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赖德霖，（美）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摩根讲席教授。
与梁思成一样，刘敦桢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但相比于梁思成，目前有关他的研究远欠深入。这不仅导致他工作的意义被低估，也使得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路难以得到全面认识，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本文试回答四个问题：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
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刘敦桢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理路，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创始者们的基础上将中学、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
本文共分“初涉中建”“崭露头角”“北行考察”“结缘学社”“兼职宁苏”“'九·一八’后”“入职学社”“硎发新刃”8节，试图通过汇集史料，厘清刘敦桢的经历，并深入探讨他在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和之初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见解，在上述四个方面增进学界和社会对于他的理解。
鉴于文章篇幅较长，本次推文我们节选文章前三节与读者交流。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2年10月刊，总第219期P004-018。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今天，学界对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肇始、加入营造学社的起因，以及他和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叙述背后所体现的美学和社会思想已有较为清楚的了解。
但相对而言，对于同样是中国建筑史学科重要奠基人的刘敦桢，学界和社会目前的认识尚有欠清晰：他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由于这些问题答案不清，不仅刘敦桢工作的意义被低估，有关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理路的认识有欠全面，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
包括笔者以往研究在内③，目前学界乃至社会有关中国营造学社的认识多以梁思成为主导，视破解《营造法式》为学社的工作目的，并强调西方学术思想——如风格概念和结构理性主义——在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建构方面的影响，却忽视了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发展初期在方法论及研究视野方面的贡献，也甚少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史学、营造学——以及日本东洋学建筑研究在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起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初涉中建”“崭露头角”“北行考察”“结缘学社”“兼职宁苏”“'九·一八’后”“入职学社”“硎发新刃”8节，试图通过汇集史料，厘清刘敦桢的经历，并深入探讨他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和之初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见解，在上述四个方面增进学界和社会对于他的理解。
笔者将论证，刘敦桢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方法，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朱启钤等营造学社创始者们打下的基础上将传统中学与现代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也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贡献了一个记录着一代学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忍辱负重、勠力同心、赶超先进、推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事迹的生动篇章，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
一、初涉中建
刘敦桢（1897—1968），字士能，祖籍湖南新宁。刘氏为当地望族，曾出有刘坤一、刘长佑两位晚清总督。据《刘敦桢全集（十）》中由刘的哲嗣刘叙杰教授编写的《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1897—1968）》（以下简称《年表》），刘父永涛曾任江苏东台县令。刘从四岁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他日后的研究所体现的深厚的国学功底极为重要。
又据《年表》，刘于1913年以官费录取赴日留学，1921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与日后多有合作的柳士英和朱士圭为校友。他1922年2月回国到上海工作。同年与柳等共创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按：当为华海公司建筑部，见本文注释㉗）。又于1923年8月与柳、朱共创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苏州工专”）建筑科，复于1925年6月至长沙湖南大学土木系执教，设计了湖南大学“二院”教学楼及城内名胜天心阁，1926年返回苏州工专继续任教。④
