会危机。在《策略一》中,他怀着一腔救世的真诚和充分的自信说:当今形势己很艰难,“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己疏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他完全自信其《策略》《策别》是可用可行的“卓识”!今检视其文,固不乏迂阔之词,更有石破天惊之语。如“世之贤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贾竖贱人,甚者至于盗贼,往往而是;而儒生贵族,世之所望为君子者,或至于放肆不轨,小民之不若。”[见《策略 .十一》] 他要求皇帝“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他说:“古之取士论政必于学。有学而不论政,不取士,犹无学也。”他是主张学校生员干预朝政的。此前,石介宋庠辈曾鼓动太学生员干预朝政。《四库提要》指责他“挟持朝局”,认为“北宋之末,或至于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于驱逐宰执。”认为石介是这个风潮的祸首。我们倒觉得这是他们的可取之处。苏东坡还说:“夫唯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逃之灾也。”发论新颖,其思想高度超过时辈,理论勇气也一时所无。古代散文中的民主性精华,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苏轼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文理自然、随物赋形,是他的创作秘诀,也是他的风格特征。欧阳修的平易自然,被东坡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宋文的俊秀,主要就体现在苏东坡身上。苏东坡主儒术而不为儒学所拘,读佛老而不为佛老所溺,他始终肯定人生,直面人世,热爱生活,胸次明净,继欧阳之后“独领风骚”数十年。为文挥洒自如,逸气满篇,有孟子、庄子、贾谊、陆贽、柳宗元之英风,把我国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大众化都推上了高峰,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也都能承其流风余韵。这就使宋文的艺术成就超过了前人,又滋养了后代。

王安石曾巩苏洵辛弃疾

    除欧苏外,这里介绍一些名家名篇。凡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佳作尽可能说到,但不能将好文章一一叙述了。

王安石的冷峻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文的。他说:“文者,礼教治政云尔。”“要之以实用为本,以刻缕绘画为之容而已。”(参见《与祖择之书》等) 他把用典隶事声韵藻丽比之为“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蒂济用,则蔑如也。”唯其如此,他一生为文,但求实用,说话简截了当,逻辑谨严,很有法家学派行文冷峻的特点。简约思维,直达终点,凡议论、记事、记人、写景之作,无不如此。写人之文,如《伤仲永》,介绍神童仲永五岁以能诗出名,其父居为奇货而“不使学”,终于沦为“众人”。作者深为痛惜,但仅是几句介绍而已。杂议如《书孟尝君传后》,全文不过百字,却是正反辩难,破千古陈见,让你不能不折服。政论如《答司马谏议书》,是为他的熙宁变法辩护的,来信洋洋四千言,回信只就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进行反驳,每条也只是三言两语,点破关键而已。他给弟弟安国写墓志,遭人批评为“通首无兄弟字,亦无一天性之语。叙述漏略,仅四百余字”。他替钱学士之母写墓铭,对方以为太简,希望添上“有孙七人”之类的话,他回答说:“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尔。”其冷峻可想而知。其写景记游之文极少,有一篇《游褒禅山记》,真正写山景的不过五六十个字,通篇讲为人为学之道,认为事事当尽力去做,坚持到底,如果力足以达成而中途停止,“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语短意长,很有启发意义。他最长的一篇文章,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但这是他的“变法大纲”,文章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论述变法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变革的指导思想、政策主张,施行办法及其困难与可预见的效果,一一说来,头头是道,清晰明白,虽长实短。

