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一位年仅六岁的男孩儿跟随父母一路颠簸，来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耳濡目染科学家双亲对医药研发事业的执着追求，他在内心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
九年前，他只身来到中国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六年前，他成为一家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的前十名员工，跟随公司一路走上了港交所。 一年前，他又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开启了创业之旅，并已经在业内达成4项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BD合作，其中包括最近炙手可热的ADC项目。 他就是成长在美国、创业在中国的“80后”富天。
目标感
医药魔方：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医药行业？
富天：这主要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六岁的我跟随到美国求学的父母，一路走南闯北。他们在完成学业后，都进入了大型药企，从事新药研发。我从小耳濡目染他们与朋友高谈阔论各种新药的趣闻，从而更加深刻感知到医药行业带给社会的贡献，便立志以后也要从事这个领域。
随着年龄和医学知识的增长，逐渐认识到：即便你是某个领域极其出类拔萃或者是身在全球TOP10药企，也可能仅仅参与药品研发过程中极小部分或某个阶段的工作，很难具备全局观念。 少不更事的我，特别仰慕企业家的勇气、视野、影响力和全局观以及推动健康事业进步带来的成就感，于是便定下职业目标——成为医药行业有贡献的企业家。
医药魔方：小孩子似乎都喜欢制定很宏伟的目标，长大后迫于现实会选择遗忘或放弃。您是如何逐渐靠近儿时目标的？
富天：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清楚怎么成为企业家。当时我还在读中学，尚不具备去药企上班的条件，只好从身边离“药”最近的渠道着手——到社区药房打工，从高中到药学院毕业，一直没有中断。我小时候兴趣偏“文科”，喜欢文学、诗词、唱歌，还是个中国历史迷。但因为进入医药行业的门槛较高，我就坚持读到了药学博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曾经打工过的连锁药房担任药剂师一职。
药房作为医药产业链的终端之一，性质有些很独特：药剂师既要以患者优先，承担审核处方和为患者提供药物咨询的责任，又要确保药房的持续盈利。能够同时接触到医疗与商务汇集的双重视角，对我后来的职业发展也颇有帮助。
在做药剂师第四年的某一天，我陷入沉思，如果继续干下去，虽然生活安逸却离当初梦想越来越遥远。想清楚后，我便毫不犹豫辞去这份工作，转入商务产业链的最上游——金融行业。在金融圈工作了两年后，我感觉对我而言要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需要建立更加系统的商务和管理知识，读MBA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于是，我考取欧洲一所著名的商学院攻读MBA。在读期间，教授会指导我们分析各种商业案例，也指导我们进行自我测试与评估。我发现，像我这样的背景，要成为医药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回到高速发展的中国比留在欧美成功概率更大。2013年MBA毕业，我在上海加入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企业的战略分析，并在三年后成为一家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的前十名员工。2021年初，我与多年合作伙伴袁斌博士开启创业征程，创立了昂阔医药。
医药魔方：回过头来看，从小建立清晰的职业目标对此后的职业转型有哪些好处？
富天：首先是帮助我建立了多元化的职业背景。大家都知道，企业家往往是位多面手，如果仅仅擅长某个技能是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正是受此目标指引，让我建立了“药剂师—金融从业者—企业战略分析师—参与创业—自己创业”的多元化职业成长轨迹。
其次，就是习惯于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常态。也许是因为小时候跟着父母搬过7、8次家，换过多所学校，适应新环境对于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对职业生涯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职业角色、岗位功能、地理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即使每一次转型都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也会全力以赴地去克服。
第三，就是倒逼自己快速学习的能力。医药产业链很长，并且随着科学知识与技术不断发展，未来的分工还将越来越精细。“如何抓住行业发展的底层逻辑，而不会被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而淘汰？”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成为医药领域有贡献的企业家，是我从中学起就树立的目标，所以我也很愿意为此目标持续努力和学习。
方法论
医药魔方：别人眼中的“医药二代”、以及“第二代移民”，这一路同样也遇到了很多挑战？
