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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道后主无能?无非才情更过人

七夕,当大家都在忙着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也想起了一个人。因为他生于斯日,死于斯日,空留下一腔遗恨还有满腹惆怅,甚至是横加在他头上的种种非议。

他在后世人眼里没有太多争议,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才华横溢,工于书画,尤擅诗词,但却是个荒淫酒色、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是的,他就是李煜,那个被称为千古词帝的江南才子,那个原本无心争权夺利,却意外登上王位的南唐后主。清代袁牧《随园诗话补遗》中引郭麐《南唐杂咏》云:“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这个论调几乎一直左右着史界的评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在我看来,人们对于后主治国经世方面的贬斥,首先是出于偏见。

金陵古都,有“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东吴后主孙皓——降便降了,还要白棺素服,自缚出降;有一心信佛的南朝梁武帝,无心政事,终至引起侯景之乱,被囚饿死在景阳楼;还有大建宫室、骄奢淫逸的陈朝后主陈叔宝,眼见金陵城破,也不忘惦记美色,携宠妃张丽华藏于胭脂井中,结果被隋将吊出成了后人笑柄。很巧,南唐亦是建都金陵,李煜又是那样的不幸,从即位起,就已经注定了要在大宋王朝一统江山的历史进程中,遭遇亡国的命运。于是,他和他们一样,难免遭到后世的斥责与非议。

但是,亡国的结局固然相同,然而李煜果真和他们一样的无心朝政、昏聩不堪么?

生在帝王之家,常思隐逸山水,而无争权夺利的欲望,这是李煜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但偏偏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因他天生重瞳而嫉恨他貌有奇表、处心积虑想登上王位的太子哥哥李弘冀在费尽心机铲除异己之后,却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便溘然病逝了。于是,原本以自号“钟隐”、“钟峰隐者”、“莲峰居士”来表明自己醉心经藉,无意争位的李煜,只能满心不情愿的顺位做了个递补皇帝,去收拾老爹李璟给他留下的烂摊子:其时南唐国土被大量蚕食,北面称臣于宋,可谓是江山残破、国库日空、朝不虑夕。这样的国家态势下,无有经天纬地之才,难启圣手回天之力。倘若李煜真的如绝大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废柴一个,那么在宋太祖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鼿眠”的虎视眈眈下,他应该是束手无策、应对无方,只好自缚出降了的。但事实是,李煜虽然只是偏安一隅,可他究竟守住了南唐,且一守就是十五年。

如果我们想看看李煜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不妨读读南唐旧臣徐铉奉宋太宗赵光义之命撰写的李煜《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的几段话:

(1)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驭民,钦若彝伦,率循先志。奉蒸尝、恭色养必以孝;事耇老、宾大臣必以礼。居处服御必以节,言动施舍必以时。至于荷全济之恩,谨藩国之度,勤修九贡,府无虚月,祗奉百役,知无不为。十五年间,天眷弥渥。

(2)    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常以周孔之道,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

(3)    酷好文辞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颂宣。载笑载言不忘经义。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为文论之以续《乐记》。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于弧矢之善,笔札之工,天纵多能,必造精绝。

(4)    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赏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过,惟恐其闻。以至法不胜奸,威不克爱。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道有所在,复何愧欤!

窃以为这很能说明问题。徐铉是个降臣,身份很是特殊。如果遵照古代“忠臣不事二主”的原则,作为南唐旧臣的他,分明是个屈膝贪生之徒,按理说应当和前朝划清界线,为大宋粉饰太平才是。然而,他却能挥如椽之笔,写出了一个施周公仁政,以王道治国,以孔子纲常道德处世的一代仁君李后主。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一纸秉笔直书,甚至称誉后主如日月光辉普照,功德名垂青史,才能为我们还原一个和我们的印象里几乎完全不一样,但却应该是更真实的李后主。这样的行为,估计应该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的,可是他居然无惧,且搞得宋太宗读完他的这篇墓志铭后,也不得不赞赏他是个忠于旧主的耿直之臣。

近来零散看了一些资料,觉得有些观点其实完全可以为李煜正名。

坐拥三千里地山河,李煜对百姓其实是怀有一颗仁爱之心的,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衰微,他并没有穷极搜刮,把危机转嫁于民。所以,听闻他被宋太宗阴施牵机毒身亡的时候,江南百姓无不掩面而泣。民心是杆秤,倘使他真的荒淫无度,百姓们对他的死怎么会有如此反应?

乱世用重典,这几乎是一种历史规律,然而身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却极力反对苛酷的刑罚。史虚白在《钓矶立谈》中如是说:“后主天性喜学问……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陆游《南唐书》则道:“论决死刑多从末减,有司固争,乃得少正,犹垂泣而后许之。常猎于青山,还如大理寺亲录系囚,多所原释。”这种以皇帝国君身分直接问刑狱,甚至亲自去监狱释放在押囚犯的做法,招来大臣非议,中书侍郎韩熙载即面奏:“中书侍郎韩熙载奏,狱讼有司之事,囚圄非车驾所宜临幸,请罚内库钱三百万以资国用。”一个臣子敢提出罚皇帝老儿的款,在其他王朝和国君那里,简直就是不可想象。清代毕沅在他的《续资治通鉴》里曾提到,李煜立原皇后妹妹小周后为后的时候,韩熙载据然带一班文臣写诗嘲讽,李煜非但未发雷霆之怒,甚至谴责都不曾有,相反还称赞韩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还有史料称李煜怒杀了潘佑并监禁了附议潘佑的李平后,很快查明潘佑忠心,于是不但厚抚其家,还多次自责竟至投著停食,并作感伤之文祭奠。因为他的温和执政,金陵被围时,军民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宋军,军校马承信、马承俊兄弟坚守东西城门奋战三昼夜,英勇牺牲。而坚守南城门的将士也是力战到最后,马革裹尸,壮烈殉国。

