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苏珊·怀斯·鲍尔（作家）
苏珊·怀斯·鲍尔：作家，美国传奇女子。196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她从小没有受正式的中小学教育，而是在家受母亲的家庭教育，广泛涉猎文学、历史、艺术和科学知识。她10岁学习拉丁语，14岁成为职业音乐家，16岁时写作三部小说，17岁大学学习，获费城大学的神学硕士学位，弗吉尼亚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美国研究博士学位，现在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教授文学与写作。著有《世界的故事》《精心培养的心智：家庭古典教育指南》《极简科学史》《世界史的故事》等。
阅读历史书的时候，你会问自己那些经典的侦探（和记者）式的问题：谁？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在探索式阅读的第一阶段，对作者讲述的故事，提出这几个问题：这段历史是关于谁的？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何时何地发生？为什么这段历史故事中的人物能够战胜他们面临的挑战？又或者，他们为什么会失败？而在探索式阅读的第二阶段，你要仔细审查作者的论证：她提供了什么证据？她如何为自己的论断做辩护？她都使用了什么历史证据？最后，在你的探索式阅读的第三阶段，你需要问一问：关于人类存在，这位历史学家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这段历史是如何解释那些男人和女人都是谁？这些人在世界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审读标题、封面和目录。这种对一本书的初步浏览，总是你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和与第五章阅读小说的过程相同：把你的笔记本和笔就放在旁边，读一下标题页和版权页。请在笔记本上面的空白处写下这本书的名字、作者的姓名、出版时间，或者创作成书时间（出版时间和创作成书时间并不总是一样的）。关于作者，也写上短小精悍的一句简介（学者？修女？政治家？或者奴隶？）。
如果你能从目录中提取到关于作品整体结构的信息，也把这记下来。例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图书目录就极为细致，内容分为六大篇：“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和“道德与宗教”。你可以把这六个篇目的标题列在书名之下，作为探索布克哈特论证的总体指南。
作者提及他的写作目的吗？现在，要开始读一下作者的序言或者导读了。如果没有导读，那就从第一章开始。（记得把阅读其他学者写的批判性序言，留到你自己读完整本书之后。）寻找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这通常会在最初的篇章中出现。
例如，比德(Bede)在他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的开篇就写道：“如果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了善人善行，那么细心的人听到这些故事后就会深受感动而去仿效他们；如果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了恶人恶行，那么它同样可以使忠诚善良的读者或听众避免那些对灵魂有害的东西而更加自觉地追求他知道是合天主意的善事。”换言之，比德试图通过他的历史著作去教化读者，效法善行，摒除恶念，弃恶而扬善。一旦你找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就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记下来。如果作者的表达很简洁，也可以把它整个抄写下来。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主要事件有哪些？这位历史学家围绕什么具体的事实来写他的书？给这些事件制作一个编年表。尽量不要涵盖太多细节；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采用任何一个标准，只写下每一章或每一节最为重要的事件。
书中的故事主角是谁？一边读，一边随手记下你遇到的主要角色。他们是以个体形象出现，还是一群人（就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的“女人们”，或者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劳工”）？或者整个国家民族？如果他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那么这部历史著作是聚焦在某个单独的人身上，还是聚焦在一个可能与血缘或者某种其他社会关系相关的个人网络上？
如果这位历史学家描述的是一群人，她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分类识别的？是通过国籍、民族、性别、年龄、阶级、工作，还是经济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作为作者的历史学家为你讲述的是“自上而下”的历史，还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换言之，作者是对那些权贵政要、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浓墨重彩，还是着眼于“普通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这位历史学家讲述的是关于很多国家和民族的故事，那么是凭什么区分每个国家或民族的？
这些人是如何想象他们自己的？是把自己看作战士？还是有学问的人？农夫？自由民？另外，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个国家或民族，比之其他国家民族，强在哪里，弱在哪里？在约翰·洛克的《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The True End of Civil Government)或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你可能会发现，一方面重要“人物”都是统治者或者政府要员，而另一方面有着定义相当广泛的“被统治者”群体。