据刘叙杰教授所写另一篇介绍，刘敦桢在1921年3月大学毕业后，还曾在老师池田先生所在的建筑事务所实习，9个月后回国。在加入华海之前，他还曾受聘于上海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工程师，承担了该公司所属的若干工业厂房的建筑设计任务。⑤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刘留学归国后工作并不稳定。有史料表明，从1924年秋开始，江苏省教育厅积欠省校教师薪水超过半年，曾使“教职员枵腹维持，已达极限”。⑥时柳士英为苏州工专建筑科主任。⑦若刘也在创始教师之列，他1925年暂时离苏赴湘或许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不佳有关。
又若刘敦桢设计的长沙天心阁方案为一仿古建筑，则该项目当为他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之始。但遗憾的是，笔者迄今尚未查到有关这一设计的文献和图像史料。⑧目前他开始研究中国建筑的确切时间只能追溯到1926年他重返杏坛之时。据其自述，1926年秋他在苏州工专任教时结识了“当地木工之领袖”姚承祖。⑨姚承祖（1866—1938），字汉亭，号补云，出身吴匠世家，曾开办“姚开泰木作”，并任教苏州工专。其承建工程包括灵岩山大殿及怡园藕香榭等。⑩1931年6月25日吴县营造业同业公会成立，姚当选主席。⑪刘比姚年轻31岁，但二人“以同气之求”而“过从渐密”，曾于“春秋佳日，相与放怀山水，周访故迹，旁及第宅、园林，析奇辩难，遂成忘年之交”。
姚在晚岁“本其祖灿庭先生所著《梓业遗书》，与毕生营造经验，编撰《营造法原》一书，以授工校诸生”。⑫这番自述表明，刘此时已有志研究传统建筑，并与苏州工专同仁邀请姚到校讲课。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立的东京帝国大学从1889年至1901年聘请负责皇室工程的宫内省一等匠手、内匠寮技师木子清敬（1844—1907）任教造家学科（建筑科前身）并讲授《日本建筑》，培养出伊东忠太（1867—1954）和关野贞（1868—1935）等日本第一代建筑史家。⑬柳、刘等曾留学日本，他们极有可能是在借鉴这一做法。
苏州工专建筑科开设有29门课。⑭据施用披露的该科第二届毕业生李寿年回忆，当时教师共有9名，其中柳士英教授西洋房屋构造学、建筑意匠学和建筑图案，朱士圭教授建筑材料、施工法和工程计算，刘敦桢教授中国建筑史和庭园设计，姚承祖则负责教授中国营造法。⑮
另有材料表明，在此时期，刘敦桢还极有可能已开始阅读1925年由朱启钤和陶湘等整理出版的宋《营造法式》新本。如他在1932年发表的《大壮室笔记》中曾就《营造法式》中的“櫍”这一构造细节说：
“民国丁卯（按：1927年）夏，愚于苏州燕家滨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见其厅堂结构古陋，柱下之櫍赫然呈于目前，询知宅属华姓，建筑年代不明，嗣周元甫（按：苏州市政筹备处工务科科员）君以影片见贻（图1），虽其櫍下无础，櫍之形状比例，亦未与《营造法式》吻合，然自绍兴间王唤重刊此书于平江以来，历时约八百载，旧法犹存一二，不失宋式建筑变迁之一参考也。”⑯
图1：“櫍”
“櫍”是柱和柱础之间的防湿层，目的是防止地面上的积水或潮气沿木纤维上升，腐蚀柱根。《营造法式》卷五有其做法。我们很难想象，如若未曾读过《法式》，刘能够注意并记住朋友所住老宅中这一构造处理，并在若干年后把它与这本古籍中提到的一个细部做法相联系。
不过1927年夏刘敦桢已不在苏州工专任教。该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将原国立东南大学和省立苏州工专等江苏境内专科以上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刘、柳等苏州工专教师并未如《年表》所言与建筑科学生同时赴宁，而是改到当年6月成立的苏州市政筹备处（以下简称“市政处”）就职。⑰1928年2月16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议决改名为江苏大学，4月24日又议决改名为中央大学。刘在第四中大改名之前获聘，并在同年2月底离苏赴宁。该月24日的《苏州明报》曾披露这一消息（图2）。记者说：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专精建筑工程，学识经验，均极宏富，品格尤为纯洁，在处服务八月，于设计实施，各项工作，均极努力进行。该处主任，工程师裴科长（按：当为工务科长裴冠西）等，咸资臂助。现闻第四中大工学院，敦聘为建筑科专任教授。刘君任职以来，对于都市设计，颇饶兴趣，深愿继续规划，以臻完美。兹因限于生活，及处中经费竭蹶，待遇未能适当，以致挽留无术。此后该处进行事宜不无影响。深为吾苏市政前途惜也。”⑱
图2：《市政处技正另有高就》
第二天，该报又报道了市政处同仁和县市官员为刘敦桢饯行的消息，全文如下：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就第四中大工学院聘，业志昨报，兹悉该处同人，以刘君对于职务，非常努力，临别不胜依恋，故昨午由范养吾（按：市政筹备处总务科科长）、汪蔚青（按：职务不详）、章君畴（按：1927年任苏州公安局局长）三科长饯之于乐意公司，晚间王县长（按：当为县长王纳善）、柳工程师（按：当为工务局长柳士英），又饯之于宴月楼，并请各科科长作陪，觥筹交错，至九时始散。闻刘君并愿于苏州市政，随时仍有贡献云。”⑲
这两篇报道是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任职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成绩，以及与上级和同事良好关系的极佳证明，其中也透露出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即在生活待遇上遇到的困难。根据第一篇报道所说的“在处服务八月”，可以推知他在市政处工作的时间为1927年7月至1928年2月。
二、崭露头角
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就已显露的颇为“宏富”的“学识经验”使他很快成为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一名骨干教师。据刘叙杰教授忆述，他曾教授的课程包括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筑史、建筑营造法、阴影透视、建筑测量和钢筋混凝土结构⑳，涉及建筑学专业教育除材料和设备之外的各主要方面。1933 年8月《中国建筑》杂志发表的《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小史》一文说，1927年该系初建时“聘刘福泰、李毅士为专任教授，……一切规模设备，未臻完善，嗣经卢奉璋、刘士能、贝季眉三先生相继来校，主持教务，更添置各种模型，及中外图书，于是逐渐成为国内惟一之建筑工程科。”㉑由此可见，刘的到任对于促进中大建筑工程系办学体系的建立和成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刘敦桢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成绩也开始得到学界重视。离开苏州仅两个月，他就在4月13日于当时还名“江苏大学”的中大梅庵举行的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的第四次常会上做了一场讲演。据记者报道，此次活动到会60余人，由会长蔡元培亲自主持并致开幕词。㉒中国科学社由一批中国留学生在1914年3月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该社1918年迁回中国，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也即日后的江苏大学及中央大学。至1928年该社已有会员700余人㉓，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学组织。刘获邀讲演，说明他极有可能也是该社社员。
