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
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
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
解读：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却生不逢时，壮志萦胸却展怀无地，是以，其诗多反映民生疾苦、社会动荡，诗风沉郁，抑扬顿挫。细读杜诗，纵横捭阖，自见一股苍茫之气；缘情体物，工妙中早有三分浑然——大家风范，不外如是。
全诗结构谨严，遣词工丽，意境清新，比兴托物，融情于景，极言山野之妙趣，个中归隐之意不言自明。首联“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言之有物，提笔蕴藉，总领全诗，为后文做垫。世间之“生理”易识易知，且无谁可违背，万物不可违，诗人自然也难违。
颔联中诗人笔锋顺扬，以鱼鸟为例，详细对这“理”做了阐述。“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鱼游深水，不畏重深，自得其乐；乌翔高天，眷眷茂林，仍自知归。鱼鸟如是，人又何如？
颈、尾二联，诗人由物及人，一笔宕开，以“甘贫病”“不厌”直抒了退居归隐之意。我已年迈，宁愿贫病交加，也不愿再沉浮于那是非不断的名禄荣华之中。秋风瑟瑟，芒杖声声，山中青翠的薇莱自不令人厌烦。这里的“不厌”语极工致，从意义上来说，是在呼应颔联的“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从因果上来说，则是对“荣华有是非”的一种延展。
另外，“不厌”是不讨厌之意，其中包含的喜乐之情其实极淡。细追诗人平生便知，即便是垂垂将终之时，他心忧的仍是社稷。尽管一生仕途坎坷，他也从未想过罢官归隐而去。所以，诗人虽表达了对山水的向往，也生了归隐山林之心，但其实，他还是纠结矛盾的，“甘贫病”之“甘”不是甘之如饴，而是一种不得不甘的无奈。其中多多少少蕴含着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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