书中的主人公曾面临怎样的挑战？一旦你发现了中心人物或人群的身份，就要问自己一个和你初读小说时一样的基本问题：难题是什么？是什么挑战了中心人物过完整生活的能力？在尤金·D.吉诺维斯(Eugene D.Genovese)的《约旦河波浪滚滚：奴隶制创造的世界》(Roll, Jordan, Roll)中，就有两类中心人物：奴隶和奴隶主。这两群人其实都被奴隶制裹挟而不能自主。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著《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中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也为奥秘自身困守于金丝笼中：认为唯有家庭与孩子才是女人最值得实现的愿望。你可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写“14世纪的人”这个规模相当可观的群体时，就列举了瘟疫、赋税、战争、抢劫及其他六种挑战。
什么人或什么事造成了这种挑战？一旦你已经看出书中角色要面临的挑战，那就要问一下自己了：作者对此给出了怎样的解释？哪个人或哪件事应该为此负责？在某些情况中，答案将是某种体制：在吉诺维斯的《约旦河波浪滚滚》一书中，作者认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书中人物都要面临的挑战是由他定义为“家长式管理作风”(paternalism)的体制造成的。在其他作者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更为具体：在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编剧的《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中，突袭的D日部队(D-Day forces)显然是为反纳粹而战的。在许多例子中，作者会举出更多的原因，而不是归结为一个，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把这些原因列成一个表。
找出历史问题的原因或者根源，是历史写作的核心所在。在大卫·休谟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中，下议院为什么要求君主对议会负责？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为什么人们决定签订社会契约？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回答这些问题。他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点？
历史人物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让你用一段话来概括这段历史，就像它是一个电影情节一样，你会怎么做呢？你可以从答复上文提及的人物和挑战入手。对自己说：“面对（如此挑战而来的）问题，（关键人物）会……”这句话应该如何收尾呢？人物采取了什么行动？他是如何与历史困难作斗争的？他又是如何打算克服历史难题的？如果人物的基调是被动的，那么他曾有什么失败之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可能会被概括为“面对她们缺乏教育机会这个问题，女人们没有意识到她们需要思考更多，少些诉诸情感”。如果有不止一个关键人物或一种解释，你可能需要多用几种句式来把意思说清楚。对于更理论性的著作，例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你需要采用一种建议的句式来表达：“面对残酷和专制的君主制，殖民地的公民们应该……”
这种练习可以在多个层面进行。你可以对一个总的想法做一个非常简洁的重述：例如，对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你可以简单写下：“面对新的科学发现和关于国家的新观念，意大利的公民们发展了一种新的观念：他们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不是某个集体中的成员。”或者，你可以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列表。布克哈特这本书的每一节都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要面临的新挑战，以及他们对每一种挑战做出的回应的不同分析。
根据兴趣处理。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你或许可以写上一页纸或者更多，列上这位历史学家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以及书中核心人物对每个问题采取的方法策略。如果你发现自己对这本书没有多大热情，那么做一个笼而统之的概要就足够了。就像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书，每一个独立篇章都展现了一段微观历史，你需要给你读过的每一篇传记写上一两句概括的话。
书中人物角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为什么会如此？用最基本的术语来说：这段历史曾经发生过运动吗？书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如何？是皆大欢喜，还是黯然离去？历史事件是改善了他们的命运，还是让命运更恶劣？或者，这些人物基本上从始至终原地踏步？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学家是否在暗示未来必须发生改变？
书中故事发生于何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对于历史写作而言，这可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中涵盖了哪些日期？这里面包含的时间区间是怎样的？是十年，还是某人的一生？抑或是七百年的历史长河？如果这位历史学家正在进行严肃理论写作，就像卢梭和洛克那样，他建议覆盖的时间区间是怎样的？他对政府的建议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还是只是为人类历史某个特定时间点提供建议而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这位历史学家健在吗？另外，这位历史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相距多远？