同据记者报道，刘敦桢的讲演“对于佛教在中国建筑上之关系，讨论透彻”㉔。其讲演稿应即一个月后发表于该社社刊《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㉕目前已知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22年5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㉖《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则是其第一篇建筑专业学术论文。他在文中首先历数佛教给中国建筑在装饰和雕刻方面带来的种种变化，但之后又重点指出佛教对于中国建筑结构和构造之影响甚微。
他又说：“不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石窟之类，最初模仿印度式样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浸淫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例如，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造，再易为木造，塔之层数，自三层五层，增至十三层或十五层，塔内设佛龛，又置梯级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栏廊，覆以重檐，则与我国楼阁建筑同一构造矣”。而寺的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复印度旧观矣”。石窟寺至隋唐也有同样趋势，因为这时期营造的天龙山石窟“内已无支提塔，且于窟前辟走廊，廊端镌柱、梁、斗栱之属。其上护以短檐，与我国木造建筑物同一形状焉”。简言之，这篇文章是以建筑为例，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
1924年，刘敦桢的挚友、时任上海华海公司建筑部建筑师并兼苏州工专建筑科主任的柳士英曾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建筑，说它“暮气沉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道德之卑陋，知识之缺乏，暴露殆尽”㉗。这种否定中国传统的态度和做法在1910年代中期兴起并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十分常见。很显然，较之柳对中国建筑的负面评价，刘在其第一篇专业学术论文中对于中国建筑所表达的态度颇为积极。探讨这一看法产生的背景或许有助于后人了解他涉足中国建筑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初衷，这就是在承认中国建筑对于外来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同时，指出它所具有的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动摇了先前中国社会精英以科学为文明标志的信念。㉘针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甚至因此出现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一些中国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提出多种主张。他们既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或如杜亚泉，主张用中国固有文明补救现代文明之不足㉙；或如章士钊，主张“新旧调和”㉚；或如梁漱溟，通过与其他文化比较，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对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回顾历史，论证它面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㉛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就曾试图用历史上中国对外来征服者的同化事实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信心。
陈的名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著于1922—1924年，他说正是“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㉜。他在书中论证，在元代外族统治之时，中国文化依然保持了其优越性，故得以在儒学、佛道、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多方面同化西域。他总结说：元时西域士族“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㉝。陈所举的证据中甚至包括元代蒙古统治者放弃庐帐而以汉法建造宫阙这一建筑案例。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徵（1880—1956）是与北京陈垣齐名的南京著名历史学家。他在1919—1921年写作了《中国文化史》，并在1928年由中央大学出版排印本。该书旨在“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并以文化的各类表现为重点，内容包括物产、衣裳、图画、雕刻、礼俗、乐舞和学术，以及建筑。柳指出虽然中国也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但众多强悍的少数民族最终还是同化于汉族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沟通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独特之处。㉞