有人说,直到大宋兵临城下,李煜也是浑然不觉,依旧醉生梦死,这简直就是一种污蔑。从赵匡胤下令宋军于开宝七年冬十月正式出兵南唐,直到开宝八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金陵迫李煜投降,前后历时达一年之久。如果是仓促应战,以大宋兵力,何至于久攻不下?《续资治通鉴》里有南唐两次兵败白鹭洲、两次兵败池州以及两次兵败武昌的记载,尽管不曾明说是这些地方曾经易手,但重复占领的年月日却是记述的清清楚楚,可见战场形势确实曾有过逆转。而且据此书所载,开宝八年正月,南唐曾经集水陆大军十余万,向宋军发动进攻,虽然是兵败,但决非很多人说的不战而降。至于南唐军队还在鄂州、溧水、袁州、宣州等地以及长江中和宋军反复作战,其结果尽管没有改变南唐灭亡的命运,但是也牵制了宋军的力量,导致久围金陵而不能下,甚至令赵匡胤都有了撤军休整的打算。

如果说这些战争并非李煜指挥,不能明证,那么李煜致书吴越王钱俶,离间吴越与北宋的关系,终究表明李煜是不甘于坐以待毙的,只可惜钱俶做了个“识时务者”而出卖了他。而且,宋出兵两个月后,原本一直对宋军北向称臣的南唐,突然于十二月,宣布金陵戒严,并且下令弃用宋朝开宝年号,向民间招募扩增兵力,此等大事,除了作为皇帝的李煜,谁有权力为之?

史载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备战”,可见他在强敌面前,从来不曾掉以轻心,且一直有所防范。到兵戎相见,他能立刻宣布与宋断绝邦交,马上命令出兵迎战,都可见得他并不是在打一场无准备的仗。战败被俘以后,他没有象刘禅那样乐不思蜀,而是以泪洗面,时时警醒追悔,借诗词抒发亡国的苦闷与悔恨。他真的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君。

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词写的太好了,所以也就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

常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可以少了像李煜这样一个皇帝,但是不能少了像李煜这样的一位词人。的确,李煜的才情尤其是词作上的成就,完全盖着了他在政治上的锋芒。这和他的天性有关,看着做皇帝的父亲每天殚精竭虑,他觉得做皇帝一点儿也不好玩,看着原本对他很好的大哥为了皇位之争居然嫉恨于他,他觉得做皇帝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所以,他宁可醉心诗词书画,徜徉山水田园。“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渔父》)他要的是春风暖雨、落絮飞雁的诗化人生,而不是威仪天下、万古不朽的帝王生活,他愿意在“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中沉醉,渴望“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的那种畅快,却不愿武力征战,生灵涂炭。

他早期的诗词,许多都是在记录着自己的快意人生。贵为皇子,他有的是花间月下、有的是金樽美酒,当然更不缺美人在侧,夜夜笙歌。所以,他能够“重按霓裳歌遍彻”(《玉楼春》),能够“醉拍阑干情味切”,把个嫔娥春舞宫殿的江南盛景写的令人如痴如醉。所以,他能用“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和“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写出美人儿颜色服饰,声音笑貌,令人如见如闻。甚至和小周后的私情,他也要以诗词来记录内心的得意:“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

所以,有人说,李煜如果不做皇帝,他的词作将会有更高成就。然而我却只能说:此言差矣!

正是因为李煜做了皇帝,而且不幸还是一名亡国之君,所以才能令他的诗词生生拔高了一个境界。他在《相见欢》里自述囚居生活,抒写离愁,内心的凄凉、寂寞与孤独,袒露得栩栩如生。他在两首《望江南》里追恋故国,以昔日之盛反衬今日之衰,写尽内心的痛苦与悔恨。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传言,这是李煜最后的一首感怀故国的词作,也正是这首词惹恼了宋太宋赵光义,于是以牵机之毒,戕杀了他。如此说来,这应该是他人生的绝响。在这首词里,他问天、问人,而后自问,放笔悲号,写尽满腔哀愁。倘若不曾经历过大灾难,如何才能炼就这大手笔?多少去国之思、失国之悲、亡国之恨,都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间奔泻而出,终成绝唱。难怪王国维会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

如果没有了十五年身居帝王高位的经历,没有了无可幸免的亡国伤痛,李煜的词写的依然会好,但是好不到家国之思上去,最多不过是在花间词人中以技巧获胜,与柳永争一争谁是婉约词之宗。但是,江山易主,家国难回,却让他能够直面自身的惨痛遭遇,抒写国破家亡的凄凉与悔恨,也让他摆脱了长期在花间樽前曼声吟唱的脂粉气,成就了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为后来的豪放派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由此看来,做皇帝,李煜原本也做的可圈可点,但是,他的实在是太才情过人了,所以,给后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误会,且一直被冤枉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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