随手记下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可能会发现，你将从保持时间线中获益匪浅。这不需要很复杂（你可以在笔记本的一页纸、一块海报纸板、一长条新闻等上面画一条运行的时间线），但是，你应该在时间线上面标记出每段历史涵盖的日期、作者的出生与死亡日期，以及酌情说明每位历史学家强调的两三个最突出的历史事件。这一条时间线包含了所有你读过的历史信息，它将帮助你厘清历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时间序列关系。
书中的故事发生于何地？书中描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哪一部分？作者与这个地方是什么关系？他是在描述自己国家的过去，还是在描述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他的国家的地方？他离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有多远？“空间感”和时间感一样重要，是历史的核心。参考地图或地图册以及地球仪；如果你的地理概念不太好，查看你读到的每一部分历史相应的地理位置，将帮助你开始整理你意识中的地理世界。
一旦你把握住这本历史著作的内容，就可以开始评估它的准确性了。当你分析一部小说的时候，你会问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发展得如何？他们的行为是否匹配小说家为他们构建的人设？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问题：作者是怎样遵循他自己定下的规矩的？但是，在阅读一部历史著作时，你需要进行额外关键的一步。历史学家是采用外部的证据来构建一个论证的。历史学家所讲的故事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外部证据？还是为了特定的方式塑造故事而扭曲、滥用了证据？
寻找历史学家的主要论断。查阅每一章的最后两段话和全书的最后一章。这些地方往往是历史学家会做总结性陈述的地方：两三句话，简明扼要，简要回顾作者对自己表述的故事（或其他证据）的解读。倒数第二段经常也包含了概括性的陈述，而最后一段则是用修辞手法升华润色。
举例来说，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对《关于布克·T.华盛顿先生及其他人》这一章在倒数第二段做了如下总结：“南方各州应该通过坦率和诚恳的批评，引导南方坚持她更好的自我，并对她曾残酷地错待过，现在仍在错待的这个种族尽到她的全部责任。而北方各州——她的共同犯罪团伙——无法给她的良心贴金来挽救她的良知。
我们也无法通过外交和温文尔雅，仅靠'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杜波依斯在前面所有篇幅中的核心论点：南方与北方要共同为黑人的苦难负起责任，“黑人种族”也必须唤起他们自身的责任意识，而不能只是耐心等待变革。最后一段是号召他的听众们马上身体力行，行动起来。
一旦你发现了这些概括性的表达，就把它们明确标记出来；然后，按顺序用自己的语言记下来。在每一条陈述句之间留下额外的空白，这样你就有地方去填写你分析的下一部分了。
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书写历史，需要历史学家回答关于过去的问题。看看你的概要陈述，然后自问：这些陈述回答了什么问题？在前文提过的例子中，杜波依斯就在书中提问：“黑人，就应该是一名活跃分子吗？或者，他应该提高他自己，等待赞许吗？”他通过坚称北方各州与南方各州皆有罪责并号召积极行动回答了上述问题。
你不一定要在历史著作的每一章都发现个什么问题。当你浏览自己写的概要时，你可能会发现，一位历史学家可能用好几章来回答一个相同的问题。但是，一旦你拟订了自己的问题，就把每个问题写在提供了相应答案的概要陈述之上。
历史学家用什么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对他的资料来源是否确定？前文提到过的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她对玛莎·巴拉德的研究就是以巴拉德的日记为基础，她对自己做研究使用的主要资源描述得非常细致。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你需要浏览一下书里的脚注。这位历史学家是主要使用了书面文献资源（书信、日志、账单等）、口述资料（新闻、民间故事等），还是其他历史学家的论证？他主要使用了什么媒介形式？
杂志，报纸，还是广告？他是否利用从税收记录或类似的原始数据来源获得的信息进行定量分析？他是否采用了非文字的文化资料，如歌曲、建筑、服饰风格或图像？如果他确实使用了视觉资料（绘画、徽章、旗帜），他是仅仅描述了它们，还是提供了插图？如果没有，他是否描述了颜色、质地、特征，以及这个视觉资料是在哪里出现的，是谁看到的？这位历史学家对他获得的原始资料的任何部分是否曾有过怀疑或是有保留意见？你或许需要记下作者曾经使用过的证据类型。这些证据是来自广泛的基础，还是过多倚重于一两个狭隘的来源？
证据是否支持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联？现在，你手上既有问题，又有答案，是时候去考察作者提供的用来联结问题与答案的证据了。如果杜波依斯问：“黑人应该提高他们自己，等待赞许吗？”然后回答：“不！因为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都应该为黑人的苦难负责！”那么杜波依斯应该提供两类证据。
首先，他应该给出北方与南方各州都曾经对黑人做过些什么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北方与南方各州的罪责；其次，他应该通过展现南北方各州变得更有敌对性的回应（而不是更少的敌对性），来支持他对“耐心忍受”的谴责。事实上，这方面他做得很到位：这本书他写了14年之久，之前的奴隶曾被要求“放弃吧！……放弃三件事——第一，政治权利；第二，公民权利；第三，黑人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集中他们的全部精力在实业教育、财富积累和与南方的调停和解上……这种温和地伸出棕榈枝的结果到底如何呢？这些年来，发生了如下事情：剥夺黑人的公民权，以法之名为黑人创造了明显的公民劣势地位。”
有时候，历史学家为了方便读者，可能会简化问题与答案之间的联结，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因果陈述。当你浏览你已经读过的篇章时，请寻找事实与解释之间的明确联系，由以下短语或结构引入：
因为（历史因素），所以（那些历史人物会如此这般）。