刘敦桢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面对外来佛教的影响，中国建筑也表现出其包容性。这一点与陈垣在和柳诒徵在其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相似。1945年他在中国建筑师学会年会以《中国之塔》为题的讲演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上述见解，并以此鼓励在座的中国建筑师。尽管他17年前的论文较关注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整体命运，而此时他更关注具体的专业领域的发展。他说：
“六朝唐宋之间，我们的匠师们，一面接受印度佛塔，一面不以模仿而满足。他们将圆形的印度塔，改为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同时创造木塔，和木塔系统的砖石塔，其后又改变墓塔与密檐塔的式样，为我国文化，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杰作。这样精神，值得我们建筑师瞻仰崇敬。现在我们又像汉代接受印度佛塔一样，正在接受欧美的新建筑。当然短期内，不能脱离模仿阶段，自不待言，但不久的将来，定能产生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的式样，是无可质疑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不肯放弃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让前人专美。古人说：鉴古而知今，今天兄弟讲古代的塔，不期而然，联想到我国将来的建筑，对于本会同仁，实是抱有无穷希望。”㉟
作为一篇讲演稿，《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在发表时没有附参考文献。但究其史料来源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刘敦桢在研读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著作的基础上写成。如文中“我国古代之装饰，……大都取材大自然，如日、月、星、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兽之属。
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不过雷纹、菱纹、斜纹、波纹、连锁等极简单之图案而已”，这句话在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中就有极为类似的表达。㊱此外，该文中提到的天龙山石窟也值得特别注意。该石窟由关野贞在1918年6月30日最先发现并于1921年发文介绍。㊲1922 年外村太治郎与小野玄妙等人等再赴现场拍照并出版《天龙山石窟》一书（图3）。㊳刘敦桢知道这一发现，说明他在1928年春，甚至离开苏州之前既已了解到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由于此时他尚无更多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文章中除引用中国传统文献材料之外，在实物证据方面就不得不广泛参考外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
图3：“第十六窟入口金刚力士”
三、北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关于中国的研究“汉学”转型为“东洋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即从中国扩展到其周边各国；第二，研究材料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的文本史料扩展到考古发现及以往被忽视的边缘史料；第三，研究问题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更多学科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艺术史和建筑史。
③㊴伊东忠太、关野贞，以及他们之后的滨田耕作（1881—1938）和田边泰（1899—1982）等学者的工作就是东洋学方法在建筑史研究上的体现。他们在广泛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其中包括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以及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年）。田边是伊东的学生，而滨田更以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著名。在其《支那建筑史》一书中，伊东特别总结了两种“研究中国建筑之方法”：“一为书籍之研究，一为遗迹之调查”。㊵因日本与中国文字相同，研究中国之史籍甚易，且日人与华人容貌相同，在中国旅行方便，伊东因此认为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或历史，“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㊶
刘敦桢显然在追摹这些日本学者的方法。他第一个努力就是超越书本，尝试对中国建筑进行实地考察。1926年他在苏州曾与姚承祖“周访故迹”。1928年春他刚到中央大学不久，又曾与建筑系同仁查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坏的明代著名建筑报恩寺琉璃塔的故基，并向当地民众了解明琉璃窑故址。㊷在任教中央大学的第二年，他开始在暑假带领学生进行跨省多地的中国古代建筑参观。据《年表》，刘在1930年“7月率中大建筑系师生赴山东、河北及北平参观宫殿、坛庙、陵墓等古建筑，是为国人最早进行的古建筑教学团体考察活动”。这一时间或许不确。事实上他带领学生所做考察的时间更早，次数也非一。根据已知文献，刘在1932年秋正式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曾在1929年和1931年暑假两次带领中大学生北行调研古建筑。据1929年6月27日《民国日报》：
“中大工学院建筑工程科学生滕熙等六人，行将毕业，特在暑期中组织参观团，拟于今日起，由教授刘士能率领，赴曲阜参观孔林，北至泰安，登泰山考察历代祭天台石碣，约一星期后，可达北平，参观清宫、三海颐和园、天拉【坛】等，再赴居庸关、明十三陵、清东西陵及圆明园故址。至于清代热河行宫、大同云冈石之窟（原文）等，则时间限制，不克前往。闻以上各地共需二月勾留，由平返济后，并将取道青岛，参观德人城市设计，再由海道返沪。倘经济充裕或尚须赴杭参观西湖博览会云。”㊸
