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成长足迹
“高楼万丈平地起”，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袖，领导中国人民翻身作主得到解放，追根求源是同他青少年时代的正确成长分不开的；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平凡的青少年时期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
今天，不少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在寻找毛泽东，就应该寻找他在青少年时代如何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化的轨迹，并踏着毛泽东成长的足迹前进，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而实在的抱负青年毛泽东的抱负并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式的上天赋予的，也决非尼采“超人”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是他既身临其境又耳闻目睹的特定时代所赋予的，毛泽东诞生的年代，我们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在他诞生半个世纪前，即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在他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894年，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一系列战争的后果，使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并且与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把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拖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坑。这些战争的性质，就资本主义列强来说，属于侵略战争；就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属于反侵略战争，但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战争双方的参与者，一方代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另一方则代表着早已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便决定了中国在这些战争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上述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似乎矛盾而又是必然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中经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从洪秀全搬用西方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开始，中经洋务运动“师夷长技”、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向西方学习的领域不断拓宽，学习的内容逐步深化。这种既要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的情况，看来相反，其实相成，目的都只有一个，即为了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便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赋予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崇高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16岁以前虽然没有离开过韶山冲，但这种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也突破千山万水的阻隔，传进这个偏僻的山村，1910年长沙饥民暴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暴民”的冤屈“深感不平”，①所以，当他读了一些改良派的著作和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②因此毛泽东立志求学，1911年春，他17岁离家去长沙读书，行前，抄了一首诗给父亲，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立志在四方的决心，1910年，离开东山小学前，他给自己取名“子任”，③表示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强调人要立志主要在于“得真理”，毛泽东以为“十年未得真理，则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则终身无志”。
④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的抱负还集中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前途充满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当时社会上一班人包括他周围的一些教师和同学对国家悲观失望，发出“中国将亡”、“社会坏了、人心坏了”的叹息，对前途感到失望，毛泽东在《明耻篇》中挥毫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大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⑤这种“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精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主人公精神和大丈夫气概的充分体现。
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成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也是毛泽东伟大抱负的体现，他给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回信中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结合”。在新民学会中，也有各种主张或教育或利用议会、或改良或革命等来改造中国，毛泽东认为最有用的是“激进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显然，青年毛泽东的抱负大体上经过了这么几个层次：“深感不平“（对劳动人民朴素的感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不成名誓不还”、“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未得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改造中国和世界”这样五个层次。青年毛泽东的抱负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他的年龄、知识的增长和社会实践经验的丰富而由低级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升华，越来越具体、实在、伟大。经过长期的探索，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这就是民众大联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做理论武器，采取激烈革命的方法，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改造中国社会。二、“知了就要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张青年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他的同代人中，并不是走在最前头，也不是走得最快的，而是走得最扎实的。他的突击特点是重视实践，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毛泽东从他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自觉地运用革命理论来回答现实斗争中提出的最大问题，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实践斗争中去，一边斗争，一边学习，在斗争中研究新事物，接受新思想。
无论是为了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毅然剪掉辫子，还是参加辛亥革命当一名新军的列兵，或是在学校中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丑剧，带领同学缴北军的枪械等等，都表现了他的斗争精神，反映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品质。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所以不仅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毛泽东认为，读书要面向社会，注重实践，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到农村去考察，这是毛泽东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
青年毛泽东对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贯穿在他对“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中，他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也”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只有深刻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才能取得实践的成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又指出“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皆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更明确更直接地说明了理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毛泽东结论式地写道：“改造中国与世界”，“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勇于实践的革命家，因而他在新民学会中享有“实践家”的美名，毛泽东认为，实践具有如下两个作用。一是，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理论的正误。二是，只有实践才能实现理论的目的。