由于（历史因素），（那些历史人物就以这样的方式做了）。
因而……（你将会在这个词之前发现某个历史因素，之后将是一段解释）
很显然，然后……
那么，接下来……
这就不难理解……
结果是……
一旦你自问，历史学家给你提供了什么证据来完成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联，那就花点时间去检查这些证据。或许，你无法准确指出事实中存在的错误，因为这需要你能查阅这位历史学家使用的实际资料。但是，你可以评估这位历史学家是如何使用他所引用的资料的。运用论证规则，你能够知道这位历史学家是否公平对待他获取的证据材料；或者，他是否为了得出一个希望得到的结论而过于轻易、不严谨地使用了这些证据。当你在评估证据时，要注意以下几种常见的错误：
(1)多重观点的误导：看看那些概括性的句子，看看每句是否有不止一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对某项事实的单一陈述。杜波依斯在上面提到的概要中有四个观点：北方有罪责；南方有罪责；积极行动会起作用；耐心忍受徒劳无功。尽管这些句子里包含了多重建议，也没什么错误，但是一名历史学家可能会举例解释某一个观点，然后用一句话总结，里面顺带夹杂着一两个附加的观点。因为你已经确信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其他那些观点就有可能在你眼皮底下溜掉。杜波依斯确实给出了可信的历史证据，用以说明“耐心忍受”在南方各州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这个观点对于北方各州是否适用呢？既然它们和南方各州一样罪责难逃？他为此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呢？
(2)用疑问句代替陈述句：用提问代替陈述，这种修辞策略在口头辩论中比在书面中更为常见。但是，那些希望激发读者行动起来的历史学家有时候会诉诸这种技术手段。但是，提问本身并没有给出信息；它隐含了一个事实陈述，如果把这个疑问转换成一条陈述，那经常会显得夸大其词或者明显不真实。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大发雷霆：“你们这些高唱和谐与和解论调的人，你们能重拾逝去的时光吗？”这个疑问显而易见是要向读者确认，和解是无法带我们回到过去的。但是，潘恩没有直截了当地采用陈述的方式，说“和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那样做，他还要提供支持这条陈述的证据。
(3)引出一个错误的类比：潘恩紧随他的修辞性的提问之后，又来一个：“你们能为娼妓找回贞洁吗？如果你们不能，那同样也无法修补英美之亲缘。”这个类比是想要说明，和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话说得并不全然在理。这里采用了另一个带有偏见的对比，而且含沙射影，潜台词是：和解将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类比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的某一部分，它不应当被认为与论点完全等同。18世纪广为人知的一个类比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个类比说，整个宇宙就像一台钟表，钟表制造者启动它，令其运行，这为上帝与他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点：钟表匠要为它的存在负责，但是不需要一直把手放在钟表上面保持其运行。不过，这个类比不应该被理解成隐含宇宙将会“崩溃”的意思；这不是这个类比的目的。像潘恩这样的历史学家，修辞技艺娴熟，有时候倒有可能选择一些具有煽动性的类比，其目的在于隐含一个结论（和解的道德罪恶性），如果直接表达的话，他可能发现难以予以支持。
(4)举例论证：讲个故事不等于证明一个论点。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辩称，在20世纪50年代，女性对于知识的追求受到阻挠。她写道：“但是女孩子们不学物理学，物理学不具有'女性特征’。一位姑娘拒绝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研究奖学金，而去一家不动产办事处找活儿干。她说，她所追求的，也正是其他所有美国姑娘所追求的：结婚，生四个孩子，生活在环境优雅的郊区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 这里面第一句话或许还是比较真实的，但是后面第二句就未必了。这个女孩申请过这项奖学金吗？这项奖学金是突如其来要颁发给她吗？（看起来无法证明弗里丹的论证。）有没有任何其他女孩子接受了这些奖学金？如果有的话，多少人呢？占比为多少？一个妇女坚信她必须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才有女人样的例子，无论它多么生动，都不能证明存在一个系统化的、全国性的让妇女回家的阴谋；这必须通过更广泛的美国女性样本来证明。
(5)采样有误：当一位历史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细节，并从中引申出结论时，你应当注意，这个结论是否具备正当性。历史学家用了多少实例？数量可观吗？如果这些例子是从历史学家希望能得出某个结论的群体中抽取出来的，它们具有“代表性”吗？（举例来说，女性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早期的女权主义学者倾向于从白人女性中取样，然后从她们的数据中得出关于女性的一般性结论，而没有同时使用黑人女性的代表性样本。）如果这个样本反映不了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那么这个样本到底反映的是哪个群体的状况呢？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否应该予以修改，以适应这个群体呢？
(6)草率的概括：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细节，既是必要的，也是复杂的；尽管历史学理论必须扎根于历史事实，但它还是会经常企图过快地得出结论。思考一下这个论证：
在古代希腊，女人是被压迫的。
在古代英国，女人是被压迫的。
在古代中国，女人是被压迫的。
因此，在每一个古代文明中，女人都是被压迫的。
这个结论看起来是那么回事，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无法信心十足地宣称这个结论的，除非她已经穷尽对所有古代文明的调查。事实上，她只能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古代希腊、古代英国、古代中国的女性都是被压迫的。这位历史学家草率地以偏概全。她可以加上一个限定条件，来避免这个错误：“就我们所调查的大多数历史证据来看，女性在古代文明中是被压迫的。”
