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必须重新认识尼采
文：哈贝马斯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的逻辑》
《社会科学的逻辑》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黄渡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
尼采的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在德国，引发过人们某种有特色的狂热。他的判断和成见所包含的激情，他的颓废哲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套路，以及“说'是’的冲动”中魅惑的肯定，规定了整整一代表面激进、跟西方传统彻底决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提问方式。对于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卡尔·施密特、戈特弗里德·贝恩（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Ｂｅｎｎ）、恩斯特· 云格尔（Ｅｒｎｓｔ Ｊüｎｇｅｒ）、马丁·海德格尔和阿诺德·格伦这些相互异质的头脑，人们都能够在这个截面上加以认识。他们是这样一个效应的实例，即相互流传的更多的是思想的姿态，而非某个单独的论证。尼采在那时给某种精神状态留下印迹并加以强化，这种精神状态当然绝不仅仅始终限制在“右翼的革命性”上。这一切都留在了我们身后，甚至几乎变得不可理解。尼采不再有感染力了。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前期，尼采在文学上的直接影响，跟哲学上对尼采世界观学说的讨论汇合了。首先是关于三个核心教义的讨论——虚无主义的兴起、求强力的意志（ｄｅｒ ＷｉｌｌｅｚｕｒＭａｃｈｔ）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被重建为哲学写作者们的主题，并且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得到研究。
有这样一门哲学，不仅系统性地假装，而且故意地脱离了论证，它只服从格言式说理的规训。这门哲学隐含的形式为阐释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活动空间。这个活动空间或许过于频繁地邀请阐释者们利用尼采作为投射他们自己哲学的屏幕。所以，克拉格斯（Ｋｌａｇｅｓ）用尼采说明了生命与灵魂的形而上学对立（《尼采的心理学成就》，１９２４年），博伊姆勒（Ｂäｕｍｌｅｒ）从尼采那儿抽象出了非常当代的权力哲学（《尼采——哲学家与政治家》，１９３１年），雅斯贝尔斯（Ｊａｓｐｅｒｓ）把尼采的判断句漂白成某种暗号，并盯牢了思想的超越运动（《尼采——理解其哲学的导论》，１９３６年）。
海德格尔把尼采当成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点和转折点——就存在真理的遮蔽而言，他是最后的伟大样板（《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甚至还包括洛维特，他非常谨慎地着眼在尼采全部哲学著作上，但仍然是用永恒轮回的学说阐发他自己的思想，即从现代思想的顶峰，也就是从历史学思想的顶峰退回到古典时期的宇宙论世界观中（《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１９３４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尼采讨论在美国和匈牙利产生了回响。瓦尔特·考夫曼（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１９５０年）满怀活力地把尼采的哲学教义放回到宗教批判的语境中，由此也是放回到近代启蒙传统的语境中。他将“超人”的规划作了某种古典主义式的柔和化处理，这使得他能够彻底避开那些曾在尼采的政治影响史上起决定作用的隐含意味。而卢卡奇则恰恰集中关注这些隐含意味（《理性的毁灭》，１９５１年，第２４４—３１７页）。他把尼采理解为这样的哲学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一个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德国非理性主义潮流，这种潮流始自浪漫主义，并跟其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相联系。
直到目前为止的围绕尼采的哲学争辩，包含着如此异质的阐释视点，而只有如此少的阐释能够做到相互统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争辩是在尼采本人选定的维度上进行的。它遵从着这样的冲动，这场冲动从１９世纪中叶跟宏大哲学的传统决裂出发，并且由尼采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目下，以它在实践上的后果，非常尖锐地让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哲学讨论是跟尼采的基本经验相联系的，即对于理论的经典要求，诸如认识世界的本质，并由此给人类的行动导向，再也不能够满足现代科学（以及一门按照现代科学定位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衡量标准。
尼采揭露了这个理论要求其实披着犹太教—基督教信仰传统和希腊哲学信仰传统的伪装，并把它还原为道德立法的推动力，还原为行动和以规范巩固权力的动机。给行动本身定位当然只依赖于“价值”，各种价值还缺少一个理论语境，并因此也缺少进行批判性论证的可能性。这恰恰就是一件丑闻。因为尼采不能够把自己从这样的哲学要求——即理解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中解脱出来，从而必须认为这个要求依然是哲学所无法满足的，所以对他而言，就有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而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在实证主义的面前。