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和教训时明确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之所以必要”等方面从理论上加以鼓吹和推究，可以使人觉悟，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勇气，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理论，而“不继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再次重申：“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的，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920年12月，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进一步得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知了就要行”。⑦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批判了关于社会改造的种种主张，如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政策等都是在理论上说得好听，而事实上做不到，从而坚定了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道路的决心。三、重视“中国这个地盘”的国情意识毛泽东一贯重视了解中国国情，在他青少年时代，就以独特的“游学”形式对中国社会进行考察，通过对“中国这个地盘”的研究，激发起和培养了他“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决心和能力。毛泽东早在湖南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时，就立志要做富强中华的“栋梁之材”，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所以，后来在长沙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阅读了大量书籍，但毛泽东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书本知识，而且非常注意了解社会，向社会实际学习。他在《讲堂录》中记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他认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更需读无字之书——了解社会，而要了解社会就要走出书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观察、体验民众的生活。于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周末到校外调查民情，看到农民、工人在干活就上前帮助干，边干边拉家常了解他们家人口、耕地、收入、支出以及吃、穿、住等情况。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和1918年两个夏天的农村“游学”考察之行。这两次有目的的对国情的调查，使得毛泽东亲眼看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极端痛苦，在他们中间隐藏着巨大的不满和反抗，这些正是改造社会的动力和力量，这对他抛弃唯心主义改良观，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1917年暑假，毛泽东同肖子升一起开始了“游学”考察活动。
游学路上，贫苦的农民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讲的是农家话，又同情关心自己，都愿意和他交谈，毫无忌讳地诉说自己是官逼民反，老百姓实在是走投无路。毛泽东和肖子升到了宁乡枸子冲，住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这个农民告诉他们：他是佃农，种东家的田，整年起早贪黑地拼命干，还吃不饱、穿不暖，要是碰上天灾人祸更是没法过，在去沩山的路上，毛泽东和一位曾在县衙里当过门房的老人拉起家常，这位老人介绍了衙门的黑暗情况，使毛泽东具体了解到“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官场黑暗腐朽的内幕，激起了他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满腔愤怒。随后，在沅江县，毛泽东目睹了洞庭湖水泛滥成灾，大片良田和房屋被洪水淹没的悲惨情景，倾听了灾民们诉说反动政府年年搜刮民财装进腰包，不修堤防，因而造成灾害的事实，这使得毛泽东深深感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迫切需要改变现状。毛泽东用这种“游学”形式漫游了五个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考察。“这次游学，使青年毛泽东具体地感受到农村中极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极为贫困，然而，他们不是始终逆来顺受的，大家迫切希望早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世道。”
⑧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在洞庭湖边的浏阳、沅江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不仅帮助农民劳动，写字贴等，还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摆脱贫困。可见毛泽东已初步懂得利用民众力量改变环境。后来，蔡和森在回忆这次考察活动的体会时说：如今社会风云突变，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无字之书。我们要打好稳定做事之根基，了解社会就是基本功，所以，这册书要经常读，这功夫要经常练。“通过调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思想，以便改造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
⑨通过这些实地“游学”和调查，一方面使青年毛泽东培养了联系实际，深入社会的作风，另一方面使青年毛泽东又获得了关于中国国情的初步的感性认识，对中国社会及各阶层的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积累了第一手材料，为他以后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更自觉地把社会调查和救国救民联系起来。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淑衡、彭璜在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一方面搜集俄国革命材料，“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另一方面以俄国革命经验为借鉴，调查中国社会现状。青年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除了要弄清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外，还必须吸取和借鉴外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因此，他主张“大留学政策”，要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但是，在出国之前，必须对本国有所研究，以做为出国的基础。他反复说：“预计一年或二年必须对古今中外的学术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选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徐特立要他同往德国留学的邀请。青年毛泽东反对无明确目的盲目出国，认为要带着问题去调查，去研究。他揭示了当时爱国知识青年盲目出洋留学的严重危害性：“'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⑩这也就是近代爱国仁人志士不懂中国国情，脱离中国实际，盲目照搬西方治国方案而屡遭失败的原因——糊里糊涂留学。
基于此，毛泽东决定在国内研究，这是一个极为明智、深远的决策，是对近代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调查分析研究当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从长远着眼，从当前着手，从总处着眼，从分处着手的斗争策略，实行根本改造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在这种思想方针指导下，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不是短时期就可以达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因此，反对张敬尧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卖国军阀的斗争。此时此地的爱国行动，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主张，但是达到根本目标和各主张的一种手段，是根本目标的一个部分。批判了把根本改造和世界主义者与当前的各项具体斗争割裂开来的错误，驱张有力地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策划“自治”。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像俄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条件不具备。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不能谋总建设，只能谋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在“自治”的基础上，再谋各省人民联合。而当时的湖南，各种矛盾尖锐，斗争激化，革命条件好，因此，毛泽东在驱张斗争胜利以后，又适时地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以示模范。四、广博而扎实的知识与“静中求学”、“闹中求静”的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求实态度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获得非同一般知识的人所能比的知识，这既是他为实现其抱负而刻苦砥砺的结果，也是他的理想、抱负赖以日益实在，高尚的智力基础，他几岁开始读私塾，接受孔夫子的传统教育。他初学欧阳洵，后学钱南园。他读小学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并因而常常受到他的教师的称绝。他读书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书本。他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过程中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书里的所有人物都是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在长沙求学时期还“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他后来回忆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因而，青年毛泽东读书总是同现实联系在一起，既通书本，又通“现今”。他曾经在湖南省图书馆潜心阅读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如《物种起源论》，近代欧洲古典文学著作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重要著作，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这种学习为他后来在北京探讨各种新文化思潮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好的铺垫。