(7)术语定义不清：“被压迫的”这个词在上述结论中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词是意味着“没有投票选举权，但是允许有财产权”？还是“拥有投票选举权和享有个人财产，但是同工不同酬，比男人的薪水低”？或者是“禁止堕胎”？抑或是“被关在洞穴里，被喂的是残羹剩饭”？术语，尤其是抽象的术语，总是应该被定义。使用而不界定概念性的词语（例如自由、素质、压迫、美德）很简单，但是这些词语确切代表的具体含义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所说的“美德”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卢梭和弗里丹所强调的“平等”也大相径庭。浏览一遍你对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做的概要。在论证过程中，这位历史学家是否比较依赖抽象术语？如果是这样，作者是否为这些术语下了定义？举例来说，作者是否明确告诉你他争辩的“人权”到底是什么？约翰·洛克谨慎地写道：“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此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辅相成的，无人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定义，而不是一个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定义；对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平等意味着某种相当不同的存在。
(8)逆向推理：逆向推理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地方找到因果关系；它会进行一个描述说明，然后在这个描述中发现一个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某位历史学家打算写“每一个依靠雇佣军的帝国都已经土崩瓦解了”（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它是一个草率的概括），他也许能够用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然而，如果他总结说“帝国解体是因为它们依赖雇佣军”，他就可能是忽视了其他有影响力的原因。即便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第一条论述是正确的，那也无法合乎逻辑地得出雇佣军是导致帝国解体的原因这一结论。同样，一个发现自己正在瓦解的帝国，为了不顾一切地加强防御，雇佣军队，也可能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军可能是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因为，两个事实同时为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事实产生于另一个；或许两者果真一个为因，一个为果，不过，历史学家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部分地予以确定。
(9)后此谬误：寻找因果关系总是很棘手的一件事情，而历史学家特别容易掉进“后此谬误”的陷阱——字面意思就是：“因为发生在那件事之后，所以那件事就是原因。”这种思维陷阱认为，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发生，那么就是第一件事导致了第二件事。因此，如果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历史学家就不能这样写：
罗马雇佣了军队。
接着，罗马衰败了。
所以，雇佣军导致了罗马的衰落。
雇佣军与罗马衰落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它可能也暗示了某种因果关联；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应该是历史学家探索的起点，而不是作为结论。即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大量不同的案例，而且它们先后依次发生，历史学家仍然需要深入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按照典型的“后此谬误”陷阱的说法，夜晚总是尾随白昼而至，但是没有哪位天文学家曾经声称是白昼导致黑夜。
(10)识别单一的因果关联：预测原因是很麻烦的，而“后此谬误”说明了一种更宽泛的谬误：过度简化。任何历史学家不应该把一件历史事件归于单一的成因。所有历史事件都有多重原因。即便历史学家能确认希特勒能上台的一个完全正确的原因（德国当时的萧条和绝望失落的精神状态），他也应该继续探索其他促成原因：这种萧条能解释清楚德国对其犹太同胞的敌视吗？尽管一位历史学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探索一个特殊的因果关联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但他只着眼于从自己已经发现的单个原因中得出结论，还是太把事情简单化了。
(11)没有突出相似与差异：当历史学家找到了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或不同时代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他是否也要解释那些区分它们的差异之处呢？相对而言，找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历史学家还是一定要审慎对待其中每一个，它们各自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历史学家是否恰当地理解了这些差异，还是抹平了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把当代社会的诸多重大事务和问题解读到古代身上？
你能鉴别历史著作的类型吗？现在，你已经研究过历史学家的问题与回答，他采用了哪些资料，这些资料用在哪里，你应该能够鉴别出他这部历史著作的类型了，或者是属于哪个分支。历史学家已就历史主题的三分法达成一致意见：政治史、思想史，以及社会史。
