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7 唐诗解读——杜甫之《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注：

小奴：指年幼的男仆。

何厚薄：何必厚于虫而薄于鸡。

得失：指用心于物而言。

解读：

从末句“山阁”，可推断这首诗是诗人大历元年（766）冬天在夔州西阁所作。当时的唐王朝正处于由盛而衰之际，战乱四起，百姓深陷苦难之中。此时的杜甫虽有扶危济难之心，却已年迈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逃难至四川，仍不忘关注时局，创作了大量诗篇咏叹国难民苦，表达内心忧国忧民的苦闷。全诗通过“释鸡”之举，暗讽现实，劝勉世人，意在表现诗人对生命的热爱，但由于物不自齐，只能“注目寒江倚山阁”，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感。因此这首诗实则是诗人首现实主义作品。

诗歌前两句叙事，写年幼的仆人将鸡捆住，拿到市场上去卖，而不愿被捆缚的鸡一边挣扎，一边鸣叫着表示抗议。其中，诗人运用拟人手法，将鸡的叫声写成人类间的“相喧争”，不仅把“鸡被缚急”的情态写活了，同时也暗示着世人的争权夺利便如同家禽吵闹一般，无意义又令人厌烦。

紧接着的四句，作者就此事进行了一番思考:为何要卖鸡呢?原来是家中人不喜鸡吃掉虫蚁，觉得这种行为属于杀生，可是鸡被卖后，也难逃被宰杀食用的命运啊。虫蚁和鸡同样作为生灵，难道该厚此薄彼吗?

然而，诗人命仆人放开鸡后，又转念想到，鸡保全了，虫蚁又要遭殃了，得与失之间，似乎永“无了时”啊!最后，似有所悟，又似乎并未彻底了悟的作者，倚靠在阁楼边，望着悠悠流淌的寒江水，陷入了沉思……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议论，间接地表现出了作者此时此刻迷茫的心里。

诗人真正关心的，当然不是鸡和虫的命运，所谓“鸡虫得失无了时”，其实是直指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无了时。战乱是一部分人的争权夺利，是彼此间没完没了的“食”与“烹”。表面上看来，诗人并没有在诗中就此明言他的态度，事实上最后一句的写景之语，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已达到言已尽却意无穷的效果。

全诗语言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读起来平易近人，点出了杜诗的过人之处，形象，具体，有说服力。

南宋文学家洪迈的朋友李德远模仿杜甫这首诗，曾作了一首《东西船行》，全诗如下：

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

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

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

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

据说李德远写完之后，非常得意，并请洪迈提出意见。洪迈看后，说了一句——“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李德远听后认为很有道理，坚决要改写，最终也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洪迈将此事记录在他的笔记小说《容斋随笔》。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