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
山里不知日月，水边不舍昼夜。山水，是中国人的美学，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意识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写道：“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
山水情结更是中国文人之天性，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心中都有一个山水情节。对山水文化的情结，最深刻的应是孔子，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观点。宋代朱熹对此解释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
对山水情结最早是以诗歌创作形式来抒发的。《诗经》中间收录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人们对山水的艺术感悟和精神体验。三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稽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他们是孔子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典型实践者，是崇尙隐逸，寄情山水的的代表性人物。
两晋时，名士普遍厌倦政治而钟情于这里特有的秀美山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的名士们不再有慷慨悲歌的激情，不再有对社会的强烈责任心，而一变为追求玄远、旷达、放任，崇尚清谈，关注山水自然。他们怀抱利器，自甘淡泊，隐居遁世，期望把身心投入山水自然之中，“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上虞东山与舜江（曹娥江）山水自然相得益彰，成了东晋雅士文人隐居、创作的绝佳之地。在山水自然中，他们体味到的是与尘世纷争迥然不同的恬淡、宁静的境界和“自然之道。”
这里是中国山水诗发源地。王羲之就曾把登临山水称为“不朽之盛事”。（《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也是我国山水诗创作的最早实践者，“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留下了许多诗篇佳句。
谢灵运的山水诗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具有边走边游山水、边走边看边写的特点，同时他的诗还有个特点就是表现山水的“奇”，奇秀、奇韵、奇境。谢灵运的山水诗有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高度融合的韵味，也因为此成就他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鼻祖。
（二）上虞，在历史上是一个隐士出没的地方。
那是西晋南迁后的一天，无意仕进的谢安，一路向南，来到会稽上虞，悠悠山林，草木葱茏，其上云兴霞蔚。雨中的曹娥江，到处漂浮着一种淡定从容的气息。他决意终老与此，从此与世无争，隐居东山20年。谢安在东山筑庐垫居后，“高谢人间，啸咏山林”，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
风流才子王羲之，在建康（今南京）的粉墙黛瓦中成长，跟随自己的表姑-晋朝时的大书法家卫夫人写字、绘画、作诗。在父辈相继离世后，他抛弃官场的一切，也来到这里定居。
除了谢安与王羲之，许询隐居会稽西山，名僧支遁则住在会稽群内的剡山。于是乎，这些优哉游哉的名士名僧们，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就是不愿当官。据说，嵇康隐居在上虞时第一次听到《广陵散》，从此如痴如顛，伴随终生。
因为隐居，而成就了谢安「东山再起」的佳话：谢安本来一直隐居在东山，直到有一天他的好友王坦到东山面请他出山，痛陈社稷危艰，国势衰微，函须良将谋臣匡扶，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这就是“东山再起”的典故。不过，淝水大捷成就了谢安的风流，也成就了东山的盛名。
因为隐居，确立了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偏安一隅的文人们往往会带来文化的兴起。永和九年的一次聚会，成就了一篇《兰亭集序》，这也许是王羲之在微醺之时一挥而成，也许是他饱览了群山万水的轻灵之后的宣泄。无论如何，只有那放浪不羁的人才有着如此着意于笔端的畅意。
（三）为什么是浙东
从绍兴鉴湖，至上虞，再溯娥江、剡溪至嵊州、新昌、天台，在唐代共有400多位诗人游过此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唐诗之路。