首先是政治史。政治史是历史学传统分支当中最古老的一支；这个分支讲述的是国家与领导者、战争与条约的故事，以及控制着政府权力的人物的故事。政治史聚焦于领导者，包括传统传记（著名人士和权贵人士的传记）、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军事史。比德写的就是“政治史”，大卫·休谟和詹姆斯·M.麦克弗森(James M.McPherson)写的也是此类。
另一种是思想史。思想史发端于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它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思想史聚焦于那些可能引导了某个特定的社会运动或者一系列事件的思想观念。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研究新英格兰的历史专著就是一部思想史，因为这部书就是围绕着契约中的清教徒精神的变化以及这种精神对清教徒生活的影响来组织写作的。思想史假定，人们会分享思考模式，而这些思考模式又会改变他们的实际行动方式。思想史还假定，思维的内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获悉并被加以分析；在思想史中，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性在于思考，而思考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一部分；思想史还认为，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某种程度上的）宗教学都肇始于人的思想，然后扩散到外部世界，影响到世界的其他各个方面。
社会史是作为对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回应而发展起来的，后两者被认为是精英主义和过度理性的，只关注领袖而不关注地球上其他绝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只关注思想观念，而排斥宗教信仰、情绪情感、阶级认同以及其他上百种因素。社会历史学家试图研究那些多数人的生活模式，而非少数人的。他们更习惯于使用那些非传统的资料，理由是，那些传统资料反映的是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生活与观点。社会历史学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模式在岁月中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迁。他们检视政治学、经济学、战争、条约和重大事件，因为它们也影响了普通人的个体生活。
这三个领域之间可能会有明显的重叠。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影响，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可能比以往更倾向于研究流行观念以及它们在流行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中的展现，而且，他们对经济趋势的研究也会结合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方法来进行。不管怎样，这里有一项确定的任务，是重中之重：是谁对历史具有更大的影响？是领导者还是“大众”？在阅读每一部历史著作的时候，你能辨别出它的基本类型吗？这部著作是更多地安于探讨政治史、思想史，还是社会史？它对历史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
历史学家是否展示其专业资历？既然你已经能够识别历史著作的倾向，那就花几分钟时间在历史学家身上：他的倾向是什么？首先检查一下，看他是否介绍了他自己的资历。修昔底德写作的时候，还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介绍自己说，之所以他相当适合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他曾亲历战争。之后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说他们曾经接受过某些方面的训练，或从事过什么研究。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表明他的专业资历，看看书籍的封面勒口或封底处有没有介绍他的学术训练、个人经历或者其他头衔。偶尔，历史学家会在导论中介绍他的理论立场。有时你可能会发现在网上搜索作者的名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其他历史学家对这位历史学家作品的评论，这将阐明两者的目的。
拥有专业学术资历，并不必然标志着会成为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系统训练的历史学家，更可能因为特定的历史编纂学派特征而被识别出来——相对于那些没有学院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而言，就像科尼利厄斯·瑞恩。理解一位历史学家的训练和背景，将有助于你更清晰地理解这位历史学家的作品该如何归入上述的分类。
一旦你已经了解了历史学家的方法，你就可以思考他的结论的更广泛的含义。那么，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他们有目的的行动能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或控制他们周围的世界，历史学家说了些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何在？在掌握了历史论证的基本知识后，你应该退一步，对照这部历史的整体写作背景，来思考一下它的结论：这部历史作品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位历史学家是否认为他自己是在呈现关于过去事件的客观而真实的关系（可能还是首次）？这部历史作品是否有意创造一种民族自豪感？是为了推动一群人去行动，还是为了改革？它是为了通过分析其根源来解释某种现代现象的现状吗？它是代表着当代人的一种模式，还是某种理想的复制，还是作为一种警告提示我们要避免什么？这位历史学家是否打算纠正之前的夸大，或者是放大之前较为低调保守的说法？从这部特定的历史著作的目的中，你能不能得出历史学家对一般历史写作本质的理解的一些结论？