所以，毛泽东称“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首先大量阅读了中国古籍，着重研究中国历史，从先秦诸子到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本省地志，都认真研读。现存的一万多字的《讲堂录》就反映了他这一时期读书的一个侧面。这本笔记所记载的既有外国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又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共计三百余人，涉及到的古典文学有先秦哲学、楚辞、史书、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和著作。可见，在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及近代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了广泛的涉猎和钻研，尤其是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这一点对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及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式”转化为“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派、风格、语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第一师读书的后期，青年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上。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因而必须研究哲学，“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从而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⑿他精心研究了谭嗣同的《仁学》，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约一万二千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批语》。“批语”阐述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
总之，在五四运动以前，青年毛泽东在社会科学方面达到了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功夫，尤其在历史、哲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这些为他在五四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青年准备了充分的知识基础。毛泽东广博而扎实的知识是同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学习科学文人知识，顽强锻炼身体、刻苦砥砺意志，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分不开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就非常刻苦用功，他每天起得特别早，锻炼完身体后马上就去自习。午饭后或课间休息，他抓紧时间阅读报纸。晚自习，他钻研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熄灯后，他还常常到茶炉室、走廊借用灯光看书学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一意地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本领，他有时一个人到山上去看书，叫做“静中求学”；他有时又故意到嘈杂的城门口去读书，叫做“闹中求静”。毛泽东一贯主张自修为主、独立自学的学习方法。持之以恒、积久成学，虚心向别人求教，好书百读不厌，这都是毛泽东治学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认为艰苦朴素的生活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不畏劳苦，克服困难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五、六年，钱大都花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杂志上面。他从来没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毛泽东的衣着也很朴素。学校发的衣服，一直穿到毕业，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唯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那件退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正因为毛泽东具备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后来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顽强刻苦学习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注重体育锻炼，1917年4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阐述了对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强国健身的一贯主张，他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观念，他强调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坚强的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他的锻炼方法除体操外，还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雪浴、游泳、登山、野游、露宿等，一心培养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能力。这为他后来率领红军转战南北、进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准备了一付好身体。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反对迷信和盲从，主张独立思考。无论是读书、看报，还是听演讲，他都开动脑筋，反复思考，认为对的才接受，不对的则抛弃，从不人云亦云，盲从迷信。毛泽东积极提倡“研究事实和真理”，强调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反对随波逐流，一味凑热闹。他强调指出：“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什么是真理”。⒁他还指出，凡做一件革命的事，都“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按实。”⒂正是这种革命锐气和奋进求实精神，使他敢于向旧社会的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敢于同一切传统观念和披着时髦外衣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实行决裂，最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去“民众大联合”，走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正确道路徐特立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⒃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坚定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青年毛泽东成长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五.四”前，青年毛泽东认为，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因此他殷切期望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但在中国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每个革命者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要解决如何依靠革命力量、依靠什么样的革命力量的问题，以孙中山首当其中，在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中，深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付出了巨大代价，即十几次单枪匹马式的暗杀和起义也就屡屡没有成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并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后，结合毛泽东特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和“重视中国这个地盘”的国情意识，并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屡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寻找并亲身感受到了一个力量。
