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代的北族，像匈奴、突厥这样的，都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他们侵入中国的目的完全是经济性的，只是为了财物和掠奴。就政治上，这些民族并无统治一群中国臣民的兴趣和能力。在文化上，除了物质享乐以外，他们也并不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这些民族本身发展较慢，力量不能持久，一旦中国振作就可轻易将其驱逐。西晋末扰乱中国的五胡，他们虽是异族，但久居中国境内，都已不同程度的汉化，所以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正是因为汉化，其民族原有的悍勇之气被淡化了，而在文治上他们又终究不是汉族的对手，所以最终他们都失败了。宋初的辽国则完全不同，得益于辽太祖创立的两院制，辽国有效的结合了游牧民族的武力和农耕民族的富力。经过唐末、五代几十年的积聚，又占有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优势，辽国实力之盛，对中国威胁之大皆是亘古所未有。
北宋立国亦深知辽国威胁之大，所以宋太宗灭北汉后立即举兵伐辽，结果大败于高粱河。985年，宋太宗又举大兵分路北伐，结果先胜后败，亦无寸土之功。作为报复，辽国亦连年南侵，虽然不能占住地盘，但大肆掳掠，使河北经济受害惨重。宋太宗死于997年，其三子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此时北宋对辽已全取守势，辽则连年用骑兵入寇，破坏河北地区的经济生产。1004年，辽景宗之子穆宗在位，举大兵攻宋。辽军长驱直入，一举进至河北澶州，距宋都只有300里。宋真宗为辽国声势所慑，欲迁都避敌，为群臣力阻才作罢。经过宰相寇准力谏，真宗御驾亲征，前线宋军因此军心振奋，终于将辽军挡住。此时辽军长驱急进，身后的很多城池都没有攻下，长期对峙难免后援不济。宋真宗亦一力求和，双方遂定“澶渊之盟”。依此盟约，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各依旧界，从此罢兵。宋、辽双方此后百余年无大战，可知此约是个良约。宋朝用微薄之费换得北边的宁定，本可以专心于内治，迅速走上繁荣之路。
北宋的经济得益于唐末以来南方的开发，其富力亦蔚为可观。然而社会经济虽有长足的发展，北宋却未能实现国富兵强。恰恰相反的，其在军事上积弱不振，在财政上长年患贫。北宋积贫积弱的头号原因就是其禁兵制度。宋太祖深知唐末以来的藩镇之弊，他自己又是以武臣篡位，所以北宋立国深戒武臣擅权，一力要造成内重外轻之势。于是宋廷选四方精兵集中于开封，名为“禁兵”，实际上就是将全国正规军集中于首都一处。留在地方上的名为“厢兵”，数量既少，亦乏装备、训练，那是不能作战只能充夫役的。前代王朝扫平天下之后，一定要裁兵，因为和平时期并不需要战争时期那样多的兵力，而裁兵对国家经济有特大的好处。北宋之初，对外有强敌辽国，对内要预防藩镇跋扈，加强中央力量，所以非但不能裁兵，反而渐次增兵。北宋初年用以扫平天下的禁兵大约20余万，到真宗时已增至40万，到宋仁宗时又增至80万。此数仅为中央之禁军，加上四方厢兵，北边戍兵，天下兵数多至一百数十万。唐代开元时，边防十镇有兵不到50万，内陆武备甚少，则宋代开国未百年，其兵数已倍于唐代。宋代的禁兵、厢兵皆是募兵。因为宋廷用兵数量太多，如果征发平民服役，服役期一定会很长，平民长期服役，其个人的产业必然会荒废，那样国家就不得不供养他，这也就与募兵无异了。将数十万禁军集中于开封，又要供给他们衣食军饷，其耗费之巨自不待言。据《宋史·食货志》统计，在1065年，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养禁军每年需钱3500万缗，养天下厢兵每年用钱1500万缗。天下养兵每年要花掉5000万缗，而当时宋廷每年的收入只有6000万缗。财政的80%都用来养兵，政府当然要闹穷了。
北宋虽然耗费巨资来养兵，可是其军队却多不堪用。地方上的军队，国家既不重视，饷械两缺，当然毫无战力。在首都的禁军，首先是没有实战经验。再一方面，宋廷为了抑制武臣，常使将、兵隔离，而多用文臣掌兵，于是禁军的训练亦差强人意。北宋的军队是用来维持朝廷的安全感的，所以首先追求的就是数量，因为数量比较直观。任何东西一味地追求数量，其浮滥就不可避免。一旦这个军队对外敌战败了，宋廷就又觉得是因为其数量不够，于是再行增兵，如此即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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