这次师生的参观考察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上堪称首次（图4）。刘敦桢负责组织和带队，功不可没。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考察有助于他超越书本知识，积累对实物的了解，对他本人日后的中国建筑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图4：1929年夏刘敦桢（左4）率中大建筑系部分教师及高年级学生考察：北上师生与送行人员摄于浦口车站。按：这张照片原注拍摄时间为1930年，现根据报纸报道时间改正为1929年。照片中左3当为卢树森（奉璋），6名系绑腿者当为6名同行学生。他们均在1925年入学苏州工专，1927年随校进入中央大学。
1930年6月，刘敦桢在中央大学工学院主办的《工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在建筑史家生涯之中所写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㊹在文中他首先记述了此次参观考察的时间、参与者和所到省份。他说：“民国十八年暑假率领建筑工程科四年级学生，滕熙、刘宝廉、姚祖范、顾久衍、钱湘寿、杨光煦等六人考察山东河北等处古代建筑物，前后历程四十余日。”他继而对紫禁城的布局、形制、沿革，以及外朝三大殿建筑的特点进行了介绍，之后就参观所得，归纳了这些建筑在群体效果、阶台衬托、屋顶形状、色彩关系、屋顶斜度等5个方面的优点，以及在造型关系、结构逻辑、细部比例以及施工质量等14个方面的缺点。
徐苏斌曾将刘的见解与伊东忠太在1903年发表的《清国北京紫禁城殿门的建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进行对比，进而认为刘受到了伊东的影响。她还认为刘对中国建筑的批评较之伊东更为细致，这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思想的影响。㊺
除此之外，该文另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在介绍皇城的布局时刘敦桢说：“【端门】门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今改中山公园），盖以周制左庙右社为圭臬也。”能注意到皇城“左庙右社”的布局，表明此时刘对《周礼·考工记》一书所描绘的周代王城制度已有了解，这当源于他从小就接受到的儒家经典教育。
伊东忠太所著《支那建筑史》亦有可能是他这一认识的一个重要参考，如伊东说：“又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当中经之大路，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即今日北平城尚存此遗风。”㊻第二，刘在描述太和殿与保和殿斗栱规格时采用的术语是宋代《营造法式》中的“铺作”而非清代的“踩”，说明此时他尚未研习《工部工程做法》。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即刘对建筑形式的敏感和对结构原理的自觉。他对三大殿总结的5条优点和多达14条的缺点均以这两方面为标准（其中1、2、3、6、7、8、9、10、12条关于形式，4、5、11、13、14条关于结构）。
例如他在介绍天安门内外的华表时说：“惟华表之云龙图案，颇呆板纤弱，不及昌平明十三陵华表之豪放雄伟耳。”他比较了清代重建的太和殿和保和殿与“尚存明代建筑之遗范”的中和殿之后说：“梁两端之腕（Bracket），……其比例过长，外观甚纤弱，……此虽小节，亦可见明清二代建筑之优劣矣。”刘留学所在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所开课程中有《日本建筑历史》，他对建筑形式的敏感和对于结构原理的自觉当也是日本教育的结果。他在参观记中所用的“腕木”（うでぎ）一词是日本建筑术语，相当于中文的“梁头”，也表明他曾学习过日本建筑。
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曾批评清代建筑“皆蹈袭前代之式样而不能及之”，但他并没有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论证。㊼刘敦桢则是通过视觉效果和结构性能的比较分析，得出了褒明贬清的建筑审美评判。而“豪放雄伟”一词在下文他有关明代建筑的讨论中又被多次使用。
刘敦桢第二次北行考察是在1931年夏。他在1933年6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明长陵》的开篇具体提到此行的时间：“民国辛未（按：1931年）七月余与濮张二君（按：即时任教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年轻教师濮齐材和当年毕业的张至刚）游明长陵。”㊽他们此次考察还测绘了北平的智化寺并撰写了调查报告《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下节就将论及该报告。㊾
并非巧合的是，刘敦桢此次北行考察并为之撰写了调查报告的两个个案均为明代建筑。而上文已经提到，1928年春他到南京后不久曾考察过明代报恩寺琉璃塔遗址，下文还将提到，他在1932年春曾参观明岐阳王墓。与此相反，他在同期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南京的六朝遗迹却鲜有涉及，对北京诸多著名的清代建筑也着墨不多，虽然他在1929年北行考察之后曾撰写有关紫禁城三大殿的参观记，但他所表达的却是褒明贬清的态度。对照此时梁思成对唐代建筑的关注，刘的这一着眼点就更令研究者深思：他何以对明代建筑特别重视？
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必要了解作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当时正在兴起的建设高潮及其对于建筑风格的探求。刘敦桢到南京任教之时正值这座城市经历的“黄金十年”这一重要建设时期的开端。1929年夏他第一次北行考察之时中山陵第一期工程刚完工不久，孙中山灵榇下葬的“奉安大典”也刚在该年6月1日举行。从1925年中山陵设计开始，国民党人就对建筑的中国风格表现出明确追求。在南京成为首都之后，这一追求继续延续到铁道部（范文照、赵深设计，1929年9月奠基，1930年5月竣工）、交通部（1928年俄商协隆洋行设计，1930年7月开工，1934年底竣工）、励志社（范文照、赵深设计，1929—1930年兴建）等早期政府建筑的设计之上，并在1929年12月公布的《首都计划》被形诸文字，明确规定：“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但“中国固有之形式”所指为何？是某个地方的建筑所代表的风格还是某个时期的建筑所有的风格？这个问题在1920年代中国建筑史家们的研究开始之前并无明确答案和共识。对于探索“中国固有式”的建筑师们来说，当时南京地区可供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的参考依据大致有三：第一是城市及其周边江南市镇和乡村众多的地方建筑；第二是宋式建筑，它在1919年《营造法式》一书被发现之后开始进入中国建筑话语；第三是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兵燹之后在废墟上因陋就简重建的少数晚清官方建筑，如明孝陵享殿和两江总督衙署。