富天：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别人给你打了什么样的标签，其实要走出舒适区还是会存在许多挑战，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充满“惰性”的。以个人为例：我第一次走出舒适区，是放弃周围人看起来不错的美国药剂师工作。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第二代移民，有高学位，在美国有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完全可以很舒服地生活一辈子，没必要折腾。除了要克服别人的不理解，更要排除自己对未知不确定性的犹疑。
进入咨询公司后，我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二十个小时，但一开始的产出却不尽人意。如果没有目标支撑，我很可能就会放弃。回过头来看，正是这些磨练和艰难的挑战，帮助我建立了商业视野、战略分析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中成长的洞察力、决策逻辑、系统框架思维对于企业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加入创新药企虽说是回到了“老本行”，但做药剂师和制药还是相差甚远，很多认知和资源无法有效嫁接和利用。但是我依然庆幸当时能够加入，有机会近距离向许多医药界资深的管理者和科学家学习，于我而言这是最好的创业训练营。
医药魔方：克服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后，有没有认识到个体局限？
富天：当然有的，而且局限很多。首先需要承认的是，那些超出想象范围的工作量，在不断突破能力极限时，的确也会让你刻骨铭心。尤其当你在高强度状态里工作却没有获得预期结果时会很沮丧、焦虑，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
说起来可能有点好笑，遇到挫折时，我常会想起以前和朋友讨论小时候看过的《七龙珠》里得到的一个洞察：人生就像打怪，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读书时的考试，到找工作，到后来职业发展所带来新的难关。每个当下的“大boss”看起来都很难攻破，可是当我们一个个把它们“打败”之后再回过头看当时的挑战又觉得和现在的比要简单得多。其实这正是自己成长和“功力”提升的体现。
当认识到自身局限时我也会常常反思，如何才能做的更好，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认知盲点，怎样才能有突破性的成长？除了在工作中向比我资深的人请教，我还会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来寻找答案。偶然机会，我看到关于“平台理论”的描述——无论个人能力有多强，都不如背后有个趋势推着你走。也就是说，做人做事，除了要努力之外，还需要乘着潮流顺势而为。
医药魔方：从个体发展角度，您更倾向的是“创新精神”还是“工匠精神”？
富天：个人愚见，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发展，“创新”和“工匠”这两种精神都很重要。核心问题是，如何把”精神“变成可执行的步骤？“创新”也好，“工匠”也罢，关键是要找到可落实和重复的系统性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天才”是少数的，而我除了名字里有个“天”字，和“天才”是不沾边的。即便偶尔能靠“精神”或“灵感”这类概念去解决问题，我还是倾向于采取比较“笨拙”的一套方法论。 以“创新”为例，我一般会把它拆分成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要明确创新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既然是有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它必然存在一个“矛盾点”。所以第一步是要找到问题核心的矛盾点。
然后，通过分析去了解什么是产生矛盾的底层逻辑？思考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发散的想法。我一般会先把想法写在纸上，然后梳理成“可讨论的点”。
紧接着，拿着这些“可讨论的点”与团队讨论、向业界KOL求证。这个过程既是在测试想法的可行性，又是在通过“抛砖引玉”获得更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最后再把方案拆分成可操作的步骤一一去执行。
在我看来，系统性创新方案往往是跨行业、跨历史，广泛借鉴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出的。同样成为“工匠”背后也有一套系统方法论，比如从准备到创造到打磨这一套流程体系，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关键实践点，以工匠之手打磨每一个细节，不留瑕疵。
实践
医药魔方：能否结合实践分享“系统性创新”是如何解决现实产业中的发展痛点？
富天：我以昂阔医药的创立背景及它想做的事情来谈谈，我们当时是如何结合行业痛点，并借用系统性创新来解决现实矛盾的。
首先，我和袁斌博士在此前的实践中发现了行业发展的“矛盾点”。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Biotech在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下，基本都想朝着Biopharma的目标努力。但随之而来遇到了诸多挑战，比如：管线多而不新，导致竞争力不强；对同质化资源争夺过于激烈；产品只能以中国市场为主，而中国市场只占全球10%~15%，同时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成为Biopharma意味着要做全产业链，现实是资源过于分散很难将其中每个环节都做好。