尼采不满足于消极虚无主义的怀疑论式解决方式，这种消极虚无主义始终坚持用无动于衷的态度面对价值的多元主义。把决断论当作对于价值非理性的积极回应也同样不让他满意。他更多的是尝试通过反思虚无主义的产生去赢回这样的根据，这个根据使得给行动导向的洞见重新成为可能：“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因为正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所持的这些价值本身，在虚无主义中得出了它们最终的后果；因为虚无主义正是我们将伟大的价值和理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逻辑；因为我们为了要来到“价值”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的背后，就必须首先体验到虚无主义……在某个时刻，我们必须要有新的价值……” 新的价值要求一种在哲学上论证过的规划，给未来的行动导向，而不是给毫无洞见的实践提供任意的投影。
尼采尝试过把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论证，跟求强力的意志的理论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假设一并给出。后两种教义中的任何一个，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作为涵盖西方传统的道德批判的结果的虚无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目的论思想的终结，客观主义的终结（在终结前，主观的创造凝结成了自在存在的结构）得到了确证其自身的求强力的意志所释放的创造性的认可，正如同得到了对主体一视同仁的自然循环的平静承认。那两个一开始互不相容的主题之间的辩证法联系就没那么明显了。在我前面提到的哲学讨论中，原则上出现了四种解决方案。
前两种是简单的，但显然有所欠缺——要么是这两个主题中的一个，即永恒轮回的学说，因为其他的主题而被忽略；要么这两个概念都被削弱，以至于它们互相兼容是不成问题的。其他的尝试在于，在两个主题之间建立起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学—心理学的连锁后果。一方面有着这样的尝试，把永恒轮回的假设当作尼采真正的肯定学说来理解——求强力的意志的理论只是展示了这样一个反思阶段，其中现代意识察觉到直到此时还隐藏着的虚无主义的前提条件，并且借助于向古典世界观复归而超越自己。另一种尝试则相反，把相同者永恒轮回的主题当作单纯的过渡——这种学说有着练习的重要性，练习从目的论思维的魔力中解脱出来，并由此才使我们能够回溯到道德传统（在每个道德传统中，都有某些生活条件特殊的综合体被教条化了）的背后，并把求强力的意志当作实践理性的普遍条件来认识。
我不想深入这场讨论，因为我不确定，就虚无主义的完成跟尼采哲学进行直接争辩是否还有意义。争辩的哲学取向，亦即设想把作为整体的格言当作一个系统来把握具有可行性，总是值得怀疑的。试着逃避体系约束的思想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是零散片段式的，这并非偶然。到今天尤其值得怀疑的是，那三个定理之间的联系是否能够宣称不仅仅只有一个被孤立的精神史旨趣。直到目前的讨论所规定的都是具有争议的意涵。
只有当人们参与到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解构中，不仅仅参与到对普遍基本设定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而且还参与到对这些设定的特殊道德批判中，以至于“下降本能已经变成了上升本能的主人”，这时，这些有争议的意涵才能够得到检验和修正。为了在这种颓废哲学中认识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特殊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的线索，人们只需要挑选出其核心命题中的一个。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比意识形态更没有前景，因为它本身比它的对象更不会被人认真对待。
形式论证则很不一样，它要先行于虚无主义主题内容的展开。道德批判把对于理论与生活实践间联系的洞见作为前提条件。尼采看到，认识的规范在原则上不是独立于行动的规范的，以至于认知跟旨趣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存在的。在我看来，这里有着非传统的认识论，它值得用系统性的观点进行哲学探究。我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了重建先前尼采遗稿片段中所隐含的认识论的取向，他试图使尼采的实用主义对于马克思所传授的认识批判而言变得有成果。
更进一步，我还在丹托那本值得注意的书中发现了这点，他承接了尼采的语言批判，并且跟从晚期维特根斯坦出发的分析哲学令人惊异地平行发展。直到现在，也就是自从鲁道夫·艾斯勒（Ｒｕｄｏｌｆ Ｅｉｓｌｅｒ）（《尼采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１９０２年）和汉斯·费英格（Ｈａｎｓ Ｖａｉｈｉｎｇｅｒ）（《作为哲学家的尼采》，１９１６年）的早期推介以来，尼采的认识论都几乎没有受到认真对待。因此，如今必须重新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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