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段，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能汇集那么多的诗人前来寻访探幽，行吟歌咏？这里既有历史的偶然性，地理、地貌的特殊性，也有传统文人之间同气相求、互相应和的吸引力。已故唐诗专家吴熊和先生认为，西晋沦亡之后，南渡的中原大族纷纷定居浙东。丞相谢安就以高卧于上虞驰名。孙绰、王羲之、支遁、谢灵运等名流，也先后会聚浙东，形成一种和煦浓厚的人文氛围。浙东一带的地理向来以山川钟秀、水网纵横交错为其特色。出门可见江、河、湖、海、溪、塘，触目皆是丘、石、陵、岩、峰、峦；还有不可胜数的桥梁、水榭、凉亭、楼阁、寺庙、道观。水行可弄棹，可泛舟，可扬帆；陆行可徒步，可坐轿，可骑驴。大自然蕴藏的山水之美，正和当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的人们企求回归自然，超越污浊社会的心态相契合。《世说新语.言语》篇记王子猷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大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恺之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山水情节就是文人情节，文人的风雅，诗人的痴情，凸显了唐诗之路上独特的山水情怀。刘阮桃源遇仙，竺潜东岇归隐，支遁买山养马，羲之炼丹题辞，子猷雪夜访戴，僧佑石壁造像，智者沃洲放螺，太白梦游天姥，杜甫壮游归帆，这一个个山水情怀的故事，无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段佳话。“乘兴而来 ，兴尽而返”的典故就是东晋式风雅的典型代表。
浙东山水名胜是唐代诗人向往之地，唐诗之路的形成与之密不可分。早期的旅游文学主要是山水文学，风流倜傥的唐代诗人喜欢遍游名胜古迹。稽山鉴水更是风光秀丽、景色诱人。粗略统计一下，诗人涉足的景点就有镜湖、兰亭、禹穴、府山、会稽山、古运河、云门寺、山阴道、秦望山、若耶溪、射的山、石帆山、樵风泾、日铸岭、李斯刻石、东山、曹娥江、剡溪、天姥山、天台山等数十处。年轻的谢安是李白的偶像，李白是无限羡慕谢安的。李白也随着谢安的脚步，来到了越州。阅尽世间风景的李白，要去寻觅的绝不仅仅是浙东的秀丽山河，更是魏晋名士的精神故乡，他要沿着谢灵运的足迹踏歌而行，走出一条不拘常规的人生之路。当年李白从四川出发，游荡两年之后，乘舟泛江南运河到杭州，游会稽（今绍兴），拜谒东山，又溯曹娥江抵达剡县（嵊县和新昌县），再继续溯流东南行，经沃州湖，眺天姥山，观石梁飞瀑，从天台山北麓上华顶峰，又下山到南麓国清寺。李白在诗中记载了这条浙东之行的线路。
（四）上虞，中国文人的「乌托邦」
历史上中国文人有名的三次大聚会都发生在上虞，这里俨然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除了魏晋时期文人雅士徜徉山水之间，流连忘返，最终结庐相伴，唐代时诗人蜂拥而至，大赞浙东山水外，当历史行进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绍兴上虞的白马湖畔，又开始聚集了一群文人。这里再次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上世纪20年代，教育家经亨颐得到上海富商陈春澜的资助，选中白马湖创立了春晖中学。经亨颐又以智者的眼光聘请到了学者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王任叔等人来此地执鞭任敎，蔡元培、李叔同、俞平伯、刘大白、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亦曾应邀讲学。除了夏丐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才24岁。他们风尘仆仆地来，或讲学、或停留、或畅谈。当时的白马湖简直成了群贤必至的地方，就如同永和年间的会稽山东山、西山。
中国文人是依托于山水的，空谷幽然是中国文人的思想境界。对山水文化的重拾或许是一条出路。由此，才有那么多人用行走的方式去重新丈量我们的土地，就像当年行走唐诗之路一样。
（五）上虞东山将建设成为时尚美好，年轻人喜欢的打卡地
文旅融合是中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大举措，浙江唐诗之路的推出，为沿线地区文旅融合有了抓手，上虞是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精华地段，以此整合上虞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最有故事的城市”，将大大提升上虞文旅的品位，扩大上虞城市的影响，成为全国文旅融合样板地区水到渠成，名至实归。通过全新策划，将在凸显上虞民俗风情的基础上，以更年轻、时尚、多元化的形式向境内外游客传递上虞独特文化图腾和丰富历史底蕴，势必将吸引更多的境内外游客到上虞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为上虞唐诗之路发祥地开启全新的顶层构划，打造上虞不可复制的全新地域文化旅游样板。
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工作的推进，曹娥江沿线环境不断改善，旅游景点配套持续提升，同时，有孝德文化、东山文化、青瓷文化等城市主体文化为支撑，为“唐诗之路”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虞趁势而为，打响“浙东唐诗之路发祥地”的品牌，东山则是主角：
1、东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上虞投入巨资规划建设瓷源小镇；
2、继创作古风歌曲「东山隐」后，曹娥江旅游度假区邀请青年旅港作家莲青漪创作《狼毫小笔》番外小说，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IP；
3、已经开发一批符合年轻人心理的民宿、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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