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发现”外卖小哥的诗与远方

北京晚报 |2022年07月30日

---

　　▌何书

　　董宇辉，这位靠直播带货走红的前教培名师，有次在直播间带货，谈到“苦难”的时候，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突如其来的苦难会像一块巨石，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真正得到过引导的，能正确理解苦难的人，他虽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是他会走得更加坚定。”这句话，也正好是我阅读《中国外卖》的感受之一。

　　《中国外卖——外卖小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是作家杨丽萍的非虚构新作，是对数以百万计的外卖小哥群体的一个“速写”。杨丽萍曾长期担任关注婚恋、家庭生活的《家庭》杂志总编辑，擅长散文创作，她笔下多了几分温情和人文关怀的味道，能读出外卖小哥的“诗与远方”。

《中国外卖》杨丽萍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外卖中国

　　提到外卖员，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形象——身着或蓝或黄工装，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拎着外卖在楼梯间步履匆匆，满头大汗地嘴里不断念叨“快接电话、快接电话”“要超时了”。再加上媒体渲染，博士、公务员卧底体验外卖员辛苦的报道，不断坐实我们对外卖群体的印象：底层、辛苦、受资本压榨。继之而来的，则是或明或暗的职业歧视。

　　我们先来科普一个概念。通常所说的外卖骑手、外卖小哥，是人社部等三部门2020年3月联合发布的16种新职业之一，正式职业名称是“网约配送员”。

　　“互联网+餐饮”模式下的外卖行业是典型的共享经济，发轫于2008年。2012年以后，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飞跃，经历了几年市场竞争后，到2015年形成饿了么、美团、百度三足鼎立的局势，最终在2018年稳定为饿了么、美团双雄并峙的局面。外卖用户从2015年的1.14亿增长到2021年的5.44亿，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860亿猛增到2021年的8117亿。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外卖员约1300万名。如此庞大的市场，都是靠外卖员驾驶着电动车、摩托车，在写字楼、住宅、商业区之间上演着“速度与激情”实现的。

　　外卖行业壮大，深刻改变了餐饮行业，也改变了中国进城务工群体的职业选择。送外卖成为吸纳新时代青年农民工群体的主要职业，在工地、工厂、饭店酒店之外，多了一个进入门槛低、时间相对自由、收入更高的工作。靠着千百万人民的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短短几年，能够如此迅速地完成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堪称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中国奇迹之一！

　　同时，外卖行业的狂飙猛进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以外卖员来说，由于点餐APP靠算法驱动，取餐、送餐的时间、路线都有严格的规划，不能超时，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违反交规形成安全隐患，成了一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更深层次的，外卖员比之于他们父辈的民工群体，在城市里的活动范围、与市民群体的接触范围都有很大的扩大，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劳资关系不对等、客户关系以及城乡融合问题仍然存在。这就造成了上文提到的职业歧视现象。

　　《中国外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消除这种刻板印象的机会，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访谈，可以管窥外卖小哥人生中的苦痛、努力和理想，也能看到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消化苦难

　　苦难，不仅仅是地震火山泥石流之类的大灾大难，贫穷、疾病、债务、残疾对普通人而言都是苦难。《中国外卖》里的主人公，比比皆是。

　　《没有选择的选择》的主人公楚学宝遭遇的是贫穷。他的家乡是贫困县，因为穷，他的父亲直到40多岁才结婚生子。他从小上学买不起书包只能用编织袋，初二就早早辍学出去打工。辗转广东、浙江的服装厂，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以后，踏上了送外卖的职业道路。

　　《一根“亲情扁担”》里的戴子和张伟超，都是为孩子治病而送外卖，戴子的女儿因为烫伤需要去上海手术，张伟超的儿子得了绝症尤文氏肉瘤，在上海住院治疗。两个人都是一边送外卖一边照顾病儿，送外卖的收入用于支付高额医药费和偿还债务。

　　还有河南的赵盈盈，为给患白血病的妹妹筹措医药费，放弃考研，送了半年外卖，跑坏三双鞋，骑行几千公里。艰辛背后是苦痛，赵盈盈曾经在雪地里滑倒下，20来岁的姑娘面对皑皑白雪放声痛哭。

　　书中还有一位一笔带过的英雄母亲，为了给罹患尿毒症的儿子换肾，跑单5年，用坏4辆电动车，骑行13万公里，赚了50万，给儿子换了肾。绕地球三圈多的距离，年收入也不过10万，苦难是可以用电动车的两个轮子丈量出来的。