曾巩的醇和

    在“古文”家眼中,“欧曾”是相提并论的。曾巩早年自谓“质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它。”他到京师应试,却落榜了。欧阳修很替他惋惜,他自已则“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余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是一个很有学养的谦谦君子。他对世间许多角色是很不满的,一是“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二是“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三是搞“刑名兵家之术者,则狃于暴、诈”,四是“唯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故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 他认为这些人皆不足数。“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持久之功哉!”(参见《筠州学记》及《菜园院佛殿记》) 他对不能身体力行儒学古道的士大夫尤为鄙视,对高谈阔论、妄议是非,自己又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事的儒者很是不满,说他们还不如化缘修庙的和尚之有远大目标,又肯从点滴作起,从身边作起。而宋人是好议论的,尤其是政事得失,用兵谋略,只要抓住“好题目”便大做文章。在这方面,曾巩很老实,不肯轻率发论。他曾在《移沧州札子》中,称道“大宋之隆”,说盛如汉、唐,立国之后“或三四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没有不陷入内政外交的困境的,但宋朝建国已120年余,“自通邑大都,至荒村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声接于耳目。”而今有人说这是“颂圣”,是拍马屁文章,替地主头子树碑立传,似乎皇帝只有挨骂的份儿。其实他这些话是实在的:宋代国内始终没发生过军阀割据叛乱之祸如汉晋唐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等,也没有发生过席卷天下震动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如陈胜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见不及此,而又分皂白地一律否定“歌德”文章,不过是一种“造反”情结而已。至若指责朝政是非,奢言“至治”之论,在曾巩看来,无非书生大言欺世而已。曾巩政论无此种空头支票。他一生曾经历任越.齐.襄.洪.福等州州官,足迹遍南北,所到之处,必“米盐靡密”地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他认为只要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总会见效。事实也确乎如此。在齐州,他制定了居民的旅客接待规则,要求来去登录注销等等,十分琐屑,但确能收治安之效。反映到文章上,便没有叫嚣喧嚷之词,自炫自售之语,所谓醇厚平正是也。他的名篇《宜黄县学记》《越州赵公救灾记》《道山亭记》等,各有特色,便都是“实事实证”的忠实论录与如实评价。比如《救灾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赵公曾书面调查属县情况以备缓急:“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役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与《管子.问篇》如出一辙。可见“实学”原不玄妙,只是要力行而已。曾巩文章平实醇厚,最便于初学;其谦谦君子之风,很受学界欢迎。

苏洵的放胆文

    苏洵家在峨眉,这里在北宋时是边徼山区。他二十五岁以前不知读书,二十七岁时才“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三十七岁赴京应试 ,未成,又返乡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后来写了《权书》《衡论》等书,有了名声,朝廷让他赴京应试,他说:“我有著作在,可看得出我的水平。信得过就用我,信不过就算。考我就是不信任我,况且一天的应试也考不出真学问来。”直到五十出头,才进京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五十七岁时死在霸州文安县主簿任上。这样一个人,他的思维特征自然就是“放”,没有成见俗论可以束缚他。他的文章,尤其是论政论兵之文,敢于放胆想、放胆写、放胆上呈给皇帝!比如关于君权,他说过这样的话: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渺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君忧不辱,君辱不死。”把冰冷的封建君臣关系批得淋漓尽致。关于用人,他说:“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以贤之所在而已矣。”“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摒弃而不用。”“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剿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走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医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几乎骂倒了整个封建用人制度,骂倒了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当纨裤子弟镇守一方之时,当大臣们的驾车者、养马者、看门者都以其积年的“辛劳”而成为一方的“父母官”时,当地的政务如何,当方百姓的祸福如何,不就可想而知了么?关于国家大政,他说:(当年)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分明是批判宋政府对辽金的屈辱政策。苏老泉的放胆,很有个性特色。他的思想,对东坡有明显的影响。

辛弃疾论兵

    南宋孝宗继位之初,也曾想有所振作,组织了一次北伐,不幸失败了,从此朝庭更是一片求和声浪了。辛弃疾出于一片爱国志诚和对形势的深入观察,写成“御戎十策” 即《美芹十论》上呈孝宗。前三论分析敌人的虚实,“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后七条论列宋方的优势和积极备战应采取的七大措施。他认为只要切实做去,就可以取得最后胜利。可惜这时的宋孝宗根本不思进取,没有采纳他的两淮军屯、积极备战等建议。但他并不就此罢休,又写了《九议》,提出“毋欲速、能任败”,主张打持久战,不急于求成,不为一城一镇的得失所左右、不因一次战斗的偶尔胜负影响抗金的战略决策。宋代文人好论兵,苏询父子也有这类文章,唯有辛弃疾之文能紧扣当时战略态势,准确分析双方战争要素的实际状况,从而提出具体可行的战略方针、战备措施,不作书生议论,因为他是一位亲历战争的将军。可惜无人采纳他的建议。“徒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可惜,可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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