然后，针对矛盾点，我们就结合自身优势和对欧美这样的成熟市场进行对标和分析它们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路径和经验，我们发现美国Biotech大多数都很专注，很少做全产业链；它们的管线少而精，产品具有FIC潜力，因此能够高效、合理地利用资源，同时它们都是针对全球市场，并且绝大部分最终的“退出“是被大型药企收购。根据这些分析我们提出了“昂阔模式”——聚焦在医药产业链价值提升最大的关键拐点（从PCC到POC的阶段），打造小而精的产品管线（4~6个），以海外（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市场临床开发为主，并通过和大型跨国药企合作实现最终商业化。
最后，我们就是需要将这种模式细化，让它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落地。比如从团队构成上，除了袁斌博士和我，我们在全球找到另一位创业合作伙伴，曾担任Daiichi Sankyo（第一三共）全球肿瘤早期临床开发副总裁（负责人）Eric Slosberg博士，他的加入让我们在全球范围的早期临床开发能力具有更强的优势，让我们有信心做好从PCC到POC的转化。
医药魔方：最近引进的ADC项目是否与Daiichi Sankyo背景的团队加持也有关？ASCO披露的DS-8201临床数据，对未来开发有何启示？
富天：我们最近从普众发现引进了一款潜在高度差异化、全球second-in-class、正在进行IND enabling研究、靶向CDH6的ADC（CUSP06）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和商业化的权利。该产品符合以上提到的几点标准，比如其临床前研究数据显示比竞品ADC更具有差异化潜力和竞争优势，无论是对CDH6高表达和低表达的体内癌症模型，皆已经显示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等等。
我们引进的是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权益，符合我们专注于开展全球临床研究的策略，可以撬动我们管理团队在海外，尤其是欧美的ADC临床开发和在以临床为导向的转化医学研究方面具有的丰富经验。更值得一提的是，针对CDH6 ADC开发，能结合我们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来自于我们临床和转化医学团队的三位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两位曾是Daiichi Sankyo的全球副总裁）都亲手参与过Daiichi Sankyo的全球first-in-class CDH6 ADC（DS-6000）的研发。
Daiichi Sankyo在ASCO上披露的多款ADC数据（尤其是DS-8201）让业界将目光再次聚焦到ADC开发。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里，ADC领域一直是“越来越火”。ASCO之后，我认为业内人士会进一步认识到ADC将成为未来对抗肿瘤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未来的五年内也可能会迎来前所未有的“ADC潮流”。我们的联合创始人Eric Slosberg具有丰富的ADC临床开发经验，ADC在公司建立时就被定位为最重要的研发方向之一。接下来除了全力以赴地将CUSP06推向临床，我们也会继续寻找其他有潜力的ADC合作项目。
医药魔方：随着项目推进，工作重心将发生哪些变化？
富天：在创立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看过近300个项目，最后与其中的4个项目达成合作。我们虽然是一家创立不久的Biotech公司，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目前在昂阔的角色是首席商务官，主要负责非研发和非支持部门，日常工作有BD、战略、CI、PR 、GA等。过去一年，BD占了我们团队将近80%的精力。
接下来除了继续做好BD，将合作项目推上临床试验也是重中之重；同时通过我们庞大的跨国药企网络和各种BD交流活动，让国际大公司熟悉昂阔和我们的在研产品，为将来项目交易做铺垫；另外就是协助公司CEO开展融资。最终目标是希望早日将这些项目做到POC，获得良好的早期临床数据后再和跨国药企达成合作。
医药魔方：您也提到会从书籍里寻找答案。如果让您选择与某个历史人物对话，您会选择谁？以及想聊什么？
富天：我的确常常被朋友开玩笑调侃，他们说我是“被医药耽误的文艺青年”。我不仅喜欢文学，也很喜欢中国历史，心理学和哲学，对商业领域的名人自传也很有兴趣。如果没有时间阅读，我一般会戴上耳机听听历史评书、百家讲坛。我也是“得到”APP的资深粉丝。有时为了解惑，有时为了缓解焦虑，有时只是为了放松……，只要有空，我就会去看一些跟专业和业务“八杆子打不着”的杂书，还会参加一些课程。
最近有空我会看一些古人写的诗词，也会看包括佛学和其它宗教在内偏哲学层面的书籍。有句话叫“坦然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勇敢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努力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让我印象深刻。我最仰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历史上包括傅恒、卫青、张良等贤者。如果有机会，我想请教他们是如何区分哪些是我们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我想这背后蕴含了诸多处世智慧，希望后半生能够像他们一样，对于目标和任务，全力以赴地做到最好，做完之后也能放下执念，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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