　　《活着与尊严》里，李帮勇、王建生和阿龙的人生是另外一个维度。李帮勇在涂料厂打工时右手被卷进机器，定为五级伤残，妻子受不了穷日子不辞而别。为了生存，他只能把女儿放在电动车上一起送外卖。王建生天生残疾，左小腿与大腿筋腱粘连，弯曲70度，脚掌外翻仅有大趾和二趾，在杭州流浪10年，靠拾荒度日，偶然的机会被人介绍送上外卖，创造了“单推外卖小哥41秒上7楼”的奇迹。阿龙没满月时高烧，被土郎中误诊，得了脑瘫，初中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在家打游戏混日子。他在堂弟的引荐下开始送外卖，每月可以挣到大几千块，“自己凭自己的努力赚钱”。

　　在几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社会里，他们通过高强度的外卖工作每个月能获取几千上万的收入，算是不错的人生道路。所谓众生皆苦，外卖的劳动强度大又算得了什么呢。据学者高文珺的研究，从事骑手工作，对于54.7%的人来说是实现了阶层上升，从职业类型看，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农业户籍的打工者，由产业工人和自由职业者上升至作为商业服务人员的骑手，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前文提到的几位外卖员，确实靠外卖职业改变了生活：李帮勇、王建生和阿龙等“边缘人”在外卖中寻找到了职业尊严，因为舆论关注，李帮勇的孩子还免费入园；赵盈盈、戴子、张伟超家人的手术都很成功。苦难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被蚂蚁搬家似的消化着，随之而来的就是歌德所谓的“甘美”。

　　●融入城市

　　社会学里有个词叫“双重脱嵌”，意指青年民工处于城市福利保障体系的边缘，也和家乡传统社会结构脱节，处于一种既没融入城市也不再认同家乡生活方式的境地。落实到外卖行业，就是职业天花板很低，意思是外卖工作吃青春饭，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就做不了了，面临着回乡还是留下、有没有社会保障、以后做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怎样才能变成市民的问题，城市要有接纳能力，农民要有融入意识。《中国外卖》有相当篇幅讨论该问题，很多外卖小哥在城里落户、买房、子女上学，实现了落户。

　　我却关注到了两个有意义的细节：一个是爱上看话剧的外卖小哥，一个是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小哥。

　　看话剧的叫宋增光，他是目前唯一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宋增光是东北人，2010年到江苏打工，2014年相亲认识了妻子周平，婚后随妻子到了上海，送起了外卖。宋增光有心，日常主动学习管理流程，还报了成人本科进修。时势造英雄，赶上2015年外卖行业大爆发，行业规范性要求提升，宋增光一路从储备站长做到了公司的培训专员。他的小日子也日益美好，定居上海，从青年民工蜕变成了一个新市民，有了文化消费——“周平喜欢看话剧，宋增光陪她看了一场《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后，也爱上了话剧，每个月都要看几场。”

　　打官司的叫胡海明。他在送外卖途中出了车祸，因为肇事方拒不配合，也拿不出4000元律师费，经人指点自行提起诉讼，法院判对方赔偿胡海明各项损失5156元。杨丽萍评价其“在我采访的外卖小哥中，出车祸大多选择私了，因没时间打官司，也不熟悉司法程序，有畏惧感，胡海明却是有勇气的一个。”

　　看话剧和打官司的意义在于，前者通过文化娱乐消费实现了身份认同，也就是学界认为的“感受到身份和人格上的平等，进一步消除焦虑和自卑心理，从而缩短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后者能够用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是想着用一种泛道德化的方式去私了或者认为自己处于弱势地位而逃避问题。

　　还有一个细节，宋增光做站长以后，对一个屡劝不改打游戏耽误上班的外卖员开除处理，“劳”成为“资”以后，也不得不做那些被“劳”屡屡诟病的“严刑酷法”。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城市发展的成果之一，几百年来不断演进，离不开劳动者的推进、改变。这里面，就需要外卖小哥也能发挥个体作用，去适应、推进企业制度的变化。这一点，对于扎根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在强调城市的吸纳能力不够之外，农民进城后意识的转变也需要正视。

　　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也是农民群体前赴后继的进城史，外卖员群体也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在他们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摘掉有色眼镜，走近他们、感受他们，于此，《中国外卖》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

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