很显然，这三种参考依据或失诸简素，或失诸虚渺，或失诸窳劣，都难以满足社会对于新政权气度及其追求的想象。1919年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在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中采用了接近于北京宫殿或寺庙的清官式风格，无疑为探索中西结合的“适应性”建筑确立了新的范式。从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开始，这一范式便被更多中外建筑师模仿。
但是，对于推翻了满清统治的国民党人，以清官式建筑风格为参考设计和建设自己的新首都是否理想？或许由于在1920年代后期中国建筑师尚少，社会对于建筑风格的选择也尚不敏感，故相关讨论并不见于媒体。不过，在首都南京众多以清官式为参考对象的“固有式”设计之外，的确尚有若干对于中国风格的不同探求或认知。留法建筑师刘既漂在1929年绘制的一系列政府建筑设计图是第一例。他认为“革命成功以后的建设关系将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焦点，当然是南京。换一句话说，南京建设，便是中国新文化表现之发源点”㊿，所以他的设计将法国装饰艺术（Art Deco）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结合，造型夸张大胆，与既有“中国固有式”建筑截然不同，而颇具创造性和革命性。51建筑史家梁思成作为顾问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是第二例。
1935年梁获邀担任了该建筑设计竞赛的评委，由于不满意首奖作品的清式风格，他在之后参照自己考察和发现的辽宋建筑对该设计进行了修改，以使其更具他向往的“豪劲”特点。52此外，早在1890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又译爱迪京，1823—1905）在其所著《中国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一文中就曾高度赞扬明代建筑。他以十三陵为证据说：“观明陵可以证明中国建筑艺术之进化，已达最高点，且足令人惊叹，其威严尊贵之气象，实为外邦所不及也。”这篇文章经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瞿兑之中译并在1931年重刊53，也当能引发业内人士对于明代建筑的注意。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位于首都，义不容辞要面对国家建设对于中国风格的需要。针对“中国固有式”的社会期盼，刘敦桢和他的同事或许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他在《明长陵》一文的“附记”中写道：“本文为二年前中央大学建筑系调查古建筑报告之一，旧稿自九·一八后，迄未杀青。近承中大刘福泰先生同意，节录原文，略事补充，于本刊发表。”54这就说明，1931年夏刘带领濮、张两位年轻教师及部分学生北行考察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系里工作安排，甚至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极有可能，超越清式，寻找更具汉民族精神的风格就是刘敦桢此行以两处高等级明代建筑实例为重点调查对象所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明长陵》一文中他表达了与艾约瑟相似的观点，称赞其石牌坊“巨柱排空，为状殊雄健”（图5），其“雀替与云墩之浮雕，构图颇精美，无后代粗俗之状，知当时建筑艺术，犹未如清中叶以后堕落之甚也”。55他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则称其“转轮藏与诸装修之雕刻花纹，遒劲雄朴，发挥明代特征，与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其藻井雕刻之比例，“以雄壮遒劲见长”56。刘的这些话无疑延续了他在1929年第一次北行考察时就已经形成的褒明贬清的审美态度。他所说的“清中叶以后所表现者”显然是指由1734年（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所主导的清代官式建筑风格。
图5：（明长陵）石牌坊
1931年6月刘敦桢被委以中山陵园仿古风格“光化亭”的设计。57这座重檐八角的石亭或许就是他对何为“中国固有式”这一问题的答卷（图6）。相比于更为常见的同类型清官式八角亭，光化亭出檐内敛，石柱粗壮，构件厚实，所以整体造型有欠舒展和秀雅，不过却因此而显得“雄健”和“遒劲”。尽管由于缺少明代八角亭的实例作为比较，我们很难判断这座石亭是否是正宗的明代官式风格，但是可以肯定，它的“雄健”和“遒劲”足以使它与遵循《工部工程做法》的“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这或许才是刘理想的“中国固有式”。
图6a：刘敦桢，光化亭立面图之图签，南京中山陵园，1929年6月（根据蓝图去蓝复制）
图6b：刘敦桢，光化亭，南京中山陵园，1929—1932年
虽然刘敦桢和梁思成重视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象有所不同，一是明代建筑，一是唐辽和宋初建筑，但从二人分别设计或参与设计的光化亭与中央博物院可以看出，它们所体现的两位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古典复兴之路方向的期望并无二致，这就是雄健与豪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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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③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M].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2016.
