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命理学的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完善
蔡斐鹏（福建省易学研究会会员、厦门市易学研究会会员）
二.实践完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汉代这样精彩的命理理论无法产生精准的推命手法呢？在整个汉代，包刮东汉有王充这样的学者对天命的宣扬和对质疑天命论的观点的批驳，也无法创立有效且能广泛应用的推命方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命理学的本身，就是在命理学的推算方法上，因为命理学是将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之时间节点转化成干支而来论命的。
说起干支，人们普遍认为：其发明者是四五千年前上古时期的大挠氏。例如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就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五行精纪》：“夫六十甲子者，起于轩辕，作于大挠。大挠者，轩辕之史官也。考天书三式，以十干十二支衍而成之，为六十甲子”。但干支最早只是用来纪日，如《尚书*周书*顾命》就有“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择。甲子，王乃洮颂水，相被冕服，凭玉几”的记载，意思是说，四月初，王的身体很不舒服。甲子这一天，王才沐发洗脸，太仆为王穿上礼服，王依在玉几上坐着。《尚书》记载的这件事，干支只用来纪日，并没有用作纪年或纪月，《左传》中也是如此。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考证，干支纪日应当始于殷商时期。而把干支用作纪年，应该是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朝廷下令正式颁布编欣、李梵等人编的四分历时，干支纪年才被正式规范。尽管曾强吾在《周易万年历》中披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就有战国时期干支纪年的记载，不过他也认同干支纪年是在东汉被正式启用的。滕德润在《神秘的八字》这本书中提出这样的见解：古人根据天文及物理之理，定出何年为甲子或乙丑等等，其对宇宙气场有特殊意义。
我们现代的人们拿干支来论命，会认为理所当然。但在汉代，西汉时没有法定的干支纪年，你要让其与推命联系在一起，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东汉后虽然有了法定干支纪年，但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显然还没有深入人心，形成固定模式，要立刻让人们想到，它对宇宙气场有特殊意义，能起到董仲舒所提到的“天有十端”，成为人与天有机联系的媒介，可用来推算人们的命运，必定是困难的。人们对新生事物从探寻、研究、认识到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没有干支纪年及给月令安上天干，中国的推命术就无从谈起。
根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有关管辂的记载，“正元二年，弟辰谓辂曰：‘大将军待君意厚，冀当富贵乎？’辂长叹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阳令，可使路不拾遗，枹鼓不鸣。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问其故，辂曰：‘吾额上无生骨，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讳，但人不知耳。吾前后相当死者过百人，略无错也。’是岁八月，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从这段历史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在干支纪年正式为法定纪法的约170年后，其对人们的影响显现出来，管辂已经能根据人们出生的年与日及其自身相术的情况准确推命了。
《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还有这样的记录：洋（戴洋）往寻阳。时刘胤镇寻阳，胤问洋曰：“我病当差不？”洋曰：“不忧使君不差，忧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阴谋》曰：‘六庚为白兽，在上为客星，在下为害气。’年与命并，必凶当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见客。”胤曰：“我当解职，将君还野中治病。”洋曰：“使君当作江州，不得解职。”胤曰：“温公不复还邪？”洋曰：“温公虽还，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时，回风从东来，入胤儿船中，西过，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洋曰：“风从咸池下来，摄提下去，咸池为刀兵，大杀为死丧。”到甲子日申时，府内大聚骨理之。胤问在何处，洋曰：“不出州府门也。”胤架府东门。洋又曰：“东为天牢，牢下开门，忧天狱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腊近可闭门，以五十人备守，并以百人备东北寅上，以却害气。”胤不从。二十四日壬辰，胤遂为郭默所害。该记载记录着戴洋准确算命的过程，其中“年与命并，必凶当忌”即本命年流年不利，这种观点仍然对现代的人们有着重大的影响。
又过约200年，到了南北朝时期，史书上有了根据年、月来推命的记载，如《北齐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一》：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当时的魏宁就是用年、月来推命的，而且“武成亲试之，皆中。”
在《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命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袁充……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之比。这里记载着隋代的袁充因喜欢专研道术，并能准确解释占候，而被任命为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仁寿初（约公元601年），袁充将自己研究的本命（这里指六十岁）与阴阳律吕合者的情况上奏皇上，还献媚说隋文帝出生时不仅是“神光瑞气，嘉祥应感”，到了本命行年，其生月生日更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这是皇帝诞生所带来的异常吉象，是珍贵历法之开始。所以要更换新气象，改成仁寿年号。此时，年、月、日与皇帝生日完全对应，“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如此一来，隋朝基业就能长长久久、永续流传。隋文帝听后无比兴奋，随即将开皇年号改为仁寿，不但给予袁充丰厚的奖赏，还号召全体阁员要向袁充看齐。这段史实似乎在向我们讲述尝试用年、月、日推命的案例（方法不是用干支五行，而是用阴阳律吕或纳音与天地日月），但这只是宫廷上的游戏，这样的案例随着隋朝的动荡、湮灭以及袁充的殉葬，并没能在民间社会广泛的推广及流传开来。《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临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术，高祖甚亲遇之。每言灾祥之事，未尝不中，上因令考定阴阳。官至上仪同。著……，《禄命书》二十卷”。隋朝的另一位术数高人临孝恭，不但预测准确，而且还著书立说，其中就有二十卷的《禄命书》。很遗憾，唐初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只记载《禄命书》的书名，并没有记录该书的内容。除了《隋书》外，其他历史典籍或有关记载术数方面的书籍都没有提到临孝恭的《禄命书》。随着朝代的更替，《禄命书》也一同被更替，后人也无从知晓其推衍命理的方法。
此后一直到唐代早期，几十年间推命术在主流阶层仍然停留在年、月上，我们从初唐时期的人物吕才所著的《叙禄命》中对推命术的质疑并可知道。《叙禄命》中写到：“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此则禄命不验一也。又按《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为此名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禄命不验二也。……”吕才根据史书记载的一些名人出生的年月来印证，用年月推命的准确性，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我们在这里不去论证吕才用的推命法是否与“武成亲试之，皆中”的魏宁推命法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像吕才这样的质疑、否定乃至鞭策，才能促使推命术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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