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 唐诗解读——杜甫之《题柏学士茅屋》

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

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注：

银鱼：有银质饰物的鱼符袋 为五品以上官易佩用。据《唐六典》记载，学士的官秩为五品，可用银鱼袋。六品以下的称“直学士”。

焚银鱼：银鱼袋被焚。言柏学士遭战乱。

白马：语出自《后汉书·张湛传》：“光武临朝，或有情容，湛辄陈谏其失。(湛)常骑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因学士能参议朝政，所以杜甫用张湛来喻柏学士，说他因遭“安史之乱”才弃官来此隐居。

古人：汉代的东方朔。《汉书·东方朔传》：“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称柏学士带着子侄勤奋读书，学业有成年。年少句意为柏学士虽然比我年轻，但已经读了一万多卷书籍。这里赞扬其博学。

团倾盖：形容团团云朵有如倾斜的车盖。溜决渠，形容山涧流水急速，像河渠决口一样。以上两句描写柏学士茅屋前的秋景。

五车书：指很多书，代指学问很高。

解读：

这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秋天，时诗人在夔州，访问柏学士山间茅屋，见其藏书之多，喜其子弟勤于读书，又羡其居处景色优美，遂作此诗。

古代科举制度促进了藏书文化的发展，其对于进士藏书的促进尤为突出。进士作为科举制度下的成功人士、藏书文化的受益者，对于藏书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其藏书的主要动机与登第前有所差异，但追求依然强烈。一方面，藏书成就了自己的科举愿望，也将助力其仕途顺利，是士人赖以安身立命、体现价值的基础；另一方面，藏书也是陶冶情操、完善自我的法宝，还是其自得其乐的重要方式。

柏学士是好学之人，即便是逃难也带着许多书籍，杜甫访问柏家很是美慕柏学士的人品与学问，认为柏学士身上在战乱之中忘不了读书，在茅屋隐居还引导后人读书，生活贫寒还以书为伴，这真像古代的圣贤。诗人以此劝勉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应该先勤奋地读书，书读得越多越好。诗中用典提升柏学士的读书精神，用比喻来美化学习环境。此诗的主旨很明确，即借赞誉柏学士的行为来劝勉后辈。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为本诗名句，宋真宗曾在《劝学》也说：“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显然宋真宗是从老杜那儿学的。抛却为功名富贵读书这一动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读书往往令人有着激动人心的感触，读书人未必都去理政，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多多少少还是应该要懂一些的。史学家钱穆曾说过，中国古代是“天下高于国，社会高于君，学术高于政治”，这与鲁迅的观点——“小而言之为国家，大而言之为学术”可谓异曲同工。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