④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1897—1968）[M]// 刘敦桢全集（十）.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2007：221-215.
⑤刘叙杰.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M]//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1998：7-21.
⑥苏州工专教职员之呼吁[N].时事新报，1925-2-16（11）.
⑦据柳士英曾孙陈平先生惠示的《苏州工专复校纪念册》（“复校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苏工专上海同学会出版，1947年），柳士英担任建筑科主任时间是1923年9月至1927年。
⑧据1928年担任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的鲁岱（字了翁）回忆：“天心阁，位于长沙东南角城垣上，是一风景区，……历为市民游憩之地。唐生智主湘政时期，把它拆毁，另在原址建三个阁。工未完，省政府连番改组，就无暇及此而停了摆。我在接任之时，三阁只有阁墩，而无阁楼，远望之如土堆，近观之为废墟。……我命第二科造一完成三阁的预算，呈请省府拨款，以便施工。……后来招标结果，由长沙一家建筑商得标。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三阁鼎峙，矗立天空，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别有一番新气象。”见：鲁了翁.长沙辟市琐忆[J].湖南文献，1975，3（4）：28-32.查唐生智主湘政时期为1927年7月至当年11月。如此，则目前较为世人所知的天心阁三阁方案当非刘敦桢所设计。
⑨刘敦桢.《营造法原》跋（1943年7月）[M]// 刘敦桢图7：总理纪念塔设计竞赛范文照、赵深方案，刘敦桢等为纪念塔图案评判顾问，1930年图8：栖霞寺舍利塔（修葺），南京，1931年全集（四）.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2007：68. 按：疑《全集》版该文“1926年秋”在原刊稿中当为“民国丙寅秋”。
⑩陈从周.姚承祖与《营造法原》（1），姚承祖与《营造法原》（2）[M]// 陈从周全集（12）：梓室余墨.南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1，160.
⑪吴县营造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并敬谢来宾启示[N].苏州明报，1931-7-10（1）.
⑫刘敦桢.《营造法原》跋（1943年7月）[M]// 刘敦桢全集（四）.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2007：68. 张至刚.自序（1956年）[M]// 姚承祖原著；张至刚（镛森）增编；刘敦桢校阅.营造法原.2版.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1986：3-5.
⑬徐苏斌.近代中国建筑学的诞生[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124.除伊东和关野外，曾师从木子清敬的日本第一代现代建筑家还包括大江新太郎（1879—1935）和武田五一（1872—1938），见：Cherie Wendelken. The Tectonics of Japanese Style：Architect and Carpenter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J].Art Journal，1996，55（3）：28-37.
⑭邹恩润，徐亮.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⑮施用.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发源地——苏工创办建筑科史料补遗[J].南方建筑，2000（1）：63-66.
⑯刘敦桢.大壮室笔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70. 按：原文“滨”当为“浜”。
⑰委任令：兹委任刘敦桢为技师兼建设股主任[M]//苏州市政筹备处编.苏州市政筹备处半年汇刊（1927年7月—12月）. 关于苏州市政筹备处，见：吴县县长已委定[N].苏州明报，1927-6-11（2）.
⑱市政处技正另有高就[N].苏州明报，1928-2-24（2）.
⑲市政处公饯刘技正[N].苏州明报，1928-2-25（3）.
⑳刘叙杰.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M]//杨永生，明连生.建筑四杰：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M].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1998：7-21.
㉑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小史[J].中国建筑，1933，1（2）：34.
㉒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开常会记[N].申报，1928-4-21（11）；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民国日报，1928-4-21（4）.
㉓科学社社友明日开大会[N].民国日报，1928-2-3（4）.
㉔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开常会记[N].申报，1928-4-21（11）；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N].民国日报，1928-4-21（4）.