“一个推翻旧社会，改造中国”的力量。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因而必须研究哲学，“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从而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⑿他精心研究了谭嗣同的《仁学》，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约一万二千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批语》。“批语”阐述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总之，在五四运动以前，青年毛泽东在社会科学方面达到了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功夫，尤其在历史、哲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这些为他在五四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青年准备了充分的知识基础。毛泽东广博而扎实的知识是同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学习科学文人知识，顽强锻炼身体、刻苦砥砺意志，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就非常刻苦用功，他每天起得特别早，锻炼完身体后马上就去自习。午饭后或课间休息，他抓紧时间阅读报纸。晚自习，他钻研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熄灯后，他还常常到茶炉室、走廊借用灯光看书学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一意地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本领，他有时一个人到山上去看书，叫做“静中求学”；他有时又故意到嘈杂的城门口去读书，叫做“闹中求静”。毛泽东一贯主张自修为主、独立自学的学习方法。持之以恒、积久成学，虚心向别人求教，好书百读不厌，这都是毛泽东治学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认为艰苦朴素的生活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不畏劳苦，克服困难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五、六年，钱大都花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杂志上面。他从来没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毛泽东的衣着也很朴素。学校发的衣服，一直穿到毕业，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唯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那件退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正因为毛泽东具备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后来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顽强刻苦学习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注重体育锻炼，1917年4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阐述了对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强国健身的一贯主张，他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观念，他强调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坚强的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他的锻炼方法除体操外，还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雪浴、游泳、登山、野游、露宿等，一心培养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能力。这为他后来率领红军转战南北、进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准备了一付好身体。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反对迷信和盲从，主张独立思考。无论是读书、看报，还是听演讲，他都开动脑筋，反复思考，认为对的才接受，不对的则抛弃，从不人云亦云，盲从迷信。毛泽东积极提倡“研究事实和真理”，强调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反对随波逐流，一味凑热闹。他强调指出：“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什么是真理”。⒁他还指出，凡做一件革命的事，都“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按实。”⒂正是这种革命锐气和奋进求实精神，使他敢于向旧社会的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敢于同一切传统观念和披着时髦外衣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实行决裂，最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去“民众大联合”，走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正确道路徐特立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⒃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坚定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青年毛泽东成长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五.四”前，青年毛泽东认为，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因此他殷切期望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但在中国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每个革命者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要解决如何依靠革命力量、依靠什么样的革命力量的问题，以孙中山首当其中，在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中，深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付出了巨大代价，即十几次单枪匹马式的暗杀和起义也就屡屡没有成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并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后，结合毛泽东特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和“重视中国这个地盘”的国情意识，并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屡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寻找并亲身感受到了一个力量。“一个推翻旧社会，改造中国”的力量。
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因为要做到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同时，“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各种改革和反抗，两方必都有其大联合，而“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他还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为例，进行论证。
为什么民众大联合有这样大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虽然少数统治者可以利用他们控制的“知识”、“金钱”、“武力”这三件“法宝”实行统治，但他们毕竟人数很少，只要广大民众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求得自身解放。因此，“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得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样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呢？毛泽东指出，要达到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入手，就是先实现“民众的小联合”。小联合要以各阶级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基础，这就是说，农民要和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种田人利益；工人要和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工人的种种利益；学生、教员、妇女、警察、车夫也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然后，“由于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在各阶级人民联合的基础上，组成民众的大联合。
正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豪迈而又是坚定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之，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为了这一光辉灿烂的未来，毛泽东号召人们要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⒄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人，一切权力就应归人民所有，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法律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人，就应该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摆脱被剥削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只能靠自己奋斗，不能坐等恩赐。
毛泽东正是由于长期地、自觉地实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原则，虚心向群众学习，拜工农大众为师，所以他的世界观和阶级感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以，毛泽东才反复告诫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⒅这样一来“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⒆毛泽东以他亲身的实践和体会为中国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指出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注：①②⑾《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14和32页
③⑥《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第19页和18页
④《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⑤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59页和71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页
⑧《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3页
⑩《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252页⑿《讲堂录》
⒀《湘江评论》1917年7月21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