这个故事是否讲述了历史前进的动力？这部历史是否显示了朝向终点的线性运动轨迹？如果是这样，作者是讲述了一个从欠发达状态朝向更发达状态发展的故事吗？或者来个换位，讲述的是从顶峰跌入冲突与混乱的衰落的故事吗？描写的是哪个方面的进步或衰落：政治的、思想的，还是社会的？或者，反过来说，这个故事是否反映了历史前进动力的缺乏？在你得出结论后，再问一次：概括地说，这位历史学家对人类的信念是什么？是高歌前行，还是如履薄冰？我们注定要蒸蒸日上，还是注定江河日下？
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一部历史著作总是强调人性的某个特定方面作为其核心。对于约翰·洛克而言，人除非是自由的，否则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对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女人除非受过教育，否则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对于雅各布·布克哈特来说，如果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其次才是作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那么此人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人。在这些历史著作中，男人和女人是如何被描绘的？他们的本质是劳动者、爱国者、家庭成员、商人、理性动物，还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最关键的品质是什么？他们必须向往什么才能成为人？
事情为什么会往糟糕的方向发展？历史学家对邪恶的解释揭示了他对人性的真实理解。在你读过的历史著作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拨人受到另一拨人的挑战或者迫害？压迫者的动机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他书中的不法分子的动机？他们是因为外部因素导致心灵扭曲吗？还是心怀善念，但是面对自然力量的推波助澜，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是否贪婪，反抗上帝，自以为优越无上？
自由意志处于怎样的位置？在这部历史著作讲述的故事中，人们是否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力量十足，还是羸弱无力？如果他们能够影响自己的世界，是因为他们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处于权力地位吗？那些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用技术术语“能动性”来指代这一点。在那些非个人的历史事件大潮中，富人与穷人是否同样无能为力？
每位历史学家都会在某个地方提出一个关于责任的关键论断：人类在历史挑战面前的能力与无助。或许，他试图采取中间路线。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写道：“我并非不知道，有许多人过去一直持有并且现在仍然持有这样一种意见，即世界上的事情是由机运(fortuna)和上帝支配的，人类不可能以他们的审慎加以纠正……我认为，如下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机运是我们一半行动的主宰，但尽管如此她还是留下了其余一半或者近乎一半由我们支配。”那么，这留下的一半是什么呢？
这部历史著作和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被卷入当今政治，这在历史学家中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觉得，历史学家自有其对于过去的立场，应该参与到当今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构建中；一些人则害怕这样做会“失去客观性”。威廉·E.利希滕伯格(William E.Leuchtenberg)指出，历史学家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协助律师，“使为黑人学生辩护的律师有可能反驳这样的论点，即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并没有打算让它授权联邦政府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这种“服务于公众的历史学”是历史学家角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另一方面，侯世达(Richard Hofstadter)警告说：“社会活动积极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政策是从自己的历史学中获得的，而事实上，他的历史可能是从他的政策中获得的，而且可能身不由己犯下作为历史写作者的大罪：他可能失去对过往历史的完整性、独立性和过往不可复返的敬意。” 
历史学家对于社会事件的态度可以遵循下列三种路径之一。其一，他可以置身事外，为了过去本身而去研究过去，没有为找出过去与当下的相似之处付出任何努力；其二，他可能会走另一个极端，紧随政策倡导（就像潘恩、洛克、弗里丹那样），书写历史，目的在于催生社会变革；其三，他或许可以选择一条“间接倡导”的中间路线，为过去与现在牵线搭桥，但是不直接提出社会变革的建议。你能分清每位历史学家选择的道路吗？
什么是历史的终点？如果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历史进步的故事——向着一个更高级、更开明的状态发展，那么这种“更高级状态”包括什么？主体是否能够更多地觉知到自身的存在，更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能够更好地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行动者，更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或者，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衰败的，结局和开始有什么不同？这个文明，或者群体，或者主体，是如何衰落的？他们最后的情况如何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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