㉕刘敦桢.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J].科学，1928，13（4）：506-513. 按：本文收入《刘敦者桢全集（一）》（北京：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2007年，1-3页），但部分段落或字句已经补充或改写。本文引文皆据刘初刊稿。
㉖刘敦桢.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J].教育杂志，1922，14（5）：1-26. 按：本文不见于《刘敦桢全集》，故是刘的一篇佚文。
㉗沪华海公司工程师宴客并论建筑[N].申报，1924-2-17，本埠增刊（1）.
㉘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4-19.
㉙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1916，13（10）：1-8.
㉚章行严（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J].东方杂志，1919，16（11）.被收入：王均熙.章士钊全集（四）[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09-117.
㉛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1920.㉜陈垣致欧阳祖经信，1964年2月4日。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18.
㉝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1.
㉞冯天瑜，杨华.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绪论》[M]//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北京：出版社高等教育，2014：29-31.
㉟刘敦桢.中国之塔[M]//内政部编印.公共工程专刊（第一集）.1945：57-60.
㊱伊东原文是：“自然物中，日、月、星、云、水、冰、山、岩石等种类，虽属不少，然常用者为云与水，……几何纹之种类甚多，……古铜器中所见者，有雷文、云文、粟文、弦纹、蝉文（蝉虽动物而已几何化矣）等”。此处中译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1937：60. 刘敦桢所读当为伊东在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在《东洋史讲座》发表的《支那建筑史》。徐苏斌教授曾比较过《支那建筑史》的不同版本。据她2022年6月3日告知，1926年和1940年版的前半部分完全一样，后半部分加了六朝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1931年版中已写。而根据译者识语（261页）可知，其所补内容为书中的“附录：《营造法式》摘录”。
㊲关野贞.天龙山石窟[J].国华，1921（375）.参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57-68. “第六十图：第十六第十七窟外观”，“第六十一图：第十六窟入口金刚力士”，参见：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金尾文渊堂，1922.
㊳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东京：金尾文渊堂，1922.
㊴参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31-38；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J].世界历史评论，2021（6）：3-68，200；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面向[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42）：1-45.
㊵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中文翻译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1937：13-14.
㊶同上：12.
㊷刘敦桢. 琉璃窑轶闻[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73-177.
㊸中大建筑科学生组织参观团，参观古今建筑[J].民国日报，1929-6-27（4）.
㊹刘敦桢.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J].工学，1930（创刊号）：77-86. 按：本文不见于《刘敦桢全集》，故是刘的一篇佚文。感谢徐苏斌教授告知并惠赠这篇重要史料。
㊺徐苏斌.刘敦桢先生早期建筑思想研究——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建筑观[M]//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61-65.
㊻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M]. 1925：80.
㊼伊东说：“清承明之文化，仍急向低落而行。康熙、乾隆时代，虽放一道之光明，未几又急转直下，学问艺术皆无生气，徒祖述古人之皮相而已。清初虽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西清古鉴》诸大作，但只可谓为整理编纂古人之著作，不得谓为独创之新著。艺术亦然：许多大建筑，皆蹈袭前代之式样而不能及之。”见《支那建筑史》，32-33页。
㊽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42-59.
㊾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69.
㊿刘既漂.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及其未来[J].东方杂志，1930，27（2）：133-139.
51. 见：刘既漂“中央党部正面图”“国家图书馆” . [J].贡献（刘既漂建筑专号），1928，3（6）；“中央党部回廊图”“国民政府署西立面图”“国民政府总署进口透视图”，“国民革命军纪念堂”[J].旅行杂志，1929，3（4）；“国民政府署俯视图”“国民政府署南面透视图”，见：建筑师刘既漂及其作品[J].良友，1929（35）：37.关于刘既漂，另请参见：郑红彬.调和中西以创中国新建筑之风——刘既漂的“美术建筑”之路及其解读[J].南方建筑，201（6）：77-85.
52. 赖德霖.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J].艺术史研究，2003（5）：471-503.
53. Joseph Edkins. Chinese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亚东学会 华北支会月报），XXIV，1889-90：253-288；瞿祖豫译.英人爱迪京中国建筑[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2）：1-28.
54. 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42-59.
55. 同上。
56.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69.
57.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28、32次会议记录（1931年1月26日、6月26日）[M]//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571，580.
（本文节选自《士之能者：刘敦桢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现代起步（上）》，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2年10月刊，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建筑师》No.219丨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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